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73年了。明年，也就是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曾经“用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抗战老兵将会寥寥无几。
我们可以去博物馆会他们；我们还可以在历史书中和他们谈话吗？
97岁的杨云峰先生是个脾气暴躁的老退役军人，我第一次采访他时他92岁，那时，我还可以体验到他的“暴躁”的一面。杨云峰1926年在绥远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后来在29军37师当兵。杨老头儿闭着眼睛倒背如流的告诉我：“军长宋哲元、师长冯治安、旅长何基沣。”1933年的喜峰口大战，他是当时大刀队的成员之一。
我知道1933年3月，在北京密云县喜峰口罗文峪的战役，29军歼灭日寇6000余人，击毙少佐以上军官53人，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1门机枪36架。中国军队的29军当时牺牲了多少人？我没问他。恐怕问他也说不清楚。反正他这个幸存者浑身都是伤，日军子弹从他左脸颊穿进，使他上下槽牙全掉了，我让他张大嘴看过他的伤。他左耳朵早被大炮震聋了，身上、手上也都是伤。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前后，他所在的110旅负责防守宛平县城、丰台镇和丰台车站，以及平汉线通道及卢沟桥一带，与日军的混成旅只相距400米。按照他的说法：“连日寇的眉毛和鼻子都看得清楚”。他指手画脚的对我嚷嚷：
“那时，日本兵竟然敢在我们29军军部门口拉屎！【被替换，请使用文明语言】！我们把大刀片的把儿都捏出了水、攥出了汗！不让打呀！那是命令！”他看了我一眼说：“命令就是命令，懂吧？”
我心里讲话：“还命令呢，看看你穿的破衣服吧。”
他的中山服是土布的，他的裤带是根绳子。他裤子的中缝合不上，是不是他的裤子？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进攻卢沟桥时，我军奋起反击，杨云峰和他所在的110旅官兵奋勇杀敌，在保卫宛平县城时不但刀劈数百鬼子兵，还击毙了日军指挥官松游少将。后来，他参加了大名保卫战，在血战中，他所在的179师抵抗日军三天两夜围攻，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大名失守。当时的师长何基沣悲愤之极，留下了“不能打回北平过元旦，无颜以对燕赵父老”的遗书而自戕{未遂}。杨云峰很清楚这件事情。他对我说，他跟着何基沣当了三次“敢死队”的队员：“一次喜峰口、一次卢沟桥、一次是大名血战。”杨云峰埋怨：“他从营长、团长当到师长，可我还是抡大刀片的兵。回家探亲前才当上少尉。”
我也认为他运气不好，如果当了官，起码可以腐败吧？
抗战胜利后，杨云峰因为是有功老兵，经过军官批准，他身背原29军的大片刀回河南舞阳县北辛渡大墙后乡探亲去了。
1948年11月8日何基沣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与张克侠将军合作，率领77军和59军起义并强渡长江天险，直取南京，为解放全中国立了大功。此时归队的杨云峰已经不知他所在部队的去向。所以，他又回到河南种地。
我有一份他证件的复印件：“《起义人员证明书》，武字13127号。杨云峰同志，原系国民党陆军军官，于1948年11月在江苏贾汪参加77军起义，特此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1985年5月。”有了这个东西，这杨老头子怎么还穷困潦倒呢？
我去采访他，村里的干部向我告状：“这老头子！90了还和别人打架呢！”
何基沣解放以后在农业部当了副部长，杨云峰就成了何基沣家的常客。有许多合影照片足以证明这件事情。杨云峰亲口对我说，何基沣将军于1980年1月20日病逝前常常资助他。
杨云峰1908年生人，1980年时已经72岁。他曾经在山西一家工厂看过大门，可是，随着社会的变迁，那家工厂早就倒闭了。因此，杨云峰没有养老金。他应该算是“五保户”，应该住进社会福利院中。可是，他为什么总是四处的投靠亲友，或者是要饭吃，我没有进一步详细调查。
