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和他一起玩牌，还让他喝烈性酒，为的是阻止他参与国事。最近两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皇上实际上成了一个装饰品，这是违背其本意的。
你们都知道，太后没受过教育，她非常保守，又完全不愿意给予皇帝任何管理国事的实权。在1887年，朝廷决定拨出3 ，000 万两白银，用于创建一支水师……太后却将余下的钱用来修（颐和园）……
她从来没怎么见过外面的人――只有少数几个能接近她的宫廷太监和国家大臣。
为了显得自己是个熟悉内情的权威，康有为开始转向性方面的含沙射影。“宫里有个假太监，比任何大臣都更有权。这个假太监的名字叫李莲英。是直隶本地人。如果不预先向他行贿，任何事情也休想办成。所有总督都是通过向这个人行贿才得到他们的职位的，他因此而富甲天下。李鸿章也没法跟他比。”（这到暗示了一个事实：在北京，任何一个比李鸿章总督更加富有的人都是荒谬可笑的，不过，康有为的听众根本没有条件去核实他的信口雌黄。）
为了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威，康有为声称：他亲自见过慈禧。“她中等身高，举止威严，多少有点鲁莽急躁。暗黄色的皮肤，长长的杏眼，高高的鼻子，看上去还算聪明，有一双表情丰富的眼睛。”没有证据表明康有为曾经见过太后，哪怕是一次朝会。就连罗伯特。赫德爵士也从未见过她。光绪在紫禁城里短暂地召见康有为的那会儿，太后还在颐和园呢。
对于这第一次重要会见的回应，让康有为甚觉高兴，他分别给北京的西方公使写信，力劝他们解救皇上。在他写给爱德温。康格和窦纳乐爵士的内容大同小异的信中，康有为把慈禧称作“伪太后”、“淫荡、堕落的宫妃”、“篡国杀人的窃贼”、“放荡、贪婪的老妇”以及“黎民百姓的灾祸”。这是头一回有人发表这样恶毒的诽谤，在慈禧的一生中，在满清王朝的历史上，它标识着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从1898年开始，事实将被抹黑宣传所取代。为了不断给自己的话题加温，康有为开列了许多关于慈禧生活的诽谤性的材料，这些都是根据他从名士们的酒会上听来的闲言碎语自由改编的。“伪太后有个私生子，名叫钦明，她本意是要叫他登上龙位的……我们这样的礼仪之邦，怎么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淫荡、虚伪、残暴、恶毒之人，一个废君篡位的窃贼呢？”（到此时为止，慈禧本人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已经有37年了，而且，她既没有废黜光绪，也没有篡夺皇位。）
康有为提醒外国公使们：“伪太后守旧、无知、暴虐、放荡。她毒死了我们的太后（慈安），也就是咸丰皇帝的正宫，还有我们的同治皇后（阿鲁特），结果，同治皇帝也悲愤而死。”（慈安之死发生在17年前，有充足的时间让种种关于下毒的谣言得到充分的传播，但记录在案的指控这还是头一回。康有为还歪曲了阿鲁特之死，声称同治皇帝是在他妻子被毒死后悲愤而死的，而事实上他却死于阿鲁特之前。很明显，他对慈禧当时也曾中毒的事情一无所知。）
“如今，”他继续写道，“她串通了那么一两位奸臣，幽禁了我们的皇上，密谋篡夺他的皇位，却谎称她这是在‘训政’。……我国所有有识之士，都被这个爱管闲事的宫妃将要软禁皇上的消息所激怒了……她挪用善款的收入在天津建造了一座宫殿，以放纵自己的淫欲。她对国家的凋敝、民生的困苦毫无同情之心。”
第四部分逃亡第68节逃亡（3 ）
这全是胡说八道，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十分有限，也不知道究竟该相信什么。即使是那些长期居住在北京的西方人，对于朝廷的内部运作，对于紫禁城的真实生活，对于大清王朝真正的历史，对于自1861年两宫皇太后听政以来大清王朝到底是在上升还是在衰落，也同样一无所知。甚至在各国公使馆里，也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宫里原来有两位皇太后。
