扎。我像一个溺水者，在心灵的苦海上苦苦挣扎……
这一次，我是在劫难逃
2003年8月4日，夜，我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警察，在圆明园学生公寓，再一次抓走了几名“三无人员”。
我，就在这几名倒霉鬼里面。
其实，自1999年我到北京起，就听说了警察抓“三无人员”的种种传闻，但我一直弄不懂“三无人员”的“三无”到底是哪“三无”，好像是“无身份证，无工作证（或就业证），无暂住证”吧？只要你有其中一证不全，你就是“三无人员”，在北京就可能随时被抓，被遣送。
早在住地下室时期，很多“三无人员”（包括我），都害怕自己哪一天一不小心就被抓，因而，每当有“今晚警察可能会来查暂住证”的风吹草动，不少人就会吓得夜不归宿──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我也一直提心吊胆，生怕哪一天真的抓到自己头上。
因为，办暂住证至少要１００多元钱，我没钱办。
这一次，我是灾星当头，在劫难逃。
装着我们这些“三无人员”的警车，往派出所开去。
在福缘门村路口，警车竟被人拦了下来。
原来，拦车者是几个酒喝高了的小青年，他们一见是警察，大惊失色。
为首的警察气不打一处来，大喝：“都给老子上车！”
他们也被塞了进来。
我忐忑不安地在派出所的冷板凳上坐过了一夜。
有一个有趣的细节：
给我做登记的一个年轻警察，注意到我脚上的皮鞋，问我：皮鞋是哪儿来的？
这哥们，还真不愧是当警察的！我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的确，这皮鞋不是我的。
不久前，公寓里发生了斗殴事件，警察介入，当事人被抓。
我偶然经过斗殴者所住的宿舍，看见清洁工从里面清理出一大堆垃圾，其中有一双皮鞋。
挺好的皮鞋，扔了太可惜了。我比划了一下长短，正合我的脚，就要走了。
想不到，这位警察火眼金睛，还认得这双鞋。
迄今为止，这双皮鞋跟了我三年，从北京到福建到武汉又到北京，到现在还在我的脚上。
我不敢承认是拣的，谎说是我的老乡、总后的作家王宏甲送的。
那警察倒没深究。
凌晨四点多，我们被赶上警车。
我知道，这是把我们送往收容遣送站。
警车在平静安详的城市里绕来绕去，然后，驶上了郊区的公路。
我坐在司机的后面，心中愤怒而又惶恐。
天亮以后，我们被送进了位于昌平的收容遣送站。
偌大的收容遣送站，早已人满为患。
这里面，几乎全国各地的人都有，时不时有新的“三无人员”被送进来。
当然，也有整批整批的“三无人员”被遣送走。
收容遣送站里人声鼎沸，“三无人员”有的对着楼上的老乡大声喊叫，有的高声歌唱，有的和保安打嘴架，互相大骂对方的祖宗十八代。
站里上下两层，有数十个超大的“号子”，每个号子只在地上随便铺了几床特大的草席，早已被“三无人员”踩得又脏又破。不少人就横躺在上面呼呼大睡。
我虽然一夜没合眼，困得不行，很想好好睡上一觉，但在这样乱糟糟的环境里，又怎能睡得着呢？
第十九章 挣扎(5)
“我抗议！我抗议！我抗议！……”号子外，有人在大喊大叫。
我往铁栅栏外看去，原来，有一个即将遣送的倒霉鬼，在上厕所时，一根从楼上下来的下粪管突然爆裂，臭烘烘的粪便溅了他一身。
一个干部过来，问清情况，吩咐一个保安：“去，给他拿一袋洗衣粉。”
保安拿来洗衣粉，他便脱得赤条条的，在水龙头那儿骂骂咧咧地洗起来。
把身子和衣服洗净后，这家伙把湿漉漉的衣服往身上一穿，回到原来的队列中去了。
到中午时，我粒米滴水未进，眼前冒起了金星。
还好，站里有推车来卖方便面、饼干和汽水的，我身上正好还有最后的6元钱，便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换成了一瓶汽水和一小筒饼干。
那3元钱一筒的劣质饼干和3元钱一瓶的小厂家生产的汽水，在外面几毛钱就能买到。
下午三点多吧，总算供应了一顿“免费的午餐”：每人分到两块玉米面窝头，一勺南瓜汤。
南瓜汤也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因为不给碗，幸好我有一个塑料汽水瓶，从瓶颈处撕开奇 -∧ ，就是一个“碗”了。
我怕晚上饿，就向工作人员求情，多要了两块窝头揣在口袋里。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北方的窝头，那又硬又涩的滋味，终身难忘。
第二十章 初登讲坛(1)
我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任何事都勇于去尝试，不惧失败。
――沙漠舟
哥哥，原谅你弟弟的无能吧！
2002年夏初，侄儿小强即将参加高考，我特意从京城回到家乡，给小强助威打气。
回家的路费，是老大哥何尚掏的。
之所以千里迢迢回来，是因为小强只有我这么一个叔叔，他的母亲又在外地给人当保姆，不可能回来陪考。
毕竟，高考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算得上是一桩大事。
小强的高中三年，能读下来颇为不易，他的母亲几次以没钱为由要他辍学，多亏了他的姐姐、嫁在长春的小鹃，节衣缩食地资助他的学费和生活费，才得以完成学业。
小强还算争气，高考分数出来后，他的成绩过了专科录取分数线。
不久，福州的一所大学寄来了录取通知书。
但是，上大学得好几千元学费，该怎么办呢?
