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不过二十六岁吗？”
十六岁的卡门不再回答。
“那你算过自己的命吗？”
“没有，自己的命运是不可以自己算的。"
那一年，卡门和高凡都考进了县城的高中。人们都说高凡有希望考上一本院校。至于卡门嘛，虽然星座塔罗牌算得很溜，但数学从没及格过，高中能毕业就不错了。
高三，上半学期，秋天。
犹豫和酝酿了两个月后，高凡第一次邀请卡门出去玩。当他结结巴巴说出口，等待冷言拒绝或是一个耳光，卡门却大大方方地回答：“好啊，去哪里玩？星期天吗？”
星期天，清晨七点，他骑着一辆黑色捷安特自行车，来到卡门家开的发廊门口。
洗头的四川小妹招呼他进去，他腼腆地躲进旁边的巷子。等了三个钟头，卡门才起床，洗完脸，梳好头，换上一身运动装，长发束在脑后，坐上自行车后座。
高凡用力蹬着自行车，并不觉得卡门有多少分量。她双手揽住高凡的腰，侧脸贴着他的后背。幸福来得太突然，毫无防备，他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在此之前，他们连小纸条都没传过，更别说逛大街看电影吃消夜还有开房之类的了。他后悔以前要是胆子再大一点，说不定早就成真了呢。
骑车出了县城，到了田野间的公路上，他才回头大声说：“卡门，我带你去看麦田。”
“好啊！”卡门抬头对着秋日的天空回答。
他努力地蹬着脚踏板，继续吼道：“我还要带你去看向日葵！”
“太好了！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向日葵呢。"
整整一天，高凡骑遍了全县的七个镇五个乡，包括隔壁县的两个乡，翻过了十几座桥，转了好多次盘山路，除了还没收割的水稻田和山坡上的玉米地，没看到过一片麦田，更不用提向日葵了。
“你为什么要去看麦田和向日葵呢？”
“嗯，我想要画麦田或者向日葵。”
“真的想要考美术学院？”
“是啊。”
“可是，你不知道我们这里根本就不种麦子吗？”
“我……不知道……对啊，你为什么不提醒我？”
“傻瓜！”
直到高中毕业，高凡才明白自己太蠢了，卡门不过是想有一个出去玩的理由罢了，就算提议去看火葬场，她也会答应的。
那天下午，当他骑着自行车直到山的那边，第一次看到乱石堆积的黑色滩涂，两条腿就抽筋了。卡门让他下来坐到后座上，换她到前面骑。这女孩的双腿真有劲儿啊，骑得比男生快多了，必须赶在天黑前回到县城。高凡当然不能搂着她的腰，只能抓紧自行车后座的铁杆，鼻子与她的后颈项保持五厘米，使劲闻着她发间的气息，难免有几根发丝沾上嘴唇。古人说的香汗是真的啊，高凡心想。
晚上七点，他俩到了发廊门口，卡门告别时说：“以后有机会啊，我真的想去看看麦田和向日葵。”
虽然高凡已筋疲力尽，后来是推着自行车回家的，但他记住了卡门的这句话。
这是整个中学时代，高凡与卡门最亲密的一次接触，仅此而已。
高三下半学期，高凡十八岁，那年发生了三桩大事：
第一件事，卡门家的发廊发生了火灾，她妈连同三个发廊小妹和两个客人，全部葬身火海，卡门是唯一的幸存者。
第二件事，高凡没有被美术学院录取。
第三件事，卡门与高中美术老师私奔了。
我是在两个月前认识高凡的。
那是个春天的下午，风和日丽，梧桐树叶肆意生长，像发情期的野猫。长寿路与陕西北路的拐角，有人抱着吉他唱《我的未来不是梦》――是我最爱的张雨生哎，听了心情大佳，我往流浪歌手的托盘里扔了二十块钱。公园门口有许多地摊，有个旧书摊似乎还顺便卖黄碟。我随便扫了一一眼，有本八十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科幻小说，封面上有“上海第三石油机械厂工会图书馆”的公章。真亲切啊，我爸在这家厂干了三十年，就在背后的澳门路，早被拆掉造起丫楼盘。