康有为在香港的时候去看过宫崎滔天8 ，此人自18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从财政上支持孙逸仙博士，是天佑侠团名义上的负责人。康有为也知道宫崎跟这个黑社会组织的关系，但并没有领会到他真正的死对头是端郡王。康有为请求他帮忙除掉慈禧。他告诉宫崎“太后是中国维新的唯一障碍，并表示希望能雇几个日本浪人来除掉他。”而宫崎觉得，这是康有为某个热心的年轻追随者所应该操心的事，不关日本人什么事。第二天，一个被康有为挑选来承担暗杀任务的、紧张兮兮的年轻人，找到宫崎寻求帮助，并作了一个眼泪汪汪的告别。
在接下来的8 年多时间里，康有为策划了一系列针对太后的暗杀阴谋。他的一位被派到北京刺杀太后的朋友，最后完全陶醉在美酒和花姑娘之中，以至于那笔用来完成使命的预算被他挥霍一光。另一位刺客则被抓起来处死了。无论是太后还是皇帝，都不曾饶恕他的诽谤和暗杀密谋。光绪皇帝，非但没有在满洲地牢里饱受折磨，反而发布了一系列声讨康有为的谕旨，这些谕旨自己会说话。
罗伯特。赫德爵士写道：“老太后对康有为的事大为光火――这倒没什么可惊讶的，值得惊讶的是他在香港所接受的采访以及他所说的那些话竟然被发表，并在国际上造成了损害。”
窦纳乐爵士和北京的其他欧洲公使深受他们所说的“上海传闻”的影响，这一传闻说的是：皇帝真的可能成了一个囚犯，甚或正在遭受肉体的折磨。因为急着要让自己宽心，使馆方面便充分利用了光绪9 月25日所发布的一篇上谕。这篇上谕说，他长期以来健康状况不佳，已经对太医们的治疗丧失了信心：“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9 使馆方面于是设想他还活着，全都竭力鼓动中国政府让洋医生来给光绪看病。其意图倒也清楚得很：只有通过这样的医学检查，才能澄清谣言汹汹的恶浊空气，恢复大英帝国和国际社会对满清政权的信心。作为一名有执业资格的医生，莫理循千方百计要让这份差事派到自己的头上，那将是一条无与伦比的独家新闻。他声称自己是眼下在北京的资深医学博士，但窦纳乐爵士拒绝他的请求，说莫理循不适合担当此任，因为他是《泰晤士报》的记者。另一位私人医生柯万博士也被拒绝了，因为他是康有为和李提摩太的朋友。窦纳乐爵士最后决定让法国公使馆的医生多德福上场，因为他是眼下属于外交使团的唯一一名医学人员（英国使馆的医生正在休假）。
1898年10月18日，多德福医生在庆亲王和一位来自意大利使馆的翻译的陪同下，看视了光绪皇帝。如果太后真的很仇外，如果她真的憎恨自己的侄子并巴不得他死掉，如果她真的是康野狐所描述的全能恶魔，那么，她决不会同意让一个洋鬼子来进行这样一次有可能透露内情的体检。事实上，她始终在场，对这次医学检查坦诚以待，因此接下来的一切也就更直观地说明了皇帝和她之间的公开关系。首先，多德福医生发现光绪确实还活着，而且也并不是一个囚犯，既没有受到折磨，也没有中过毒。多德福断定：从身体上看，皇帝显然承受着布赖特氏肾病的折磨，并且承受着这一疾病所带来的并发性影响。从精神上来说，他思维混乱，但是，将他的神经紊乱归咎于太后或是别的任何人，或者仅仅归咎于遗传，归咎于他母亲的虐待，归咎于紫禁城的特殊教育，都不过是一种想当然的臆测。
多德福医生用法语写的医学报告，被送到了所有的公使馆，并由他们转寄给了本国政府。尽管报告很秘密，但正是由于这份观察材料的私密性，其主要内容很快就被泄漏给了公众，并且成了中国、欧洲和美国那些灾难性的流言蜚语的灵感来源，不断摧毁光绪皇帝那所剩无几的支离破碎的形象。这份报告特别生动细致而又袒露无遗：乍一看，他的状态很是虚弱，瘦得吓人，情绪低落，脸色苍白。食欲尚佳，但消化能力却不太好。……呕吐非常频繁。……在得到陛下欣然同意之后，我用听诊器听了听他的肺部，并没有显示出身体良好的迹象。循环系统也问题多多。脉搏弱而快，头痛，感觉到胸部闷热，耳鸣，头晕目眩，行走蹒跚，给人的感觉好像缺了条腿似的。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另外还有：畏寒怕冷，双腿、膝盖和手指头都感觉麻木，身体发痒，有轻微的听力障碍，视力衰退，肾部疼痛。