不管在河南还是在北京卢沟桥，我多次见过杨云峰老先生，我在1999年7月还专程去河南舞阳县他的家中去采访这个人物，当时，他出门要饭去了。我们在他家等了几天，无果。看到他自己的家里家徒四壁，真是让我和我的同事惊呀万分。至今追思，扪心自问，我仍然对他的身世和处境充满了同情。我想，我的感怀、感叹、同情绝对不是只对杨云峰一个人物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军人们曾经挺身而出同侵华日军血战，抗战中，中国军人阵亡380万人，我们大家都不应该忘记他们。他们是保家卫国的一代英雄人物呀！我常想：当我们批判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去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给在抗战中伤亡的3500万同胞献上一束鲜花呢？侵华日军老兵有天皇的恩给，每月十几万日圆。我们的地方政府为什么不能给当年欲血奋战的抗日老兵最基本的生活资助呢？
甲说乙“游而不击”、乙说甲“下山摘桃”。那么，中国战场死伤154万日寇是谁干的？
我五年前在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描写过采访杨云峰的情景，文章的题目叫《92岁要饭人》。我在文中的一开头就说：“把92倒过来就是29，杨云峰就是当年在卢沟桥与侵华日军血战过的29军老兵。”据说，许多的人看过这篇文章。香港的凤凰卫视前不久给我来电话，谈到这篇文章，还说希望采访这个人物。北京市前副市长白介夫夫妇也和我谈到过这篇文章。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中央电视台《抗战》剧组已经在杨云峰谢世前一个月专程前往采访了老人，给老人留下了一些影视的资料。他们也应该是看了那篇文章的。为此，我真应该感谢《中国青年报》呢。
我五年当中见到过数次杨云峰，见到最多的地点是在卢沟桥抗战馆。
一次次，他来要饭。一次次，他又被送走。
我想，我如果是一个正直的人，我就应该写下上面这一行文字，多少人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光荣牺牲在外国侵略者的刀枪前了，我即使象一条狗，也应该写下我的直观吧。五年来，“杨云峰”这三个字简直成了我的心病，我想，我如果是个正直的作家的话，那么，我告诉人民些什么呢？我告诉政府人员些什么呢？我告诉历史些什么呢？
从31年45年，侵华日军为什么能够占领中国大片的国土14年？
中国军队为什么在抗战初期与日军交战时总是闻风而逃、溃不成军？
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怎样？士气如何？
翻看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的文集，其中有一篇的题目叫《动员广大人民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去》的文章，文章写于1938年6月11日。张将军有一段文字介绍了当时征兵难的实际情形：“------‘为什么隔壁有钱有势的某某的儿子没去，我们就硬要去呢？！’许多作弊的事，到处发生，把‘当兵的义务落在穷人的身上’，好象保卫国家，只是穷人的事情，与有钱人是不相干的样子。”
――看看！那时的不公平产生了那时的社会效果。也许，谁赶上谁倒霉吧？
写杨云峰，我怎么联想到张爱萍将军1938年的文章了？我自己也感费解。
我在日本国留学期间采访了多位侵华日军老兵，有很多原侵华日军老兵回忆几十年前的情景时说：“我们当年从军，是很光荣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为了日本国的利益去亚洲各国掠夺资源和财富。日本国民都这样看我们。很多日本姑娘都表示要把身体给我们，慰问我们！”1999年7月，我请原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在北京看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的时候，东史郎也亲口对我说：“我去中国打仗连我妈都感到自豪，她给我一把短剑，鼓励我为日本国的利益去参战。送短剑的目的是：‘支那兵围了你，你就用它结果自己吧’！”
很多日本老兵很认真地对我说，日本天皇给他们的“恩给”、包括日本政要每年参拜靖国神社，是对他们当年参战的首肯。
我采访过的很多原侵华日军老兵一方面对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忏悔、反省；一方面又认为“当时从军是国家的事情，是国家的命令，是国家的责任”。
战争是残酷的，侵略者在伤害别人的时候也消灭了自己。
其实，战争之后的事情更是严峻的，潜移默化而形成的社会效益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对老人生平的议论又往往影响其家族几代人、影响一个村、一个县。
