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轧道车走了，跟技术指导员打前站去了。”
扎尔基和杜巴瓦沿站台匆匆朝这边走来，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安娜·博哈特，她把
短外套很随便地披在身上，纤细的手指夹着一支熄了的香烟。
丽达注视着这三个人，又向托卡列夫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保尔跟你学得怎么
样？”
托卡列夫惊讶地看了她一眼：“什么学得怎么样？那小伙子不是一直归你管的吗？
他常跟我提到你，夸起来没个完。”
丽达仔细听着，有点不大相信老人的话。
“是这样吗，托卡列夫同志？他说他跟我学过的东西，都要上你那儿再学一遍。”
老人大笑起来。
“上我那儿？……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过。”
汽笛响了。克拉维切克在车厢里喊道：“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你放我们的大叔上车
吧，这样不行啊！没有他我们可怎么办呢？”
这个捷克人还想说些什么，但是一看见走到跟前的那三个人，便不再做声了。他在
瞬息间同安娜的不平静的眼神接触了一下，看到她对杜巴瓦露出惜别的微笑，觉得心里
很不是滋味，便迅速离开了车窗。
秋雨打着人们的脸。一团团饱含雨水的乌云，在低空慢慢移动。深秋，一望无际的
森林里，树叶全落了。老榆树阴郁地站着，把满身皱纹藏在褐色的苔藓下面。无情的秋
天剥去了它们华丽的盛装，它们只好光着枯瘦的身体站在那里。
小车站孤独地隐在树林里。一条新修的路基从车站的石头货台伸向森林。路基周围
是蚂蚁一样密集的人群。
讨厌的粘泥在靴子底下扑哧扑哧直响。路基两旁的人们狠劲地挖着土。铁器发出沉
重的撞击声，铁锹碰着石头，铿然作响。
雨像用筛子筛过的一样，又细又密，下个不停。冰冷的雨水渗进了衣服。雨水也冲
走了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如同稠粥从路基上淌下来。
湿透了的衣服又重又冷，但是人们一直干到天黑透了才离开工地。
修筑的路基一天比一天延长，不断伸向密林深处。
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石头房的空架子，凄凉地立在那里。里面的东西，凡是
撬得下、拆得开、砸得动的，早就被洗劫一空了。门窗成了张口的大洞；炉门成了黑窟
窿。房顶也破烂不堪，好多地方露出了椽子。
唯一没有遭劫的是四个房间里的水泥地面。每天夜里，四百个人就穿着里外湿透、
溅满泥浆的衣服躺在上面睡觉。大家在门口拧衣服，脏水一股股流下来。他们用最难听
的话咒骂这恶劣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水泥地面上薄薄地铺了一层干草，他们紧挨着睡
在上面，相互用体温取暖。衣服冒着气，但是从来没有干过。雨水渗过挡窗洞的麻袋，
滴落到地上。雨点像密集的霰弹敲打着屋顶上残留的铁皮。冷风不断从破门缝里吹进来。
厨房是一座破旧的板棚。早晨大家在这里草草吃完茶点，就到工地上去。午饭是单
调得要命的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几乎跟煤一样黑的面包。
城里能够供应的只有这些东西。
技术指导员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维奇·帕托什金是个高个子的干巴老头，脸上有两
道很深的皱纹。技术员瓦库连科个子不高，但是很壮，粗笨的脸上长着一个肉墩墩的大
鼻子。
他们俩住在火车站站长家里。
托卡列夫住在车站肃反工作人员霍利亚瓦的小房间里。
霍利亚瓦长着两条短腿，像水银一样好动。
筑路工程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经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路基一天天向森林的深处伸展。
工程队里已经有九个人开了小差。过了几天，又跑了五个。
筑路工程刚进行一个多星期，就受到了第一次打击——有一天晚上，火车没有从城
里运面包来。
杜巴瓦叫醒了托卡列夫，向他报告了这件事。
工程队党组织书记托卡列夫坐起来，把两条长毛腿垂到地板上，使劲地搔着胳肢窝。
“真会开玩笑！”他一边咕哝，一边迅速穿上衣服。
霍利亚瓦像球一样跑进房间来。
“快去挂电话，要特勤部。”托卡列夫吩咐他，接着又叮咛杜巴瓦：“面包的事，
你对谁也不许说。”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霍利亚瓦跟电话接线员吵了半个钟头，终于同特勤部副部长朱
赫来接通了电话。托卡列夫听他跟接线员争吵，急得直跺脚。