独自走进长寿公园，在一组城市雕塑底下，我看到了那个画画的男人。
他长得有些异相。首先是很瘦，皮包骨头似的。肤色发红发紫，头发乱乱的，胡子好久没有刮过了，很明显地围着下巴爬了一圈，有些络腮胡的味道。我没想到他才二十五岁。
他完全无视我的存在，目光和焦点没有丝毫变化，像个瞎子。
画架底下挂着个牌子：素描人像，每幅一百元。
“能为我画一幅吗？”我问。
男人像从梦中醒来，堆出生硬的笑容，“好啊，请坐。”
他拿出一个小板凳，让我坐在面前。远近恰当，不用太费力气，就能听清彼此说话。
我仰起头，眺望长寿公园东侧，公寓楼顶层二十一楼的阳台。当我举着望远镜偷看他画画的时候，他抬头一定也能看到我。当我摆出正襟危坐的姿势，好像在摄影师面前拍新书宣传照，他说自然一些就行了，随便怎么坐，只要别乱动。
他的音色倒是不错，只是普通话不太标准，有南方口音。
坐下一分钟就后悔了――我像个白痴！四周有人围观了，在民工与大妈们异样的目光下，我的额头冒出冷汗，仿佛一条被主人展示的宠物。该死的！但我不好意思拂袖而去，咬着牙关硬撑下来。屁股底下的小塑料板凳，让我浑身发痒如坐针毡。
“抱歉，我不是个好模特儿。”
五分钟过去，周围的人们看着没劲，渐渐散去。而他只是看着我，用画笔量了量我的脸部轮廓，却始终没在画架上动笔。
为了掩饰慌张，我必须跟他说话，否则我真会逃跑的，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看着他在画架背后的眼睛说：“其实，我也学过画画。”
“真的吗？”
“当我读小学时就开始学画丫，但是很简单的素描和水彩，当中间断过几年。初一，我在学校图书馆借了《希特勒秘史））和《第三帝国的兴亡》――青年希特勒漂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基本就是个农民工，理想是当画家，考过维也纳美术学院，学院说他的画虽然准确，但缺乏艺术性，更适合报考建筑学院。如果维也纳美术学院招收了这个孤苦伶仃的年轻人，还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吗？而我向往的是上海美专，刘海粟开创的学校，中国最早画人体模特的地方――某种程度上也是向往这个。我买了许多教科书和素描铅笔，从HB到12B。我爸帮我买了个石膏像回家――那是个长发飘扬的外国老头，《马赛曲》，法国雕塑家吕德一八三六年完成的作品，原作是在巴黎凯旋门上的高浮雕。我画了一个学期，差不多每天画一幅，没有任何老师指导。我每次都有进步，最后画到以假乱真，就是你们看到过的那种素描，乍看还以为是黑白照片。我去美术学院报了名，专业考试那天却不敢出门――我害怕失败，自己只是个三脚猫，人家都是拜师学艺了多少年，根本比不过啊。于是，我连尝试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就放弃了我的画家梦。”
当我感慨到要落泪时，他已经趁我说话间在纸上画出了我的轮廓。
“后来，我一直在想啊，如果那天，真的去参加丫考试，结果会怎样。老实说，切实地想了想，以我的基本功，几乎肯定是要被刷掉的。可至少，这样能让我彻底死心，不用为了自己的怯懦而后悔。就像你，也有过后悔一辈子的经历吧？“
“当然，有过。”画画的人回答。
我仰头看着天空，尽力让眼眶再干涩些，“所以啊，梦想这东西一定是要有的，即便注定不能实现。”
