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依然弱小，这就是为什么胡锦涛强调“韬光养晦”依然管用100年。我们不能忽视美国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的强大，他们可以使用的手段比我们中国多，而且某些绝密招数中国还不知道，美国亡我中国之心从来不死，我们一定要随时小心谨慎。在任何国际游戏中，除了干扰美国的战略步骤外，不能损伤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这就是底线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辉煌的名字：
两弹一星元勋：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院士
两弹一星元勋：中国核物理泰斗王淦昌院士
两弹一星功勋：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院士
两弹一星功勋：物理冶金学家吴自良院士
两弹一星功勋：物理学泰斗钱学森院士
两弹一星功勋：物理学家彭桓武
其实，你们应该也知道，在中国象这样为了国家而奋斗的人还有很多，这几个也只不过是代表而已，而对于那些所谓外籍华人，不是中国人，就算他是很厉害的科学家，象哪个姓杨的家伙，忘记了自己的祖国，我们ZF的
责任就是应该封杀。”
曹坤绝对没有想到自己的最后的这句无心之语，在后来发生了多大的影响，爆发出来了多大的威力.
修3 82
(更新时间：2006-12-23 15:27:00 本章字数：7620)
9月，摆在曹坤面前的问题就是马来西亚的问题和印度尼西亚的问题，世界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中国，都想看看印度尼西亚之后，中国会对马来西亚怎么样，但是中国的接下来的行动又让他们大掉眼镜，中国在12日宣布：“‘复仇行动’正式结束，由于在战争中印度尼西亚失去了大部分的人口，中国将在即日起合并印度尼西亚，有关马六甲海峡中国将仍然按照原有次序。”同时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工作，第一批移民的重点是那些年龄超过30岁的的男子，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的光棍已经有了8000万，这个时大家才知道为什么曹坤要把那些女性留下。新的移民和原由的投降的原来反政府军相处的还是很融洽的，毕竟我们是实行的民族平等的政策。而移民的主要地区就是东北和黄河流域的人，当然，也有很多的商业经营者伴随着移民一起来到了南洋的最南端，原来的归国的华侨，不现在可以理直气壮的称呼中国商人也有很多来到了这快中国的新的土地。同时，伴随着这次移民的还有工业和农业的全国的改革和一些政策的变动。
而世界各个国家都沉没着看者中国的这一系列举动，因为中国公布的预计移民人数是三千万，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从此再也不可能有什么印度尼西亚了，虽然有一些逃亡到美国的组织了流亡政府，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正式承认他，大家都明白中国这次是动了真怒，而这次事件对他们的实际利益损害也不大，唯一在初期有一个不安分的小日本在看到美国主子都沉默以后也很快的安静了。实际上中国公布在马六甲海峡一切维持原状之后大家都在表示中国应该惩罚这个多次造成人道灾难的国家。
世界以下就安静的多了，但是在这个安静的表面下却是急流暗涌。
在这次向南洋移民之后有人来问曹坤，为什么当初新苏联归还中国那么多的土地我们不去进行移民，而且还让那些北极熊保留军队到合适的时候呢？曹坤只是说了一句：“因为他们猜到了中国会与一些国家在近年有战争，他们随时都可以把土地有军队收回去，哪个时候我们能说不吗？哪个时候他们有了我们的钱，土地又收回去了，这个算盘打的响吧！”听了这话的人都明白，曹坤已经有了新的计划，能够完全的拥有那些土地的计划。因为在对印度尼西亚的战争中他出现的新式武器让
他们大吃一惊，但是这个不是他们主要关注的，他们现在就为了在那快即将建立新省区的土地上争夺自己的最大利益，因为他们知道曹坤其实对这些不感兴趣，也不会感兴趣，不然这个位置是不会让曹坤坐了的。
10月1日，在中国的国庆大典上，曹坤终于公布了：恢复原来南洋的所有地理名称；在爪哇岛和香料群岛，共同组成一个爪哇省，省会雅加达；苏门答腊岛以及其周边岛屿组建一个南洋省，省会棉兰；剩下的婆罗洲（今
加 岛）以及起东边的群岛组建兰芬省，省会坤甸。这三个新组建的省区共同构成中国的南洋三省。
这一年的剩下的时间，中国ZF是加紧的改革ZF，调整各种政策，这些政策在后来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又是一个春节，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印度、越南、菲律宾在中午12点同时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同时向中国发动了进攻，而且东边的日本也是蠢蠢欲动。但是这次事件曹坤其实早就得到了情报，所以也早就做了很多的安排，2月13日，春节的第二天，曹坤宣布对印度、越南和菲律宾作战，重点首先是进攻越南。但是在越南是实行不同于以往的政策，对越作战的新7集团军街道曹坤的命令：“任何抵抗者就地枪杀，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尽量保证年龄不超过45岁女性的安全，同时以最快速度驱赶男性以及年龄大的妇女，不管他们去哪儿，总之驱逐出越南地区。”
这个命令的下达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就说近的吧：
多年以前，作为我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外援助”这个“关键词”频频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对于上点岁数的中国人来说，“外援”一词并不生疏。但是，有关我国“外援”的具体情况及统计数据，恐怕很少有人说得清楚。至1960年底的外交档案中，含有“对外援助”字样的标题竟有200多个。
蒙古国最早请求支援劳动力
新中国刚成立，国外请求援助的信函便纷至沓来。