杨云峰为什么总把人生的归宿和梦想放在卢沟桥呢？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了67年，象他这样的人物也仅有一例。确切的说，我只看到他一个人常去卢沟桥的抗战馆要饭。
他有他的理由。他说，他是喜峰口大战敢死队的成员。
他说，当年，他在卢沟桥事变中和侵华日军血战过。
他说，他把他多年珍藏的29军大片刀献给了抗战馆珍藏。
――“难道有这些理由就可以要饭吗？哼！”
有人说他不应该要饭，应该自己劳动。
有人说他给抗日老兵丢脸。
有人说他给社会抹了黑。
有人说他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他简直就是一个疯子。
有人一看见他就想到110，想到“遣返机关”。
想到杨云峰，我也联想到我所看见的卢沟桥抗战馆：多少年来，侵华日军的刀枪摆在那里就没挪过地方，可百十人有二十辆公车，干部都开公车回家。是工作需要。有人在办公室赌博，没人管。有人自费出国七年了还在发工资。有人公款吃喝一餐就够杨云峰生活一年生活的，从抗战捐款中还可以拿10%好处费。抗战馆科室干部工资都有五、六千。抗战馆干部有百十人次去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朝鲜、日本、新加坡、韩国、比利时、香港、台湾等等国家和中国地区访问。还要在山东建宾馆、在美国开饭馆。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不胜枚举”的举下去。总之，一到杨云峰这儿就什么都不行了，从“精神”到“物质”的门在杨云峰面前都关上了。
恰恰是开公车回家的人对杨云峰老汉的目光最鄙视。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最后一次见到杨云峰是我48岁退休那天。
那天，他又去了卢沟桥，有人警告我不要和他说话，不要给领导找麻烦。我记忆犹新。当时，他正在吃一碗面条。掉在桌上的面条被他抓起来送到嘴里。他上下穿的还算整齐。可惜，他已经不认识我了。吃完，他就被请上一辆小车。我目送他离去了。
听说他在路上挣扎，拳打脚踢。
我想起这件事就感到辛酸。
几年来，我常想：没抡过大刀片的，当了关云长，进了庙，有享之不尽的终生俸禄和荣华富贵；真正抡过大刀片的关羽进了庙，还东张西望呢就已经被安排好了去处。
不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要饭到奥斯维辛博物馆会是什么待遇？
不知诺曼底登陆登陆老兵要饭到诺曼底海滩法国警察会不会出现？
不知道当年的侵华日军老兵如果今天在卢沟桥要饭会惊动谁？
不知道珍珠港展出的美军残舰上是否会出现“我有过功”的要饭人？
不由得，我想起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1973年我在铁道兵六师汽车营四连炊事班当兵。当时，部队在陕西省镇巴县渔渡坝村。我的任务是每天站在直径1.5米的大铁锅前，用大铁锹给全连186名官兵炒菜。那时，窗外总有一瘦小老头儿眼巴巴的看着我，要饭。我把下巴抬起来对窗外的老头儿喊：
“嘿！老头儿！你怎么总来呢？――滚蛋！”
老头子说：“小同志，我这里有复员军人的证件哩！”他颤颤巍巍地打开破包，取出一张旧纸递给我，我看了吃惊地差一点从锅台上摔个跟头。那张复员军人证件上不但有他的一张小照片，有第二野战军的大红章，有刘伯承和邓小平的签字。我急忙打开老头要饭的口袋，用铁锹铲上米饭装满。不巧，这事情让营教导员徐光宗老远地看见了。在军人大会上，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军人大会一完，我就跑到山坡上去大哭。教导员找到我，厉声喝道：
“立正！你给我站好！哭什么哭！想翻案？”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那是咱们的老兵！有刘伯承、邓小平的签字哩。”
教导员大惊，他和气的说：“我没调查，我错了，我向你道歉。以后，凡是这个老同志来了，就给我用铁锹，把他的家伙式儿、全都给我装满！”
徐教导员，天南海北的，你在哪里呢？我今天也要给你敬礼呀！
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还和“要饭”有关。2001年杨云峰要饭到卢沟桥抗战馆，领导说：“谁认识他干女儿家？没人认识的话，就把他送走啦！”我为了讨好领导，也担心把他送到警察那里去，我就自告奋勇说：“我知道”。
杨云峰干女儿家住丰台东高地万源南里17栋1单元10号。一路上，杨云峰对我说：“她不是我亲生的，我去投奔她让她不高兴！光给我脸色看。还是让我去要饭吧！――走到哪里，就倒在哪里完了。”