奇怪，平时闷葫芦的我，怎么在这个陌生人面前这么多话？是我面对画家都有种亲切感吗？
他始终沉默着，“沙沙”地画画，让我想起中学时候画石膏像的感觉。
忽然，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高凡。”
“你是怎么开始学画的呢？”
4
两个月后，高凡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是这样交代的――
高中美术老师姓白，那年不到三十岁，体形瘦长，身高差不多有一米八。他的皮肤白净，眼镜隐藏目光，很像那时流行的裴勇俊。他不是本地人，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这个终年愁云惨雾的小城。
除了文森特・凡・高，白老师是高凡唯一崇拜过的男人。而文森特・凡・高也是白老师唯一崇拜过的男人。
高一那年的美术课，老师抛开课本，单独讲了半个钟头凡・高，幻灯片依次放出《吃土豆的人》《夜晚咖啡馆》《十五朵向日葵》《星空》《割耳朵后的自画像》《麦田群鸦》。
两个月后，美术课交作业，白老师收到一幅临摹凡・高的《开花的杏树》。天蓝色背景，灰绿色枝丫，扭曲伸展，配着无数杏黄色的花朵…虽然临摹的质量低劣，大多数花朵都是模糊的，相较原作，比例也有很大问题，不过，白老师喜欢，尽管是幅水彩画，乍一看竟有中国画的感觉。作业没有留名字，美术老师好久才找到临摹者――二班最不起眼的高凡。
那个周末，白老师邀请高凡去他的画室里玩。
所谓“画室”，其实就是单身教师的宿舍，散发着浓重的颜料气味，堆满了各种画画的工具，还有未完工的半成品，好多幅都是临摹凡・高的向日葵与麦田。
高凡说他的画是自学的，就是把别的男牛用来打游戏和泡妞的时间，用在了素描和水彩上。白老师夸赞他有画画的天分，送给他一套全新的颜料，并给他恶补了一些基本功。
“凡・高是二十七岁以后才开始画画的，你才十六岁，真的不算晚哦。”白老师这样对高凡说。
从此，高凡常来教师宿舍，跟白老师学素描与水彩画，隔一年就进阶到了油画。年轻白净的美术老师与男学生往来过密，自然引起风言风语――特别是暗恋他又宅腐的女老师们。
到了高三，大伙儿都忙着高考，早把美术老师忘得一干二净，除了决定报考美术学院的高凡。
因为，高凡从卡门嘴里打听到，自己竟跟凡・高有相同的太阳星座与月亮星座，这让他激动得几天睡不着觉。
当别人在晚自习和请家教补课，他却在白老师的画室里拼命画石膏像，补齐素描基本功。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有天晚上，白老师含着一根烟，看着窗外屋檐下淋漓的春雨。
白老师的家乡在新疆，父母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偶尔会说起天山脚下的麦田，准噶尔盆地的向日葵，太阳底下大片大片的金黄，像无数蛋饼煎得焦黄，鲜艳得要刺瞎眼睛。但他没来得及告诉高凡，因为在这里的气候带是见不着的。
“去哪里？”高凡放下8B的铅笔，走到老师身前，细长的脬子上有颗尖尖的核桃，雨滴落到嘴边茂密的绒毛上。
“不知道，这个鬼地方，总是要离开的吧。”白老师有些感冒着凉，鼻子塞着，声音嗡嗡的，像是从地底发出的。
三个月后，高考结束，白老师真的消失了，再没回来过，顺便带走了高三女生卡门。
至于高凡嘛，早早被美术学院拒之门外。幸好他父母准备好了后路，给他填报了一个本省的大专志愿，还是装修设计专业的，也能用到画画才能。
高凡依旧在阴雨绵绵飘满榕树根须的青苔校园里。他常给同学们画像，运气好的话能赚些零用钱。暑期，他会独自去省内的旅游景点，看到有人支着画架给游客画像，大多数拙劣到不堪人目，但依旧有傻瓜愿意掏腰包。