“越南请求中国援助大米事”，“关于老挝要求我国提供经济援助问题”，“关于也门要求援助事”，“几内亚高官要求我经济援助等谈话记录”，“印尼要求我援建纺织厂事及印尼工业部长为此拟访华事”……外交档案显示，某某国“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要求我派”，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的常见字句。
向中国要钱要粮要物或援建工厂的要求，不少是国家元首亲口提出的，他们或找我驻外大使，或直接专门致函我国领导人，还有的以国家政府或外交部给我国发照会的方式，商谈和办理“援外”事务；在当时我国外交部和外贸部等政府部门、驻相关国家大使馆的工作中，这一项占有不小的分量和重要地位。
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这大概是向我国最早提出的外援请求。当时，中方的答复是：“因为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容后考虑。”
周恩来总理记住了对蒙古国的这一承诺。1954年11月，乌兰夫副总理率中共代表团前往乌兰巴托，临行前，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电告何英大使：“通知蒙方此次代表团去蒙，除参加蒙党代大会外，并希望了解一下蒙方在劳动力方面有何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何种帮助的问题。”12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电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我们当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1个月后，蒙古国向我驻蒙使馆提交了总计12250名工人的清单，包括粗细木匠、泥瓦匠、制砖瓦、烧石灰、谷物蔬菜树木花卉种植、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桶匠、捕鱼等近40个工种，蒙方同时要求工人自带工具。
对此，外交部给使馆的回电中颇显为难：“此次蒙古所提出的工人种类繁多，要求去蒙的时间又急，并且所涉及的问题甚广……进行动员是有困难的。”“又如去渔工，蒙方有无渔船、渔工？”后来，根据中方建议，双方就此组团商谈。1955年4月底，相关部门在东北三省开始了赴蒙工人的组织工作。当年，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越南向我国提出援助的时间也很早。在标明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的要求开门见山：“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一千五百吨至二千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显然，在此之前，我国已支援过越南粮食了。
援越物资表里有葡萄干和酒
记者粗略统计，到1960年底，我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还有：朝鲜、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马里、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国。
我国帮助蒙古国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修桥造路，解决燕麦种子，供应木材，修复古庙等，援建纺织厂的设备国内提供不了，我们就用稀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
在《中国和越南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的议定书》的附件中，中方援越的货物表里，有30000吨大米、300吨面粉、5000公斤葡萄干、180根皮带、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援建铁路的物资表里，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物；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等，还有10个碾米厂、2个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等等。这其中的30000吨大米，是在议定书签订之前5个月，越南劳动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绝密函中提出的，当时中共中央回电：“虽然国内大米供应也较紧张，但为着援助新解放的兄弟国家，同意照拨。”那时大多数中国人也难以享用葡萄干和高档酒。
在柬埔寨，我们除了援建水泥、纺织、木板、造纸、钢铁等各种厂子外，还帮他们建艺术学校、电台，勘探铁矿煤矿。
1955年9月30日，在援越的越池桥修建工地，因水流湍急，运送钢缆的船倾斜进水，29岁的中国工长、共产党员陈国平为救船上“6名越南同志”掉入水中，第一个为我国的援外事业献出了生命。为报告国内这一不幸事件及善后，使馆先后发回3个篇幅很长的电报。
非洲国家是从1958年底才开始陆续与我国建交的，对他们的援助一般在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我们援建他们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帮助他们找水打井。粮食是这些国家最希望从我国得到的东西，1959年到1960年，我国粮食连续两年减产，但对于非洲国家的要求，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我们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还宣布“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10000吨小麦或大米”。