“什么？面包没送到？我马上就查，看是谁干的。”听筒里响起了朱赫来的怒吼声。
“你说吧，明天我们拿什么给大伙吃？”托卡列夫生气地朝话筒里喊。
朱赫来显然在考虑怎么办。过了好一会儿，托卡列夫听到朱赫来说：“面包我们连
夜送去。我派小利特克开车去，他认识路。天亮前一定送到。”
天刚透亮，一辆沾满泥浆的汽车开到了火车站，车上装着一袋装面包。小利特克疲
惫地从车上爬下来，他因为一夜没有睡觉，脸色很苍白。
为修建铁路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艰苦。铁路管理局送来通知，说枕木用完了。城里
也找不到车辆，不能把铁轨和小火车头运到工地上来，而且发现那些小火车头还需要大
修。第一批筑路人员眼看就要到期，可是接班的人员还没有着落；现有的人员已经筋疲
力尽，要把他们留下来再干，是不可能的。
旧板棚里点着一盏油灯，积极分子在这里开会，一直到深夜还没有散。
第二天早晨，托卡列夫、杜巴瓦和克拉维切克到城里去了，还带着六个人去修理火
车头，运铁轨。克拉维切克是面包工人出身，这次派他到供应部门去当监督员，其余的
人都到普夏—沃季察去。
雨还是下个不停。
保尔费了好大劲才把脚从泥里拔出来。他感到脚底下冰冷彻骨，知道是那只烂靴底
掉下来了。他从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吃这双破靴子的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
走起路来里面的泥浆扑哧扑哧直响。现在倒好，一只靴底干脆掉下来了，他只好光着脚
板泡在刺骨的泥泞里。这只破靴子害得他活都没法干。他从烂泥里捡起破靴底，绝望地
看了看。虽然他已经发誓不再骂人，但是这次却怎么也忍不住了。他拎着破靴子朝板棚
走去。他在行军灶旁边坐了下来，打开沾满污泥的包脚布，把那只冻木了的脚伸到炉子
跟前。
奥达尔卡正在案板上切甜菜。她是一个养路工人的妻子，在这里给厨师打下手。这
个一点也不老的妇女可真是得天独厚——肩膀同男人的一样宽，胸脯高高隆起，大腿又
粗又壮，切起菜来真有功夫，不一会儿案板上便堆成了一座小山。
奥达尔卡轻蔑地瞥了保尔一眼，挖苦他说：“你怎么啦，等饭吃哪？还早呢。你这
小伙子准是偷懒溜出来的。你把脚丫子伸哪儿去啦？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子！”
她训斥着保尔。
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靴子全烂了。”保尔解释了一下他到厨房来的原因。
厨师看了看破靴子，对奥达尔卡点了点头，说：“她男人是半拉子鞋匠，让他帮帮
你的忙吧，没鞋穿就别想要命了。”
奥达尔卡听厨师这样说，又仔细看了看保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我把您错当成懒虫了。”她抱歉地说。
保尔笑了笑。奥达尔卡用行家的眼光翻看着那只靴子。
“我们当家的才不补它呢。——不顶事了。我家阁楼上有一只旧套鞋，我给您拿来
吧，可别冻坏了脚。受这种罪，哪儿见过呀！明后天就要上大冻，那您可够受的。”奥
达尔卡同情地说。她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拿来一只高统套鞋和一块亚麻布。保尔用布包好脚，烤得热乎乎的，
穿上了暖和的套鞋。这时，他以感激的心情，默默地看了看养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从城里回来，窝着一肚子火。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亚瓦的房间里，向
他们讲了那些令人不快的消息。
“到处都怠工。不管你到哪儿，车轮都没停，可就是在原地打转。对那些反动家伙，
看来咱们还是抓少了，一辈子都得碰上这号人。”老人对屋里的人说。“同志们，我就
跟你们明说了吧：情况糟透了。到现在换班的人还没凑齐，能派来多少也不知道。转眼
就要上大冻。上冻前，豁出命来也要把路铺过那片洼地。不然，以后用牙啃也啃不动。
就是这样，同志们，城里那帮捣鬼的家伙，会有人收拾他们的，咱们呢，要在这儿加油
干，快干。哪怕脱五层皮，也要修好。要不，咱们还叫什么布尔什维克呢？只能算草
包。”托卡列夫的声音铿锵有力，完全不是平时那种沙哑的低音。紧锁着的眉毛下面，
两只眼睛炯炯发亮，说明他坚定不移，下决心干到底。
“今天咱们就召开党团员会议，向同志们讲清楚，明天大家照常上工。非党非团的
同志，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党团员都留下。这儿是团省委的决议。”说着，他把一张
叠成四折的纸交给了潘克拉托夫。
保尔从潘克拉托夫肩头看过去，纸上写的是：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应继续留在工地，待第一批木柴运