毕业后，他没找过工作，而是拿起画笔，在街头给人画画挣钱。他先去武夷山，画了两个月，赚的钱，除了填饱肚子，还不够买颜料的。等到赚够了火车票的钱，他终于冲出福建省去了三清山，然后是庐山、衡山、黄山、莫干山……
广东汕头海边的旷野中，他画过堆积如山的电子垃圾，如同凡・高旋转的麦田和橄榄树。他有时住在桥洞底下，民工就成了模特儿，不仅收不到一分钱，还被人骂有病。他被煤矿的保安打过，打到胃穿孔躺在医院里，兜里没钱被扫地出门。数九寒天的时候，他想要上华山“论剑”，半道几乎被冻死，跟几十个流浪汉挤在一块，靠烧垃圾取暖才活下来。
高凡的父母嘛，只知道儿子去了北京，在装修公司做设计师，每月收入八千元，但要付掉五千元的房租。
今年春节，高凡决定到这个国家最繁华的城市来试试运气。
他用了两个星期，走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也去过外滩之类的旅游景点画像，每次都被人赶走，直到来到长寿公园――在路门的拐角，有个捧着吉他的流浪歌于，唱Beyond的《光辉岁月》，然后是《喜欢你》，直到《海阔天空》。他站在歌手对面，白痴般地看了一下午。夜幕降临，歌手背着吉他包退场，广场舞的大妈上台，在钢琴键盘喷泉平台俯冲轰炸《最炫民族风》。有人支起简易卡拉OK，五首歌收费十块钱，附近的保安、民工、大妈、闲得蛋疼或喝醉了的白领，都趋之若鹜地排队唱歌，从走调天王到水房歌神，整条路都在开演唱会。
在长寿公园的一个角落，高凡在纸上涂抹颜色，有对面的两栋高楼，有傍晚时分的树影，有奇形怪状的雕塑，还有慢慢爬上天空的新月。
他找了附近的群租房，有个六平方米的小格子间，是卫生间改造出来的，有个狭窄的气窗
十六岁的卡门不再回答。
“那你算过自己的命吗？”
“没有，自己的命运是不可以自己算的。"
那一年，卡门和高凡都考进了县城的高中。人们都说高凡有希望考上一本院校。至于卡门嘛，虽然星座塔罗牌算得很溜，但数学从没及格过，高中能毕业就不错了。
高三，上半学期，秋天。
犹豫和酝酿了两个月后，高凡第一次邀请卡门出去玩。当他结结巴巴说出口，等待冷言拒绝或是一个耳光，卡门却大大方方地回答：“好啊，去哪里玩？星期天吗？”
星期天，清晨七点，他骑着一辆黑色捷安特自行车，来到卡门家开的发廊门口。
洗头的四川小妹招呼他进去，他腼腆地躲进旁边的巷子。等了三个钟头，卡门才起床，洗完脸，梳好头，换上一身运动装，长发束在脑后，坐上自行车后座。
高凡用力蹬着自行车，并不觉得卡门有多少分量。她双手揽住高凡的腰，侧脸贴着他的后背。幸福来得太突然，毫无防备，他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在此之前，他们连小纸条都没传过，更别说逛大街看电影吃消夜还有开房之类的了。他后悔以前要是胆子再大一点，说不定早就成真了呢。
骑车出了县城，到了田野间的公路上，他才回头大声说：“卡门，我带你去看麦田。”
“好啊！”卡门抬头对着秋日的天空回答。
他努力地蹬着脚踏板，继续吼道：“我还要带你去看向日葵！”
“太好了！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向日葵呢。"
整整一天，高凡骑遍了全县的七个镇五个乡，包括隔壁县的两个乡，翻过了十几座桥，转了好多次盘山路，除了还没收割的水稻田和山坡上的玉米地，没看到过一片麦田，更不用提向日葵了。
“你为什么要去看麦田和向日葵呢？”
“嗯，我想要画麦田或者向日葵。”