此时，新中国政府面对的是多年战争后民国政府留下的烂摊子，百废待兴，国力有限，但我国人民仍节衣缩食，克服重重困难，一一满足各国的要求。而且，我们的援助从不附带任何条件。
受援国家的要求往往过大、过多、过急
虽说是我国提供外援，我们给人家东西，但与受援国就外援的谈判并不容易，执行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
1955年2月16日，中蒙双方为中国援助蒙古劳动力问题开始谈判。“至4月7日正式签字，共进行了14次会谈。”为什么要谈判这么多次？原来，蒙方提出，中国去的工人“希携家属来蒙，居留期间愈长愈好”，工期“不少于五年”，与蒙古员工同工同酬，而且“所得工资都用在蒙古，不寄回国内”。我谈判代表团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谈判中我们的许多意见都经过多次解释才被接受，如我们提出工人的工期为三年，派遣中国干部带队及在蒙古成立工人事务处，准许工人兑回工资百分之三十的现款养家及把余款存入蒙古银行，列入非贸易账户汇款等问题，均经过多次反复磋商。”
这样的问题似乎不只发生在对个别国家的援助中。1960年的一份档案中说：“从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受援国家提出要求我国帮助建设的不少项目，往往超出他们国内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他们提出要求援助的项目往往过大、过多、过急。同时，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能力也有一定限度。”
由于受援国的要求往往过急，“以致有些项目的建成时间和设备交付时间规定得比较紧迫，给执行协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1958年底，一份总结外援工作的档案列举了一些存在的问题：援蒙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由于原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设备制造工作无法如期完成，推迟半年才完工”，“据估计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要贵。”按协议，1958年我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目前优质钢缺乏，不能尽早满足朝方要求”。
因此，当时外贸部等一些部门提出：“对兄弟国家提供援助……是为了帮助和推动他们自力更生，促进他们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外援要“贯彻执行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细水长流的方针，做到因地制宜，中小为主，多快好省”。
11年外援总额：40.28亿元人民币
“从1950年起至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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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元勋：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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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们应该也知道，在中国象这样为了国家而奋斗的人还有很多，这几个也只不过是代表而已，而对于那些所谓外籍华人，不是中国人，就算他是很厉害的科学家，象哪个姓杨的家伙，忘记了自己的祖国，我们ZF的
责任就是应该封杀。”
曹坤绝对没有想到自己的最后的这句无心之语，在后来发生了多大的影响，爆发出来了多大的威力.
修3 82
(更新时间：2006-12-23 15:27:00 本章字数：7620)
9月，摆在曹坤面前的问题就是马来西亚的问题和印度尼西亚的问题，世界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中国，都想看看印度尼西亚之后，中国会对马来西亚怎么样，但是中国的接下来的行动又让他们大掉眼镜，中国在12日宣布：“‘复仇行动’正式结束，由于在战争中印度尼西亚失去了大部分的人口，中国将在即日起合并印度尼西亚，有关马六甲海峡中国将仍然按照原有次序。”同时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工作，第一批移民的重点是那些年龄超过30岁的的男子，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的光棍已经有了8000万，这个时大家才知道为什么曹坤要把那些女性留下。新的移民和原由的投降的原来反政府军相处的还是很融洽的，毕竟我们是实行的民族平等的政策。而移民的主要地区就是东北和黄河流域的人，当然，也有很多的商业经营者伴随着移民一起来到了南洋的最南端，原来的归国的华侨，不现在可以理直气壮的称呼中国商人也有很多来到了这快中国的新的土地。同时，伴随着这次移民的还有工业和农业的全国的改革和一些政策的变动。
而世界各个国家都沉没着看者中国的这一系列举动，因为中国公布的预计移民人数是三千万，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从此再也不可能有什么印度尼西亚了，虽然有一些逃亡到美国的组织了流亡政府，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正式承认他，大家都明白中国这次是动了真怒，而这次事件对他们的实际利益损害也不大，唯一在初期有一个不安分的小日本在看到美国主子都沉默以后也很快的安静了。实际上中国公布在马六甲海峡一切维持原状之后大家都在表示中国应该惩罚这个多次造成人道灾难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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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向南洋移民之后有人来问曹坤，为什么当初新苏联归还中国那么多的土地我们不去进行移民，而且还让那些北极熊保留军队到合适的时候呢？曹坤只是说了一句：“因为他们猜到了中国会与一些国家在近年有战争，他们随时都可以把土地有军队收回去，哪个时候我们能说不吗？哪个时候他们有了我们的钱，土地又收回去了，这个算盘打的响吧！”听了这话的人都明白，曹坤已经有了新的计划，能够完全的拥有那些土地的计划。因为在对印度尼西亚的战争中他出现的新式武器让