在车上我看了看他缝了又缝的破书包。他的破书包是
我们可以去博物馆会他们；我们还可以在历史书中和他们谈话吗？
97岁的杨云峰先生是个脾气暴躁的老退役军人，我第一次采访他时他92岁，那时，我还可以体验到他的“暴躁”的一面。杨云峰1926年在绥远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后来在29军37师当兵。杨老头儿闭着眼睛倒背如流的告诉我：“军长宋哲元、师长冯治安、旅长何基沣。”1933年的喜峰口大战，他是当时大刀队的成员之一。
我知道1933年3月，在北京密云县喜峰口罗文峪的战役，29军歼灭日寇6000余人，击毙少佐以上军官53人，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1门机枪36架。中国军队的29军当时牺牲了多少人？我没问他。恐怕问他也说不清楚。反正他这个幸存者浑身都是伤，日军子弹从他左脸颊穿进，使他上下槽牙全掉了，我让他张大嘴看过他的伤。他左耳朵早被大炮震聋了，身上、手上也都是伤。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前后，他所在的110旅负责防守宛平县城、丰台镇和丰台车站，以及平汉线通道及卢沟桥一带，与日军的混成旅只相距400米。按照他的说法：“连日寇的眉毛和鼻子都看得清楚”。他指手画脚的对我嚷嚷：
“那时，日本兵竟然敢在我们29军军部门口拉屎！【被替换，请使用文明语言】！我们把大刀片的把儿都捏出了水、攥出了汗！不让打呀！那是命令！”他看了我一眼说：“命令就是命令，懂吧？”
我心里讲话：“还命令呢，看看你穿的破衣服吧。”
他的中山服是土布的，他的裤带是根绳子。他裤子的中缝合不上，是不是他的裤子？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进攻卢沟桥时，我军奋起反击，杨云峰和他所在的110旅官兵奋勇杀敌，在保卫宛平县城时不但刀劈数百鬼子兵，还击毙了日军指挥官松游少将。后来，他参加了大名保卫战，在血战中，他所在的179师抵抗日军三天两夜围攻，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大名失守。当时的师长何基沣悲愤之极，留下了“不能打回北平过元旦，无颜以对燕赵父老”的遗书而自戕{未遂}。杨云峰很清楚这件事情。他对我说，他跟着何基沣当了三次“敢死队”的队员：“一次喜峰口、一次卢沟桥、一次是大名血战。”杨云峰埋怨：“他从营长、团长当到师长，可我还是抡大刀片的兵。回家探亲前才当上少尉。”
我也认为他运气不好，如果当了官，起码可以腐败吧？
抗战胜利后，杨云峰因为是有功老兵，经过军官批准，他身背原29军的大片刀回河南舞阳县北辛渡大墙后乡探亲去了。
1948年11月8日何基沣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与张克侠将军合作，率领77军和59军起义并强渡长江天险，直取南京，为解放全中国立了大功。此时归队的杨云峰已经不知他所在部队的去向。所以，他又回到河南种地。
我有一份他证件的复印件：“《起义人员证明书》，武字13127号。杨云峰同志，原系国民党陆军军官，于1948年11月在江苏贾汪参加77军起义，特此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1985年5月。”有了这个东西，这杨老头子怎么还穷困潦倒呢？
我去采访他，村里的干部向我告状：“这老头子！90了还和别人打架呢！”
何基沣解放以后在农业部当了副部长，杨云峰就成了何基沣家的常客。有许多合影照片足以证明这件事情。杨云峰亲口对我说，何基沣将军于1980年1月20日病逝前常常资助他。
杨云峰1908年生人，1980年时已经72岁。他曾经在山西一家工厂看过大门，可是，随着社会的变迁，那家工厂早就倒闭了。因此，杨云峰没有养老金。他应该算是“五保户”，应该住进社会福利院中。可是，他为什么总是四处的投靠亲友，或者是要饭吃，我没有进一步详细调查。
不管在河南还是在北京卢沟桥，我多次见过杨云峰老先生，我在1999年7月还专程去河南舞阳县他的家中去采访这个人物，当时，他出门要饭去了。我们在他家等了几天，无果。看到他自己的家里家徒四壁，真是让我和我的同事惊呀万分。至今追思，扪心自问，我仍然对他的身世和处境充满了同情。我想，我的感怀、感叹、同情绝对不是只对杨云峰一个人物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军人们曾经挺身而出同侵华日军血战，抗战中，中国军人阵亡380万人，我们大家都不应该忘记他们。他们是保家卫国的一代英雄人物呀！我常想：当我们批判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去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给在抗战中伤亡的3500万同胞献上一束鲜花呢？侵华日军老兵有天皇的恩给，每月十几万日圆。我们的地方政府为什么不能给当年欲血奋战的抗日老兵最基本的生活资助呢？