但是，比起这一切，更为严重的是小便器官的疾患……皇上小便很频繁，但每次只有一点点，而24小时内的总量却比正常的要少。皇上着重说到了他的遗精，这通常发生在夜里，而且总是有快感随之而发生。这些夜间发生的喷射，多由日间自发勃起功能的减弱所致。在综合考虑这些不同的症状之后，我可以确信：这一疾病应归因于肾脏损伤，这在欧洲被称为“肾炎”或“慢性肾炎”。这种病，皆因血液在经过肾脏时会产生对有机组织有害的沉积物。当肾脏因为器官受损而不能通过尿液排出这些沉积物的时候，同样的沉积物就会被血液带到不同的器官，逐渐堆积并导致疾病，就像前面所描述的症状。有必要采用一种食物疗法，这样的食物要能减轻肾脏的工作负担。……最好的食物疗法是：只食用乳类食品，摒弃其他的食物。牛奶或人奶均可，每天3-4 升，其中再溶入50克乳糖。这样的食物疗法要持续几个月。至于药物治疗，洋地黄粉末颇有实效。肾脏的疼痛，则可以通过按摩和拔火罐来镇痛。……至于遗精，则显示了身体总体上的衰弱，尤其是下腹肌肉的衰弱。……这些，就是本人的粗陋之见，恭逞陛下圣裁，并衷心希望能为圣躬稍舒病痛。
光绪能够在慈禧面前开诚布公地谈论这些话题，的确令人惊讶，同时也将平息任何这样的观念：他们之间存在一堵憎恨和猜疑的高墙。这份报告以多德福医生的判断作出结论，“目前没什么危险。”当然，他指的是医学上的危险。
多德福觉得，最大的麻烦是：皇上的病使得性交完全不可能，皇上没有性生活，皇位的继承人也就没有着落。即使在工作日，当他处于情绪的压力之下时，光绪也承受了遗精之苦，这是他的肾病和神经紧张所带来的后果的一个方面。他没法和他的皇后或嫔妃做爱，即使他被她们所吸引也不行，何况他并非如此。出于尊严方面的考虑，他不能把自己跟任何女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将一直无儿无女，但皇后和嫔妃的存在时时刻刻提醒着他的性无能。对这样一些缺陷的清醒认识，并没有阻止光绪显示他真正的性格力量：将翁同从军机处革职并发动百日维新。要是他没有陷身于如此可怕的身体和情绪上的劣势，他也许就已经战胜了铁帽子们，并给中国带来戏剧性的变革。
多德福医生没有表达对光绪精神状态的看法。另一位西方医生在后来回顾皇上的症状时，给出了这样的总结：光绪的情状应该是神经衰弱，由于肾脏的机能失常而进一步恶化，对此，韦伯斯特解释为“一种情绪和精神的紊乱，表现为人际交往能力的削弱，同时也常常表现为疲乏、沮丧、感觉迟钝、头痛、对感官刺激的极度敏感（如光线和声音）以及身心失调（如消化系统和循环系统的失调）。”所有这些症状，从光绪孩提时代起就一直伴随着他，这也就足以解释铁帽子们为什么能够在他头上占上风。
所以，得出一些简单的结论是完全可能的。且不管他作为一个备受虐待的孩子（这导致了他的口吃）其最初的精神状况如何，他后来在紫禁城的抚育成长，以及处于翁师傅持续不断的唠里唠叨和吹毛求疵之下，加之太监当中的一些人对这孩子充满敌意的刺激，这一切，无疑使情况变得更糟了。正是翁师傅，让这孩子对他的姨妈卑躬屈膝、委曲求全。等到他长大成人才发现：关于他作为皇帝的职责，人们所告诉他的一切只是说谎，事实上他不过是那些反动亲王的谄媚者和那些躲在皇座后面集体掌权的官吏们的一块橡皮图章。
在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10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患有血友病，这一事实被当作国家机密而严格保守。而光绪皇帝精神和身体糟糕的健康状况却由于外国使团的疏忽大意或不屑一顾，而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多德福医生的报告所造成的喧嚣混乱，与1898年秋天举行的一系列秘密御前会议密切相关，会上，铁帽子们迫切要求秘密指定一位皇位继承人。铁帽子们如今占了上风，通过对维新派的血腥镇压，已经吓得温和派不敢开口，所以他们认为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此正其时。