他们大吃一惊，但是这个不是他们主要关注的，他们现在就为了在那快即将建立新省区的土地上争夺自己的最大利益，因为他们知道曹坤其实对这些不感兴趣，也不会感兴趣，不然这个位置是不会让曹坤坐了的。
10月1日，在中国的国庆大典上，曹坤终于公布了：恢复原来南洋的所有地理名称；在爪哇岛和香料群岛，共同组成一个爪哇省，省会雅加达；苏门答腊岛以及其周边岛屿组建一个南洋省，省会棉兰；剩下的婆罗洲（今
加 岛）以及起东边的群岛组建兰芬省，省会坤甸。这三个新组建的省区共同构成中国的南洋三省。
这一年的剩下的时间，中国ZF是加紧的改革ZF，调整各种政策，这些政策在后来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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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这大概是向我国最早提出的外援请求。当时，中方的答复是：“因为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容后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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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柬埔寨，我们除了援建水泥、纺织、木板、造纸、钢铁等各种厂子外，还帮他们建艺术学校、电台，勘探铁矿煤矿。
1955年9月30日，在援越的越池桥修建工地，因水流湍急，运送钢缆的船倾斜进水，29岁的中国工长、共产党员陈国平为救船上“6名越南同志”掉入水中，第一个为我国的援外事业献出了生命。为报告国内这一不幸事件及善后，使馆先后发回3个篇幅很长的电报。
非洲国家是从1958年底才开始陆续与我国建交的，对他们的援助一般在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我们援建他们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帮助他们找水打井。粮食是这些国家最希望从我国得到的东西，1959年到1960年，我国粮食连续两年减产，但对于非洲国家的要求，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我们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还宣布“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10000吨小麦或大米”。
此时，新中国政府面对的是多年战争后民国政府留下的烂摊子，百废待兴，国力有限，但我国人民仍节衣缩食，克服重重困难，一一满足各国的要求。而且，我们的援助从不附带任何条件。
受援国家的要求往往过大、过多、过急
虽说是我国提供外援，我们给人家东西，但与受援国就外援的谈判并不容易，执行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
1955年2月16日，中蒙双方为中国援助蒙古劳动力问题开始谈判。“至4月7日正式签字，共进行了14次会谈。”为什么要谈判这么多次？原来，蒙方提出，中国去的工人“希携家属来蒙，居留期间愈长愈好”，工期“不少于五年”，与蒙古员工同工同酬，而且“所得工资都用在蒙古，不寄回国内”。我谈判代表团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谈判中我们的许多意见都经过多次解释才被接受，如我们提出工人的工期为三年，派遣中国干部带队及在蒙古成立工人事务处，准许工人兑回工资百分之三十的现款养家及把余款存入蒙古银行，列入非贸易账户汇款等问题，均经过多次反复磋商。”
这样的问题似乎不只发生在对个别国家的援助中。1960年的一份档案中说：“从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受援国家提出要求我国帮助建设的不少项目，往往超出他们国内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他们提出要求援助的项目往往过大、过多、过急。同时，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能力也有一定限度。”
由于受援国的要求往往过急，“以致有些项目的建成时间和设备交付时间规定得比较紧迫，给执行协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1958年底，一份总结外援工作的档案列举了一些存在的问题：援蒙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由于原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设备制造工作无法如期完成，推迟半年才完工”，“据估计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要贵。”按协议，1958年我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目前优质钢缺乏，不能尽早满足朝方要求”。
因此，当时外贸部等一些部门提出：“对兄弟国家提供援助……是为了帮助和推动他们自力更生，促进他们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外援要“贯彻执行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细水长流的方针，做到因地制宜，中小为主，多快好省”。
11年外援总额：40.28亿元人民币
“从1950年起至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