扎尔基和杜巴瓦沿站台匆匆朝这边走来，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安娜·博哈特，她把
短外套很随便地披在身上，纤细的手指夹着一支熄了的香烟。
丽达注视着这三个人，又向托卡列夫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保尔跟你学得怎么
样？”
托卡列夫惊讶地看了她一眼：“什么学得怎么样？那小伙子不是一直归你管的吗？
他常跟我提到你，夸起来没个完。”
丽达仔细听着，有点不大相信老人的话。
“是这样吗，托卡列夫同志？他说他跟我学过的东西，都要上你那儿再学一遍。”
老人大笑起来。
“上我那儿？……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过。”
汽笛响了。克拉维切克在车厢里喊道：“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你放我们的大叔上车
吧，这样不行啊！没有他我们可怎么办呢？”
这个捷克人还想说些什么，但是一看见走到跟前的那三个人，便不再做声了。他在
瞬息间同安娜的不平静的眼神接触了一下，看到她对杜巴瓦露出惜别的微笑，觉得心里
很不是滋味，便迅速离开了车窗。
秋雨打着人们的脸。一团团饱含雨水的乌云，在低空慢慢移动。深秋，一望无际的
森林里，树叶全落了。老榆树阴郁地站着，把满身皱纹藏在褐色的苔藓下面。无情的秋
天剥去了它们华丽的盛装，它们只好光着枯瘦的身体站在那里。
小车站孤独地隐在树林里。一条新修的路基从车站的石头货台伸向森林。路基周围
是蚂蚁一样密集的人群。
讨厌的粘泥在靴子底下扑哧扑哧直响。路基两旁的人们狠劲地挖着土。铁器发出沉
重的撞击声，铁锹碰着石头，铿然作响。
雨像用筛子筛过的一样，又细又密，下个不停。冰冷的雨水渗进了衣服。雨水也冲
走了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如同稠粥从路基上淌下来。
湿透了的衣服又重又冷，但是人们一直干到天黑透了才离开工地。
修筑的路基一天比一天延长，不断伸向密林深处。
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石头房的空架子，凄凉地立在那里。里面的东西，凡是
撬得下、拆得开、砸得动的，早就被洗劫一空了。门窗成了张口的大洞；炉门成了黑窟
窿。房顶也破烂不堪，好多地方露出了椽子。
唯一没有遭劫的是四个房间里的水泥地面。每天夜里，四百个人就穿着里外湿透、
溅满泥浆的衣服躺在上面睡觉。大家在门口拧衣服，脏水一股股流下来。他们用最难听
的话咒骂这恶劣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水泥地面上薄薄地铺了一层干草，他们紧挨着睡
在上面，相互用体温取暖。衣服冒着气，但是从来没有干过。雨水渗过挡窗洞的麻袋，
滴落到地上。雨点像密集的霰弹敲打着屋顶上残留的铁皮。冷风不断从破门缝里吹进来。
厨房是一座破旧的板棚。早晨大家在这里草草吃完茶点，就到工地上去。午饭是单
调得要命的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几乎跟煤一样黑的面包。
城里能够供应的只有这些东西。
技术指导员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维奇·帕托什金是个高个子的干巴老头，脸上有两
道很深的皱纹。技术员瓦库连科个子不高，但是很壮，粗笨的脸上长着一个肉墩墩的大
鼻子。
他们俩住在火车站站长家里。
托卡列夫住在车站肃反工作人员霍利亚瓦的小房间里。
霍利亚瓦长着两条短腿，像水银一样好动。
筑路工程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经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路基一天天向森林的深处伸展。
工程队里已经有九个人开了小差。过了几天，又跑了五个。
筑路工程刚进行一个多星期，就受到了第一次打击——有一天晚上，火车没有从城
里运面包来。
杜巴瓦叫醒了托卡列夫，向他报告了这件事。
工程队党组织书记托卡列夫坐起来，把两条长毛腿垂到地板上，使劲地搔着胳肢窝。
“真会开玩笑！”他一边咕哝，一边迅速穿上衣服。
霍利亚瓦像球一样跑进房间来。
“快去挂电话，要特勤部。”托卡列夫吩咐他，接着又叮咛杜巴瓦：“面包的事，
你对谁也不许说。”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霍利亚瓦跟电话接线员吵了半个钟头，终于同特勤部副部长朱
赫来接通了电话。托卡列夫听他跟接线员争吵，急得直跺脚。
“什么？面包没送到？我马上就查，看是谁干的。”听筒里响起了朱赫来的怒吼声。
“你说吧，明天我们拿什么给大伙吃？”托卡列夫生气地朝话筒里喊。