罗伯特。赫德爵士了解到“有6 个年轻人在宫里接受考察，据说在月底之前，他们当中将有一位要成为皇帝。”王爷们之间为使自己的候选人当选而展开的竞争，进行得非常激烈，但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和1875年的继承危机不同，这一次的候选人，全部从下一代、也就是“溥”字辈的小王子们当中产生。溥伦被排除在外，理由是他的血统以及他父亲在1860年是八大臣的死党，1875年他也是因为同样的理由而被排除的。许多其他的孩子也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一匹黑马候选人被提出来了，他就是庆亲王的儿子，
你们都知道，太后没受过教育，她非常保守，又完全不愿意给予皇帝任何管理国事的实权。在1887年，朝廷决定拨出3 ，000 万两白银，用于创建一支水师……太后却将余下的钱用来修（颐和园）……
她从来没怎么见过外面的人――只有少数几个能接近她的宫廷太监和国家大臣。
为了显得自己是个熟悉内情的权威，康有为开始转向性方面的含沙射影。“宫里有个假太监，比任何大臣都更有权。这个假太监的名字叫李莲英。是直隶本地人。如果不预先向他行贿，任何事情也休想办成。所有总督都是通过向这个人行贿才得到他们的职位的，他因此而富甲天下。李鸿章也没法跟他比。”（这到暗示了一个事实：在北京，任何一个比李鸿章总督更加富有的人都是荒谬可笑的，不过，康有为的听众根本没有条件去核实他的信口雌黄。）
为了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威，康有为声称：他亲自见过慈禧。“她中等身高，举止威严，多少有点鲁莽急躁。暗黄色的皮肤，长长的杏眼，高高的鼻子，看上去还算聪明，有一双表情丰富的眼睛。”没有证据表明康有为曾经见过太后，哪怕是一次朝会。就连罗伯特。赫德爵士也从未见过她。光绪在紫禁城里短暂地召见康有为的那会儿，太后还在颐和园呢。
对于这第一次重要会见的回应，让康有为甚觉高兴，他分别给北京的西方公使写信，力劝他们解救皇上。在他写给爱德温。康格和窦纳乐爵士的内容大同小异的信中，康有为把慈禧称作“伪太后”、“淫荡、堕落的宫妃”、“篡国杀人的窃贼”、“放荡、贪婪的老妇”以及“黎民百姓的灾祸”。这是头一回有人发表这样恶毒的诽谤，在慈禧的一生中，在满清王朝的历史上，它标识着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从1898年开始，事实将被抹黑宣传所取代。为了不断给自己的话题加温，康有为开列了许多关于慈禧生活的诽谤性的材料，这些都是根据他从名士们的酒会上听来的闲言碎语自由改编的。“伪太后有个私生子，名叫钦明，她本意是要叫他登上龙位的……我们这样的礼仪之邦，怎么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淫荡、虚伪、残暴、恶毒之人，一个废君篡位的窃贼呢？”（到此时为止，慈禧本人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已经有37年了，而且，她既没有废黜光绪，也没有篡夺皇位。）
康有为提醒外国公使们：“伪太后守旧、无知、暴虐、放荡。她毒死了我们的太后（慈安），也就是咸丰皇帝的正宫，还有我们的同治皇后（阿鲁特），结果，同治皇帝也悲愤而死。”（慈安之死发生在17年前，有充足的时间让种种关于下毒的谣言得到充分的传播，但记录在案的指控这还是头一回。康有为还歪曲了阿鲁特之死，声称同治皇帝是在他妻子被毒死后悲愤而死的，而事实上他却死于阿鲁特之前。很明显，他对慈禧当时也曾中毒的事情一无所知。）
“如今，”他继续写道，“她串通了那么一两位奸臣，幽禁了我们的皇上，密谋篡夺他的皇位，却谎称她这是在‘训政’。……我国所有有识之士，都被这个爱管闲事的宫妃将要软禁皇上的消息所激怒了……她挪用善款的收入在天津建造了一座宫殿，以放纵自己的淫欲。她对国家的凋敝、民生的困苦毫无同情之心。”
第四部分逃亡第68节逃亡（3 ）