甲说乙“游而不击”、乙说甲“下山摘桃”。那么，中国战场死伤154万日寇是谁干的？
我五年前在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描写过采访杨云峰的情景，文章的题目叫《92岁要饭人》。我在文中的一开头就说：“把92倒过来就是29，杨云峰就是当年在卢沟桥与侵华日军血战过的29军老兵。”据说，许多的人看过这篇文章。香港的凤凰卫视前不久给我来电话，谈到这篇文章，还说希望采访这个人物。北京市前副市长白介夫夫妇也和我谈到过这篇文章。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中央电视台《抗战》剧组已经在杨云峰谢世前一个月专程前往采访了老人，给老人留下了一些影视的资料。他们也应该是看了那篇文章的。为此，我真应该感谢《中国青年报》呢。
我五年当中见到过数次杨云峰，见到最多的地点是在卢沟桥抗战馆。
一次次，他来要饭。一次次，他又被送走。
我想，我如果是一个正直的人，我就应该写下上面这一行文字，多少人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光荣牺牲在外国侵略者的刀枪前了，我即使象一条狗，也应该写下我的直观吧。五年来，“杨云峰”这三个字简直成了我的心病，我想，我如果是个正直的作家的话，那么，我告诉人民些什么呢？我告诉政府人员些什么呢？我告诉历史些什么呢？
从31年45年，侵华日军为什么能够占领中国大片的国土14年？
中国军队为什么在抗战初期与日军交战时总是闻风而逃、溃不成军？
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怎样？士气如何？
翻看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的文集，其中有一篇的题目叫《动员广大人民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去》的文章，文章写于1938年6月11日。张将军有一段文字介绍了当时征兵难的实际情形：“------‘为什么隔壁有钱有势的某某的儿子没去，我们就硬要去呢？！’许多作弊的事，到处发生，把‘当兵的义务落在穷人的身上’，好象保卫国家，只是穷人的事情，与有钱人是不相干的样子。”
――看看！那时的不公平产生了那时的社会效果。也许，谁赶上谁倒霉吧？
写杨云峰，我怎么联想到张爱萍将军1938年的文章了？我自己也感费解。
我在日本国留学期间采访了多位侵华日军老兵，有很多原侵华日军老兵回忆几十年前的情景时说：“我们当年从军，是很光荣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为了日本国的利益去亚洲各国掠夺资源和财富。日本国民都这样看我们。很多日本姑娘都表示要把身体给我们，慰问我们！”1999年7月，我请原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在北京看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的时候，东史郎也亲口对我说：“我去中国打仗连我妈都感到自豪，她给我一把短剑，鼓励我为日本国的利益去参战。送短剑的目的是：‘支那兵围了你，你就用它结果自己吧’！”
很多日本老兵很认真地对我说，日本天皇给他们的“恩给”、包括日本政要每年参拜靖国神社，是对他们当年参战的首肯。
我采访过的很多原侵华日军老兵一方面对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忏悔、反省；一方面又认为“当时从军是国家的事情，是国家的命令，是国家的责任”。
战争是残酷的，侵略者在伤害别人的时候也消灭了自己。
其实，战争之后的事情更是严峻的，潜移默化而形成的社会效益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对老人生平的议论又往往影响其家族几代人、影响一个村、一个县。
杨云峰为什么总把人生的归宿和梦想放在卢沟桥呢？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了67年，象他这样的人物也仅有一例。确切的说，我只看到他一个人常去卢沟桥的抗战馆要饭。