“真的想要考美术学院？”
“是啊。”
“可是，你不知道我们这里根本就不种麦子吗？”
“我……不知道……对啊，你为什么不提醒我？”
“傻瓜！”
直到高中毕业，高凡才明白自己太蠢了，卡门不过是想有一个出去玩的理由罢了，就算提议去看火葬场，她也会答应的。
那天下午，当他骑着自行车直到山的那边，第一次看到乱石堆积的黑色滩涂，两条腿就抽筋了。卡门让他下来坐到后座上，换她到前面骑。这女孩的双腿真有劲儿啊，骑得比男生快多了，必须赶在天黑前回到县城。高凡当然不能搂着她的腰，只能抓紧自行车后座的铁杆，鼻子与她的后颈项保持五厘米，使劲闻着她发间的气息，难免有几根发丝沾上嘴唇。古人说的香汗是真的啊，高凡心想。
晚上七点，他俩到了发廊门口，卡门告别时说：“以后有机会啊，我真的想去看看麦田和向日葵。”
虽然高凡已筋疲力尽，后来是推着自行车回家的，但他记住了卡门的这句话。
这是整个中学时代，高凡与卡门最亲密的一次接触，仅此而已。
高三下半学期，高凡十八岁，那年发生了三桩大事：
第一件事，卡门家的发廊发生了火灾，她妈连同三个发廊小妹和两个客人，全部葬身火海，卡门是唯一的幸存者。
第二件事，高凡没有被美术学院录取。
第三件事，卡门与高中美术老师私奔了。
我是在两个月前认识高凡的。
那是个春天的下午，风和日丽，梧桐树叶肆意生长，像发情期的野猫。长寿路与陕西北路的拐角，有人抱着吉他唱《我的未来不是梦》――是我最爱的张雨生哎，听了心情大佳，我往流浪歌手的托盘里扔了二十块钱。公园门口有许多地摊，有个旧书摊似乎还顺便卖黄碟。我随便扫了一一眼，有本八十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科幻小说，封面上有“上海第三石油机械厂工会图书馆”的公章。真亲切啊，我爸在这家厂干了三十年，就在背后的澳门路，早被拆掉造起丫楼盘。
独自走进长寿公园，在一组城市雕塑底下，我看到了那个画画的男人。
他长得有些异相。首先是很瘦，皮包骨头似的。肤色发红发紫，头发乱乱的，胡子好久没有刮过了，很明显地围着下巴爬了一圈，有些络腮胡的味道。我没想到他才二十五岁。
他完全无视我的存在，目光和焦点没有丝毫变化，像个瞎子。
画架底下挂着个牌子：素描人像，每幅一百元。
“能为我画一幅吗？”我问。
男人像从梦中醒来，堆出生硬的笑容，“好啊，请坐。”
他拿出一个小板凳，让我坐在面前。远近恰当，不用太费力气，就能听清彼此说话。
我仰起头，眺望长寿公园东侧，公寓楼顶层二十一楼的阳台。当我举着望远镜偷看他画画的时候，他抬头一定也能看到我。当我摆出正襟危坐的姿势，好像在摄影师面前拍新书宣传照，他说自然一些就行了，随便怎么坐，只要别乱动。
他的音色倒是不错，只是普通话不太标准，有南方口音。
坐下一分钟就后悔了――我像个白痴！四周有人围观了，在民工与大妈们异样的目光下，我的额头冒出冷汗，仿佛一条被主人展示的宠物。该死的！但我不好意思拂袖而去，咬着牙关硬撑下来。屁股底下的小塑料板凳，让我浑身发痒如坐针毡。
“抱歉，我不是个好模特儿。”
五分钟过去，周围的人们看着没劲，渐渐散去。而他只是看着我，用画笔量了量我的脸部轮廓，却始终没在画架上动笔。
为了掩饰慌张，我必须跟他说话，否则我真会逃跑的，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看着他在画架背后的眼睛说：“其实，我也学过画画。”
“真的吗？”