这个难题,像一块千斤巨石,沉重地压迫着我，煎熬着我……
哥哥待我恩重如山，如果不能帮助小强顺利读上大学，我又怎么对得起哥哥的在天之灵呢？
侄女小鹃帮助小强多年，再也没有能力再资助她的弟弟上大学了。
回京后，无数个夜晚，我都在辗转反侧、彻夜不眠中度过。
无奈之下，我想了一个下策，写了一封信：
紧 急 求 助
再过两天，就是农历七月十五，又逢鬼节，想起了九泉下久违了的父母和兄长――母亲去世已经二十八年，父亲和兄长离开人世也已整整六年了。
六年前，侄儿小强才刚小学毕业。
六年后，侄儿长大了，并考上了大学，这是唯一可以告慰死去的亲人们的。
然而，由于贫穷的家境，加上我这个唯一的叔叔的无能，眼看着侄儿数千元的上大学的费用无有着落。
写此信的目的，就是为侄儿筹借学费而来。
“在困难中向人求助，也是出于一种尊重。”为了让侄儿有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敬祈各位“生命教练系统”的学员、师长伸出援手，予以支持一二。
“滴水之恩，未必涌泉相报。”但我会将这一份爱心一生珍藏，并将之回报社会。
沙漠舟
2002年8月20日
“‘生命教练系统’的学员、师长”是在北京的一次培训会议中认识的。这次培训仅仅两天两夜的时间，培训费却高达1600元，但还是有五六十人参加，只有我是唯一没有交费的。
这次培训，主题围绕生命和爱，现场火爆热烈，好些人热泪滚滚，表示要好好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善待这个世界。
他们中不少是老总、白领，大都属于“有钱一族”。
我把求助信给每人寄了一份，以为通过这次“爱的教育”，他们或许真会慷慨解囊，解我侄儿的上学之难。
结果令人失望――除了开学后有一位成都的大姐打来电话询问我侄儿的学费有无着落，其他人根本没理睬我这个“茬”。
或许这个世界骗子太多，他们也把我看成一个了一个骗子？
最终，小强的学费没能解决，只好回学校复读。
唉，哥哥，原谅你弟弟的无能吧！……
香山其实就是一座山
第二年，2003年春节过后，我从书商手里一次性拿到3000元稿费――这也是我一生中挣到的第一笔“大钱”。
我当即给小强汇去一半――1500元。
侄女知道后，说不该一次性汇这么多，怕小强花钱没计划，一下就把钱花掉。
我说，去年没能筹到学费，我这个做叔叔的很对不起你弟弟，这次我这样做，是想告诉他，今年不一样了，让他好好复读，不用为今年上大学的费用担心。
这时，我又搬了一次家，住到了香山北营老九号。
从房东口中得知，当年著名作家杨沫就住在隔壁的一座院子，房东还给她挑过水，一担一毛钱，一天一担，一个月三块钱。
那时是1974年至1980年，这位以《青春之歌》一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老作家，在这里住了六个年头。
杨沫故居已经翻修一新，拆下来的旧门窗，我的房东用来盖了房子，我所租的就是其中一间。
香山以红叶闻名天下，是个极具人文色彩的地方。曹雪芹老先生当年就是在香山的黄叶村写出传世巨著《红楼梦》，解放后建于此地的北京植物园，园中即特别修建了曹雪芹纪念馆。
我住的地方还是块风水宝地。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大名鼎鼎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去世，其家属就想买下这块地作为梅大师的安息地，无奈我的房东一家死活不肯，梅家只得作罢。
最后，梅大师的墓地选在了附近的另一块地，离我所住的地方不过四五百米，而中间，还隔着另一位京剧大师马连良的墓地。
在香山安息的，还有梁启超、刘半农、刘天华等文化名人。
香山，与文化有不解之缘。
自圆明园艺术村解散后，北京又有了位于昌平的上苑艺术村，位于通州的宋庄画家村，位于朝阳的798艺术工厂，位于海淀的香山文化部落。