朱赫来显然在考虑怎么办。过了好一会儿，托卡列夫听到朱赫来说：“面包我们连
夜送去。我派小利特克开车去，他认识路。天亮前一定送到。”
天刚透亮，一辆沾满泥浆的汽车开到了火车站，车上装着一袋装面包。小利特克疲
惫地从车上爬下来，他因为一夜没有睡觉，脸色很苍白。
为修建铁路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艰苦。铁路管理局送来通知，说枕木用完了。城里
也找不到车辆，不能把铁轨和小火车头运到工地上来，而且发现那些小火车头还需要大
修。第一批筑路人员眼看就要到期，可是接班的人员还没有着落；现有的人员已经筋疲
力尽，要把他们留下来再干，是不可能的。
旧板棚里点着一盏油灯，积极分子在这里开会，一直到深夜还没有散。
第二天早晨，托卡列夫、杜巴瓦和克拉维切克到城里去了，还带着六个人去修理火
车头，运铁轨。克拉维切克是面包工人出身，这次派他到供应部门去当监督员，其余的
人都到普夏—沃季察去。
雨还是下个不停。
保尔费了好大劲才把脚从泥里拔出来。他感到脚底下冰冷彻骨，知道是那只烂靴底
掉下来了。他从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吃这双破靴子的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
走起路来里面的泥浆扑哧扑哧直响。现在倒好，一只靴底干脆掉下来了，他只好光着脚
板泡在刺骨的泥泞里。这只破靴子害得他活都没法干。他从烂泥里捡起破靴底，绝望地
看了看。虽然他已经发誓不再骂人，但是这次却怎么也忍不住了。他拎着破靴子朝板棚
走去。他在行军灶旁边坐了下来，打开沾满污泥的包脚布，把那只冻木了的脚伸到炉子
跟前。
奥达尔卡正在案板上切甜菜。她是一个养路工人的妻子，在这里给厨师打下手。这
个一点也不老的妇女可真是得天独厚——肩膀同男人的一样宽，胸脯高高隆起，大腿又
粗又壮，切起菜来真有功夫，不一会儿案板上便堆成了一座小山。
奥达尔卡轻蔑地瞥了保尔一眼，挖苦他说：“你怎么啦，等饭吃哪？还早呢。你这
小伙子准是偷懒溜出来的。你把脚丫子伸哪儿去啦？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子！”
她训斥着保尔。
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靴子全烂了。”保尔解释了一下他到厨房来的原因。
厨师看了看破靴子，对奥达尔卡点了点头，说：“她男人是半拉子鞋匠，让他帮帮
你的忙吧，没鞋穿就别想要命了。”
奥达尔卡听厨师这样说，又仔细看了看保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我把您错当成懒虫了。”她抱歉地说。
保尔笑了笑。奥达尔卡用行家的眼光翻看着那只靴子。
“我们当家的才不补它呢。——不顶事了。我家阁楼上有一只旧套鞋，我给您拿来
吧，可别冻坏了脚。受这种罪，哪儿见过呀！明后天就要上大冻，那您可够受的。”奥
达尔卡同情地说。她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拿来一只高统套鞋和一块亚麻布。保尔用布包好脚，烤得热乎乎的，
穿上了暖和的套鞋。这时，他以感激的心情，默默地看了看养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从城里回来，窝着一肚子火。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亚瓦的房间里，向
他们讲了那些令人不快的消息。
“到处都怠工。不管你到哪儿，车轮都没停，可就是在原地打转。对那些反动家伙，
看来咱们还是抓少了，一辈子都得碰上这号人。”老人对屋里的人说。“同志们，我就
跟你们明说了吧：情况糟透了。到现在换班的人还没凑齐，能派来多少也不知道。转眼
就要上大冻。上冻前，豁出命来也要把路铺过那片洼地。不然，以后用牙啃也啃不动。
就是这样，同志们，城里那帮捣鬼的家伙，会有人收拾他们的，咱们呢，要在这儿加油
干，快干。哪怕脱五层皮，也要修好。要不，咱们还叫什么布尔什维克呢？只能算草
包。”托卡列夫的声音铿锵有力，完全不是平时那种沙哑的低音。紧锁着的眉毛下面，
两只眼睛炯炯发亮，说明他坚定不移，下决心干到底。
“今天咱们就召开党团员会议，向同志们讲清楚，明天大家照常上工。非党非团的
同志，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党团员都留下。这儿是团省委的决议。”说着，他把一张
叠成四折的纸交给了潘克拉托夫。
保尔从潘克拉托夫肩头看过去，纸上写的是：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应继续留在工地，待第一批木柴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