“当我读小学时就开始学画丫，但是很简单的素描和水彩，当中间断过几年。初一，我在学校图书馆借了《希特勒秘史））和《第三帝国的兴亡》――青年希特勒漂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基本就是个农民工，理想是当画家，考过维也纳美术学院，学院说他的画虽然准确，但缺乏艺术性，更适合报考建筑学院。如果维也纳美术学院招收了这个孤苦伶仃的年轻人，还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吗？而我向往的是上海美专，刘海粟开创的学校，中国最早画人体模特的地方――某种程度上也是向往这个。我买了许多教科书和素描铅笔，从HB到12B。我爸帮我买了个石膏像回家――那是个长发飘扬的外国老头，《马赛曲》，法国雕塑家吕德一八三六年完成的作品，原作是在巴黎凯旋门上的高浮雕。我画了一个学期，差不多每天画一幅，没有任何老师指导。我每次都有进步，最后画到以假乱真，就是你们看到过的那种素描，乍看还以为是黑白照片。我去美术学院报了名，专业考试那天却不敢出门――我害怕失败，自己只是个三脚猫，人家都是拜师学艺了多少年，根本比不过啊。于是，我连尝试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就放弃了我的画家梦。”
当我感慨到要落泪时，他已经趁我说话间在纸上画出了我的轮廓。
“后来，我一直在想啊，如果那天，真的去参加丫考试，结果会怎样。老实说，切实地想了想，以我的基本功，几乎肯定是要被刷掉的。可至少，这样能让我彻底死心，不用为了自己的怯懦而后悔。就像你，也有过后悔一辈子的经历吧？“
“当然，有过。”画画的人回答。
我仰头看着天空，尽力让眼眶再干涩些，“所以啊，梦想这东西一定是要有的，即便注定不能实现。”
奇怪，平时闷葫芦的我，怎么在这个陌生人面前这么多话？是我面对画家都有种亲切感吗？
他始终沉默着，“沙沙”地画画，让我想起中学时候画石膏像的感觉。
忽然，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高凡。”
“你是怎么开始学画的呢？”
4
两个月后，高凡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是这样交代的――
高中美术老师姓白，那年不到三十岁，体形瘦长，身高差不多有一米八。他的皮肤白净，眼镜隐藏目光，很像那时流行的裴勇俊。他不是本地人，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这个终年愁云惨雾的小城。
除了文森特・凡・高，白老师是高凡唯一崇拜过的男人。而文森特・凡・高也是白老师唯一崇拜过的男人。
高一那年的美术课，老师抛开课本，单独讲了半个钟头凡・高，幻灯片依次放出《吃土豆的人》《夜晚咖啡馆》《十五朵向日葵》《星空》《割耳朵后的自画像》《麦田群鸦》。
两个月后，美术课交作业，白老师收到一幅临摹凡・高的《开花的杏树》。天蓝色背景，灰绿色枝丫，扭曲伸展，配着无数杏黄色的花朵…虽然临摹的质量低劣，大多数花朵都是模糊的，相较原作，比例也有很大问题，不过，白老师喜欢，尽管是幅水彩画，乍一看竟有中国画的感觉。作业没有留名字，美术老师好久才找到临摹者――二班最不起眼的高凡。
那个周末，白老师邀请高凡去他的画室里玩。
所谓“画室”，其实就是单身教师的宿舍，散发着浓重的颜料气味，堆满了各种画画的工具，还有未完工的半成品，好多幅都是临摹凡・高的向日葵与麦田。
高凡说他的画是自学的，就是把别的男牛用来打游戏和泡妞的时间，用在了素描和水彩上。白老师夸赞他有画画的天分，送给他一套全新的颜料，并给他恶补了一些基本功。
“凡・高是二十七岁以后才开始画画的，你才十六岁，真的不算晚哦。”白老师这样对高凡说。