朋友那琪2005年出版了《点击香山文化部落》，书中有对住在香山的三四十位艺术家的专访，其中多是我的朋友，如来自青岛的诗人三叶，来自辽宁的盲人歌手周云蓬，来自黑龙江的画家吴可，来自湖南的诗人曾德旷、张遥、画家蔡应龙，来自贵州的哲学家熊晋仁、中国笔迹学第一人徐庆元、诗人空夏，来自福建的诗人徐天舟、苏霆、女作家胡汉华，来自四川的作家王少农，来自陕西的“最后一个乡村诗人”段卫洲，以及不知来自何处的丝绸之路乐队的刘枫、阿里……
第二十章 初登讲坛(2)
我所住的北营老九号，除我之外，当时住的或写作或唱歌或写唱兼顾的还有徐天舟、周云蓬、张遥、刘枫、苏霆、胡汉华等，加上经常有诗朋文友来访，我们常在一起喝酒，争着吟诗、弹唱，热闹非常。
其中，盲歌手周云蓬，堪称香山文化部落的杰出代表。他九岁失明，一度靠街头卖唱和酒吧弹唱为生，足迹遍及包括西藏在内的十几个省市。自理能力令人惊叹，能独自上街买菜、做饭、洗衣，在电脑上写作……2004年一家唱片公司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2007年他推出新专辑《中国孩子》。他的诗歌深刻、有力，歌曲关注底层，直击人心，被誉为“中国最具人文气息的民谣歌手”，曾与罗大佑一起受邀参加在广州举办的第五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颁奖典礼。
2003年，我曾做过几次周云蓬的“拐杖”――带他去城里的酒吧唱歌。他每晚可得报酬150元左右，打车回来就要花掉五六十元。他爱喝酒，常常在酒吧豪饮至醉，也常常一个人孤独地在香山的一个路边烧烤小店以羊肉串下酒。有一个深夜，他唱完歌和我打车回来，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现在，他已经成家，妻子小雅是个能带他一起行走天涯的天使，一个在黑暗中流浪多年的灵魂，终于寻找到了幸福的归宿。
人算不如天算
2003年3月，我对朋友说：我要回家乡去做演讲。
你还是等自传出版后再去演讲吧。朋友劝我。
我想现在就去，等书出版了，再去演讲就有经验了。我坚持己见。
其实，做演讲的念头，早在2000年就有了。
那年冬天，我在北大听了一场演讲，主讲人罗江后来成为我的朋友。
罗江北大毕业后进了北京市政府，但他的性格与官场格格不入，于是辞职。1998年他走上演讲台，在全国各地学校做《超越自身的极限――非智力因素对学习的影响》的演讲。
一开始，他因毫无知名度，碰了不少壁。但皇天不负苦心人，我在北大听他演讲时，他在全国已作了200多场演讲，给无数学生带去了鼓舞和激励。
我也可以像罗江那样去演讲。那个晚上，我暗暗对自己说。
清明节之前，我回到了家乡建阳，给父母和哥哥扫了墓。
时光如水，哥哥和父亲离开人世已经六年了。
一无所有。我还是一无所有。
是谁说的，“一无所有更值得奋斗”？
我，还要这样苦苦奋斗多久？
何时，才能让天国的亲人不为我担心，也不为侄儿小强担心？
其实，这次回家乡，除了想争取演讲
这一次，我是在劫难逃
2003年8月4日，夜，我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警察，在圆明园学生公寓，再一次抓走了几名“三无人员”。
我，就在这几名倒霉鬼里面。
其实，自1999年我到北京起，就听说了警察抓“三无人员”的种种传闻，但我一直弄不懂“三无人员”的“三无”到底是哪“三无”，好像是“无身份证，无工作证（或就业证），无暂住证”吧？只要你有其中一证不全，你就是“三无人员”，在北京就可能随时被抓，被遣送。
早在住地下室时期，很多“三无人员”（包括我），都害怕自己哪一天一不小心就被抓，因而，每当有“今晚警察可能会来查暂住证”的风吹草动，不少人就会吓得夜不归宿──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我也一直提心吊胆，生怕哪一天真的抓到自己头上。
因为，办暂住证至少要１００多元钱，我没钱办。
这一次，我是灾星当头，在劫难逃。
装着我们这些“三无人员”的警车，往派出所开去。
在福缘门村路口，警车竟被人拦了下来。
原来，拦车者是几个酒喝高了的小青年，他们一见是警察，大惊失色。
为首的警察气不打一处来，大喝：“都给老子上车！”