他有他的理由。他说，他是喜峰口大战敢死队的成员。
他说，当年，他在卢沟桥事变中和侵华日军血战过。
他说，他把他多年珍藏的29军大片刀献给了抗战馆珍藏。
――“难道有这些理由就可以要饭吗？哼！”
有人说他不应该要饭，应该自己劳动。
有人说他给抗日老兵丢脸。
有人说他给社会抹了黑。
有人说他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他简直就是一个疯子。
有人一看见他就想到110，想到“遣返机关”。
想到杨云峰，我也联想到我所看见的卢沟桥抗战馆：多少年来，侵华日军的刀枪摆在那里就没挪过地方，可百十人有二十辆公车，干部都开公车回家。是工作需要。有人在办公室赌博，没人管。有人自费出国七年了还在发工资。有人公款吃喝一餐就够杨云峰生活一年生活的，从抗战捐款中还可以拿10%好处费。抗战馆科室干部工资都有五、六千。抗战馆干部有百十人次去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朝鲜、日本、新加坡、韩国、比利时、香港、台湾等等国家和中国地区访问。还要在山东建宾馆、在美国开饭馆。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不胜枚举”的举下去。总之，一到杨云峰这儿就什么都不行了，从“精神”到“物质”的门在杨云峰面前都关上了。
恰恰是开公车回家的人对杨云峰老汉的目光最鄙视。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最后一次见到杨云峰是我48岁退休那天。
那天，他又去了卢沟桥，有人警告我不要和他说话，不要给领导找麻烦。我记忆犹新。当时，他正在吃一碗面条。掉在桌上的面条被他抓起来送到嘴里。他上下穿的还算整齐。可惜，他已经不认识我了。吃完，他就被请上一辆小车。我目送他离去了。
听说他在路上挣扎，拳打脚踢。
我想起这件事就感到辛酸。
几年来，我常想：没抡过大刀片的，当了关云长，进了庙，有享之不尽的终生俸禄和荣华富贵；真正抡过大刀片的关羽进了庙，还东张西望呢就已经被安排好了去处。
不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要饭到奥斯维辛博物馆会是什么待遇？
不知诺曼底登陆登陆老兵要饭到诺曼底海滩法国警察会不会出现？
不知道当年的侵华日军老兵如果今天在卢沟桥要饭会惊动谁？
不知道珍珠港展出的美军残舰上是否会出现“我有过功”的要饭人？
不由得，我想起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1973年我在铁道兵六师汽车营四连炊事班当兵。当时，部队在陕西省镇巴县渔渡坝村。我的任务是每天站在直径1.5米的大铁锅前，用大铁锹给全连186名官兵炒菜。那时，窗外总有一瘦小老头儿眼巴巴的看着我，要饭。我把下巴抬起来对窗外的老头儿喊：
“嘿！老头儿！你怎么总来呢？――滚蛋！”
老头子说：“小同志，我这里有复员军人的证件哩！”他颤颤巍巍地打开破包，取出一张旧纸递给我，我看了吃惊地差一点从锅台上摔个跟头。那张复员军人证件上不但有他的一张小照片，有第二野战军的大红章，有刘伯承和邓小平的签字。我急忙打开老头要饭的口袋，用铁锹铲上米饭装满。不巧，这事情让营教导员徐光宗老远地看见了。在军人大会上，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军人大会一完，我就跑到山坡上去大哭。教导员找到我，厉声喝道：
“立正！你给我站好！哭什么哭！想翻案？”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那是咱们的老兵！有刘伯承、邓小平的签字哩。”
教导员大惊，他和气的说：“我没调查，我错了，我向你道歉。以后，凡是这个老同志来了，就给我用铁锹，把他的家伙式儿、全都给我装满！”
徐教导员，天南海北的，你在哪里呢？我今天也要给你敬礼呀！
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还和“要饭”有关。2001年杨云峰要饭到卢沟桥抗战馆，领导说：“谁认识他干女儿家？没人认识的话，就把他送走啦！”我为了讨好领导，也担心把他送到警察那里去，我就自告奋勇说：“我知道”。
杨云峰干女儿家住丰台东高地万源南里17栋1单元10号。一路上，杨云峰对我说：“她不是我亲生的，我去投奔她让她不高兴！光给我脸色看。还是让我去要饭吧！――走到哪里，就倒在哪里完了。”
在车上我看了看他缝了又缝的破书包。他的破书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