这全是胡说八道，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十分有限，也不知道究竟该相信什么。即使是那些长期居住在北京的西方人，对于朝廷的内部运作，对于紫禁城的真实生活，对于大清王朝真正的历史，对于自1861年两宫皇太后听政以来大清王朝到底是在上升还是在衰落，也同样一无所知。甚至在各国公使馆里，也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宫里原来有两位皇太后。
康有为在香港的时候去看过宫崎滔天8 ，此人自18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从财政上支持孙逸仙博士，是天佑侠团名义上的负责人。康有为也知道宫崎跟这个黑社会组织的关系，但并没有领会到他真正的死对头是端郡王。康有为请求他帮忙除掉慈禧。他告诉宫崎“太后是中国维新的唯一障碍，并表示希望能雇几个日本浪人来除掉他。”而宫崎觉得，这是康有为某个热心的年轻追随者所应该操心的事，不关日本人什么事。第二天，一个被康有为挑选来承担暗杀任务的、紧张兮兮的年轻人，找到宫崎寻求帮助，并作了一个眼泪汪汪的告别。
在接下来的8 年多时间里，康有为策划了一系列针对太后的暗杀阴谋。他的一位被派到北京刺杀太后的朋友，最后完全陶醉在美酒和花姑娘之中，以至于那笔用来完成使命的预算被他挥霍一光。另一位刺客则被抓起来处死了。无论是太后还是皇帝，都不曾饶恕他的诽谤和暗杀密谋。光绪皇帝，非但没有在满洲地牢里饱受折磨，反而发布了一系列声讨康有为的谕旨，这些谕旨自己会说话。
罗伯特。赫德爵士写道：“老太后对康有为的事大为光火――这倒没什么可惊讶的，值得惊讶的是他在香港所接受的采访以及他所说的那些话竟然被发表，并在国际上造成了损害。”
窦纳乐爵士和北京的其他欧洲公使深受他们所说的“上海传闻”的影响，这一传闻说的是：皇帝真的可能成了一个囚犯，甚或正在遭受肉体的折磨。因为急着要让自己宽心，使馆方面便充分利用了光绪9 月25日所发布的一篇上谕。这篇上谕说，他长期以来健康状况不佳，已经对太医们的治疗丧失了信心：“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9 使馆方面于是设想他还活着，全都竭力鼓动中国政府让洋医生来给光绪看病。其意图倒也清楚得很：只有通过这样的医学检查，才能澄清谣言汹汹的恶浊空气，恢复大英帝国和国际社会对满清政权的信心。作为一名有执业资格的医生，莫理循千方百计要让这份差事派到自己的头上，那将是一条无与伦比的独家新闻。他声称自己是眼下在北京的资深医学博士，但窦纳乐爵士拒绝他的请求，说莫理循不适合担当此任，因为他是《泰晤士报》的记者。另一位私人医生柯万博士也被拒绝了，因为他是康有为和李提摩太的朋友。窦纳乐爵士最后决定让法国公使馆的医生多德福上场，因为他是眼下属于外交使团的唯一一名医学人员（英国使馆的医生正在休假）。
1898年10月18日，多德福医生在庆亲王和一位来自意大利使馆的翻译的陪同下，看视了光绪皇帝。如果太后真的很仇外，如果她真的憎恨自己的侄子并巴不得他死掉，如果她真的是康野狐所描述的全能恶魔，那么，她决不会同意让一个洋鬼子来进行这样一次有可能透露内情的体检。事实上，她始终在场，对这次医学检查坦诚以待，因此接下来的一切也就更直观地说明了皇帝和她之间的公开关系。首先，多德福医生发现光绪确实还活着，而且也并不是一个囚犯，既没有受到折磨，也没有中过毒。多德福断定：从身体上看，皇帝显然承受着布赖特氏肾病的折磨，并且承受着这一疾病所带来的并发性影响。从精神上来说，他思维混乱，但是，将他的神经紊乱归咎于太后或是别的任何人，或者仅仅归咎于遗传，归咎于他母亲的虐待，归咎于紫禁城的特殊教育，都不过是一种想当然的臆测。