他们也被塞了进来。
我忐忑不安地在派出所的冷板凳上坐过了一夜。
有一个有趣的细节：
给我做登记的一个年轻警察，注意到我脚上的皮鞋，问我：皮鞋是哪儿来的？
这哥们，还真不愧是当警察的！我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的确，这皮鞋不是我的。
不久前，公寓里发生了斗殴事件，警察介入，当事人被抓。
我偶然经过斗殴者所住的宿舍，看见清洁工从里面清理出一大堆垃圾，其中有一双皮鞋。
挺好的皮鞋，扔了太可惜了。我比划了一下长短，正合我的脚，就要走了。
想不到，这位警察火眼金睛，还认得这双鞋。
迄今为止，这双皮鞋跟了我三年，从北京到福建到武汉又到北京，到现在还在我的脚上。
我不敢承认是拣的，谎说是我的老乡、总后的作家王宏甲送的。
那警察倒没深究。
凌晨四点多，我们被赶上警车。
我知道，这是把我们送往收容遣送站。
警车在平静安详的城市里绕来绕去，然后，驶上了郊区的公路。
我坐在司机的后面，心中愤怒而又惶恐。
天亮以后，我们被送进了位于昌平的收容遣送站。
偌大的收容遣送站，早已人满为患。
这里面，几乎全国各地的人都有，时不时有新的“三无人员”被送进来。
当然，也有整批整批的“三无人员”被遣送走。
收容遣送站里人声鼎沸，“三无人员”有的对着楼上的老乡大声喊叫，有的高声歌唱，有的和保安打嘴架，互相大骂对方的祖宗十八代。
站里上下两层，有数十个超大的“号子”，每个号子只在地上随便铺了几床特大的草席，早已被“三无人员”踩得又脏又破。不少人就横躺在上面呼呼大睡。
我虽然一夜没合眼，困得不行，很想好好睡上一觉，但在这样乱糟糟的环境里，又怎能睡得着呢？
第十九章 挣扎(5)
“我抗议！我抗议！我抗议！……”号子外，有人在大喊大叫。
我往铁栅栏外看去，原来，有一个即将遣送的倒霉鬼，在上厕所时，一根从楼上下来的下粪管突然爆裂，臭烘烘的粪便溅了他一身。
一个干部过来，问清情况，吩咐一个保安：“去，给他拿一袋洗衣粉。”
保安拿来洗衣粉，他便脱得赤条条的，在水龙头那儿骂骂咧咧地洗起来。
把身子和衣服洗净后，这家伙把湿漉漉的衣服往身上一穿，回到原来的队列中去了。
到中午时，我粒米滴水未进，眼前冒起了金星。
还好，站里有推车来卖方便面、饼干和汽水的，我身上正好还有最后的6元钱，便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换成了一瓶汽水和一小筒饼干。
那3元钱一筒的劣质饼干和3元钱一瓶的小厂家生产的汽水，在外面几毛钱就能买到。
下午三点多吧，总算供应了一顿“免费的午餐”：每人分到两块玉米面窝头，一勺南瓜汤。
南瓜汤也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因为不给碗，幸好我有一个塑料汽水瓶，从瓶颈处撕开奇 -∧ ，就是一个“碗”了。
我怕晚上饿，就向工作人员求情，多要了两块窝头揣在口袋里。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北方的窝头，那又硬又涩的滋味，终身难忘。
第二十章 初登讲坛(1)
我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任何事都勇于去尝试，不惧失败。
――沙漠舟
哥哥，原谅你弟弟的无能吧！
2002年夏初，侄儿小强即将参加高考，我特意从京城回到家乡，给小强助威打气。
回家的路费，是老大哥何尚掏的。
之所以千里迢迢回来，是因为小强只有我这么一个叔叔，他的母亲又在外地给人当保姆，不可能回来陪考。
毕竟，高考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算得上是一桩大事。
小强的高中三年，能读下来颇为不易，他的母亲几次以没钱为由要他辍学，多亏了他的姐姐、嫁在长春的小鹃，节衣缩食地资助他的学费和生活费，才得以完成学业。
小强还算争气，高考分数出来后，他的成绩过了专科录取分数线。
不久，福州的一所大学寄来了录取通知书。
但是，上大学得好几千元学费，该怎么办呢?