从此，高凡常来教师宿舍，跟白老师学素描与水彩画，隔一年就进阶到了油画。年轻白净的美术老师与男学生往来过密，自然引起风言风语――特别是暗恋他又宅腐的女老师们。
到了高三，大伙儿都忙着高考，早把美术老师忘得一干二净，除了决定报考美术学院的高凡。
因为，高凡从卡门嘴里打听到，自己竟跟凡・高有相同的太阳星座与月亮星座，这让他激动得几天睡不着觉。
当别人在晚自习和请家教补课，他却在白老师的画室里拼命画石膏像，补齐素描基本功。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有天晚上，白老师含着一根烟，看着窗外屋檐下淋漓的春雨。
白老师的家乡在新疆，父母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偶尔会说起天山脚下的麦田，准噶尔盆地的向日葵，太阳底下大片大片的金黄，像无数蛋饼煎得焦黄，鲜艳得要刺瞎眼睛。但他没来得及告诉高凡，因为在这里的气候带是见不着的。
“去哪里？”高凡放下8B的铅笔，走到老师身前，细长的脬子上有颗尖尖的核桃，雨滴落到嘴边茂密的绒毛上。
“不知道，这个鬼地方，总是要离开的吧。”白老师有些感冒着凉，鼻子塞着，声音嗡嗡的，像是从地底发出的。
三个月后，高考结束，白老师真的消失了，再没回来过，顺便带走了高三女生卡门。
至于高凡嘛，早早被美术学院拒之门外。幸好他父母准备好了后路，给他填报了一个本省的大专志愿，还是装修设计专业的，也能用到画画才能。
高凡依旧在阴雨绵绵飘满榕树根须的青苔校园里。他常给同学们画像，运气好的话能赚些零用钱。暑期，他会独自去省内的旅游景点，看到有人支着画架给游客画像，大多数拙劣到不堪人目，但依旧有傻瓜愿意掏腰包。
毕业后，他没找过工作，而是拿起画笔，在街头给人画画挣钱。他先去武夷山，画了两个月，赚的钱，除了填饱肚子，还不够买颜料的。等到赚够了火车票的钱，他终于冲出福建省去了三清山，然后是庐山、衡山、黄山、莫干山……
广东汕头海边的旷野中，他画过堆积如山的电子垃圾，如同凡・高旋转的麦田和橄榄树。他有时住在桥洞底下，民工就成了模特儿，不仅收不到一分钱，还被人骂有病。他被煤矿的保安打过，打到胃穿孔躺在医院里，兜里没钱被扫地出门。数九寒天的时候，他想要上华山“论剑”，半道几乎被冻死，跟几十个流浪汉挤在一块，靠烧垃圾取暖才活下来。
高凡的父母嘛，只知道儿子去了北京，在装修公司做设计师，每月收入八千元，但要付掉五千元的房租。
今年春节，高凡决定到这个国家最繁华的城市来试试运气。
他用了两个星期，走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也去过外滩之类的旅游景点画像，每次都被人赶走，直到来到长寿公园――在路门的拐角，有个捧着吉他的流浪歌于，唱Beyond的《光辉岁月》，然后是《喜欢你》，直到《海阔天空》。他站在歌手对面，白痴般地看了一下午。夜幕降临，歌手背着吉他包退场，广场舞的大妈上台，在钢琴键盘喷泉平台俯冲轰炸《最炫民族风》。有人支起简易卡拉OK，五首歌收费十块钱，附近的保安、民工、大妈、闲得蛋疼或喝醉了的白领，都趋之若鹜地排队唱歌，从走调天王到水房歌神，整条路都在开演唱会。
在长寿公园的一个角落，高凡在纸上涂抹颜色，有对面的两栋高楼，有傍晚时分的树影，有奇形怪状的雕塑，还有慢慢爬上天空的新月。
他找了附近的群租房，有个六平方米的小格子间，是卫生间改造出来的，有个狭窄的气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