这个难题,像一块千斤巨石,沉重地压迫着我，煎熬着我……
哥哥待我恩重如山，如果不能帮助小强顺利读上大学，我又怎么对得起哥哥的在天之灵呢？
侄女小鹃帮助小强多年，再也没有能力再资助她的弟弟上大学了。
回京后，无数个夜晚，我都在辗转反侧、彻夜不眠中度过。
无奈之下，我想了一个下策，写了一封信：
紧 急 求 助
再过两天，就是农历七月十五，又逢鬼节，想起了九泉下久违了的父母和兄长――母亲去世已经二十八年，父亲和兄长离开人世也已整整六年了。
六年前，侄儿小强才刚小学毕业。
六年后，侄儿长大了，并考上了大学，这是唯一可以告慰死去的亲人们的。
然而，由于贫穷的家境，加上我这个唯一的叔叔的无能，眼看着侄儿数千元的上大学的费用无有着落。
写此信的目的，就是为侄儿筹借学费而来。
“在困难中向人求助，也是出于一种尊重。”为了让侄儿有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敬祈各位“生命教练系统”的学员、师长伸出援手，予以支持一二。
“滴水之恩，未必涌泉相报。”但我会将这一份爱心一生珍藏，并将之回报社会。
沙漠舟
2002年8月20日
“‘生命教练系统’的学员、师长”是在北京的一次培训会议中认识的。这次培训仅仅两天两夜的时间，培训费却高达1600元，但还是有五六十人参加，只有我是唯一没有交费的。
这次培训，主题围绕生命和爱，现场火爆热烈，好些人热泪滚滚，表示要好好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善待这个世界。
他们中不少是老总、白领，大都属于“有钱一族”。
我把求助信给每人寄了一份，以为通过这次“爱的教育”，他们或许真会慷慨解囊，解我侄儿的上学之难。
结果令人失望――除了开学后有一位成都的大姐打来电话询问我侄儿的学费有无着落，其他人根本没理睬我这个“茬”。
或许这个世界骗子太多，他们也把我看成一个了一个骗子？
最终，小强的学费没能解决，只好回学校复读。
唉，哥哥，原谅你弟弟的无能吧！……
香山其实就是一座山
第二年，2003年春节过后，我从书商手里一次性拿到3000元稿费――这也是我一生中挣到的第一笔“大钱”。
我当即给小强汇去一半――1500元。
侄女知道后，说不该一次性汇这么多，怕小强花钱没计划，一下就把钱花掉。
我说，去年没能筹到学费，我这个做叔叔的很对不起你弟弟，这次我这样做，是想告诉他，今年不一样了，让他好好复读，不用为今年上大学的费用担心。
这时，我又搬了一次家，住到了香山北营老九号。
从房东口中得知，当年著名作家杨沫就住在隔壁的一座院子，房东还给她挑过水，一担一毛钱，一天一担，一个月三块钱。
那时是1974年至1980年，这位以《青春之歌》一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老作家，在这里住了六个年头。
杨沫故居已经翻修一新，拆下来的旧门窗，我的房东用来盖了房子，我所租的就是其中一间。
香山以红叶闻名天下，是个极具人文色彩的地方。曹雪芹老先生当年就是在香山的黄叶村写出传世巨著《红楼梦》，解放后建于此地的北京植物园，园中即特别修建了曹雪芹纪念馆。
我住的地方还是块风水宝地。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大名鼎鼎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去世，其家属就想买下这块地作为梅大师的安息地，无奈我的房东一家死活不肯，梅家只得作罢。
最后，梅大师的墓地选在了附近的另一块地，离我所住的地方不过四五百米，而中间，还隔着另一位京剧大师马连良的墓地。
在香山安息的，还有梁启超、刘半农、刘天华等文化名人。
香山，与文化有不解之缘。
自圆明园艺术村解散后，北京又有了位于昌平的上苑艺术村，位于通州的宋庄画家村，位于朝阳的798艺术工厂，位于海淀的香山文化部落。
朋友那琪2005年出版了《点击香山文化部落》，书中有对住在香山的三四十位艺术家的专访，其中多是我的朋友，如来自青岛的诗人三叶，来自辽宁的盲人歌手周云蓬，来自黑龙江的画家吴可，来自湖南的诗人曾德旷、张遥、画家蔡应龙，来自贵州的哲学家熊晋仁、中国笔迹学第一人徐庆元、诗人空夏，来自福建的诗人徐天舟、苏霆、女作家胡汉华，来自四川的作家王少农，来自陕西的“最后一个乡村诗人”段卫洲，以及不知来自何处的丝绸之路乐队的刘枫、阿里……
第二十章 初登讲坛(2)
我所住的北营老九号，除我之外，当时住的或写作或唱歌或写唱兼顾的还有徐天舟、周云蓬、张遥、刘枫、苏霆、胡汉华等，加上经常有诗朋文友来访，我们常在一起喝酒，争着吟诗、弹唱，热闹非常。
其中，盲歌手周云蓬，堪称香山文化部落的杰出代表。他九岁失明，一度靠街头卖唱和酒吧弹唱为生，足迹遍及包括西藏在内的十几个省市。自理能力令人惊叹，能独自上街买菜、做饭、洗衣，在电脑上写作……2004年一家唱片公司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2007年他推出新专辑《中国孩子》。他的诗歌深刻、有力，歌曲关注底层，直击人心，被誉为“中国最具人文气息的民谣歌手”，曾与罗大佑一起受邀参加在广州举办的第五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颁奖典礼。
2003年，我曾做过几次周云蓬的“拐杖”――带他去城里的酒吧唱歌。他每晚可得报酬150元左右，打车回来就要花掉五六十元。他爱喝酒，常常在酒吧豪饮至醉，也常常一个人孤独地在香山的一个路边烧烤小店以羊肉串下酒。有一个深夜，他唱完歌和我打车回来，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现在，他已经成家，妻子小雅是个能带他一起行走天涯的天使，一个在黑暗中流浪多年的灵魂，终于寻找到了幸福的归宿。
人算不如天算
2003年3月，我对朋友说：我要回家乡去做演讲。
你还是等自传出版后再去演讲吧。朋友劝我。
我想现在就去，等书出版了，再去演讲就有经验了。我坚持己见。
其实，做演讲的念头，早在2000年就有了。
那年冬天，我在北大听了一场演讲，主讲人罗江后来成为我的朋友。
罗江北大毕业后进了北京市政府，但他的性格与官场格格不入，于是辞职。1998年他走上演讲台，在全国各地学校做《超越自身的极限――非智力因素对学习的影响》的演讲。
一开始，他因毫无知名度，碰了不少壁。但皇天不负苦心人，我在北大听他演讲时，他在全国已作了200多场演讲，给无数学生带去了鼓舞和激励。
我也可以像罗江那样去演讲。那个晚上，我暗暗对自己说。
清明节之前，我回到了家乡建阳，给父母和哥哥扫了墓。
时光如水，哥哥和父亲离开人世已经六年了。
一无所有。我还是一无所有。
是谁说的，“一无所有更值得奋斗”？
我，还要这样苦苦奋斗多久？
何时，才能让天国的亲人不为我担心，也不为侄儿小强担心？
其实，这次回家乡，除了想争取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