多德福医生用法语写的医学报告，被送到了所有的公使馆，并由他们转寄给了本国政府。尽管报告很秘密，但正是由于这份观察材料的私密性，其主要内容很快就被泄漏给了公众，并且成了中国、欧洲和美国那些灾难性的流言蜚语的灵感来源，不断摧毁光绪皇帝那所剩无几的支离破碎的形象。这份报告特别生动细致而又袒露无遗：乍一看，他的状态很是虚弱，瘦得吓人，情绪低落，脸色苍白。食欲尚佳，但消化能力却不太好。……呕吐非常频繁。……在得到陛下欣然同意之后，我用听诊器听了听他的肺部，并没有显示出身体良好的迹象。循环系统也问题多多。脉搏弱而快，头痛，感觉到胸部闷热，耳鸣，头晕目眩，行走蹒跚，给人的感觉好像缺了条腿似的。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另外还有：畏寒怕冷，双腿、膝盖和手指头都感觉麻木，身体发痒，有轻微的听力障碍，视力衰退，肾部疼痛。但是，比起这一切，更为严重的是小便器官的疾患……皇上小便很频繁，但每次只有一点点，而24小时内的总量却比正常的要少。皇上着重说到了他的遗精，这通常发生在夜里，而且总是有快感随之而发生。这些夜间发生的喷射，多由日间自发勃起功能的减弱所致。在综合考虑这些不同的症状之后，我可以确信：这一疾病应归因于肾脏损伤，这在欧洲被称为“肾炎”或“慢性肾炎”。这种病，皆因血液在经过肾脏时会产生对有机组织有害的沉积物。当肾脏因为器官受损而不能通过尿液排出这些沉积物的时候，同样的沉积物就会被血液带到不同的器官，逐渐堆积并导致疾病，就像前面所描述的症状。有必要采用一种食物疗法，这样的食物要能减轻肾脏的工作负担。……最好的食物疗法是：只食用乳类食品，摒弃其他的食物。牛奶或人奶均可，每天3-4 升，其中再溶入50克乳糖。这样的食物疗法要持续几个月。至于药物治疗，洋地黄粉末颇有实效。肾脏的疼痛，则可以通过按摩和拔火罐来镇痛。……至于遗精，则显示了身体总体上的衰弱，尤其是下腹肌肉的衰弱。……这些，就是本人的粗陋之见，恭逞陛下圣裁，并衷心希望能为圣躬稍舒病痛。
光绪能够在慈禧面前开诚布公地谈论这些话题，的确令人惊讶，同时也将平息任何这样的观念：他们之间存在一堵憎恨和猜疑的高墙。这份报告以多德福医生的判断作出结论，“目前没什么危险。”当然，他指的是医学上的危险。
多德福觉得，最大的麻烦是：皇上的病使得性交完全不可能，皇上没有性生活，皇位的继承人也就没有着落。即使在工作日，当他处于情绪的压力之下时，光绪也承受了遗精之苦，这是他的肾病和神经紧张所带来的后果的一个方面。他没法和他的皇后或嫔妃做爱，即使他被她们所吸引也不行，何况他并非如此。出于尊严方面的考虑，他不能把自己跟任何女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将一直无儿无女，但皇后和嫔妃的存在时时刻刻提醒着他的性无能。对这样一些缺陷的清醒认识，并没有阻止光绪显示他真正的性格力量：将翁同从军机处革职并发动百日维新。要是他没有陷身于如此可怕的身体和情绪上的劣势，他也许就已经战胜了铁帽子们，并给中国带来戏剧性的变革。
多德福医生没有表达对光绪精神状态的看法。另一位西方医生在后来回顾皇上的症状时，给出了这样的总结：光绪的情状应该是神经衰弱，由于肾脏的机能失常而进一步恶化，对此，韦伯斯特解释为“一种情绪和精神的紊乱，表现为人际交往能力的削弱，同时也常常表现为疲乏、沮丧、感觉迟钝、头痛、对感官刺激的极度敏感（如光线和声音）以及身心失调（如消化系统和循环系统的失调）。”所有这些症状，从光绪孩提时代起就一直伴随着他，这也就足以解释铁帽子们为什么能够在他头上占上风。
所以，得出一些简单的结论是完全可能的。且不管他作为一个备受虐待的孩子（这导致了他的口吃）其最初的精神状况如何，他后来在紫禁城的抚育成长，以及处于翁师傅持续不断的唠里唠叨和吹毛求疵之下，加之太监当中的一些人对这孩子充满敌意的刺激，这一切，无疑使情况变得更糟了。正是翁师傅，让这孩子对他的姨妈卑躬屈膝、委曲求全。等到他长大成人才发现：关于他作为皇帝的职责，人们所告诉他的一切只是说谎，事实上他不过是那些反动亲王的谄媚者和那些躲在皇座后面集体掌权的官吏们的一块橡皮图章。
在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10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患有血友病，这一事实被当作国家机密而严格保守。而光绪皇帝精神和身体糟糕的健康状况却由于外国使团的疏忽大意或不屑一顾，而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多德福医生的报告所造成的喧嚣混乱，与1898年秋天举行的一系列秘密御前会议密切相关，会上，铁帽子们迫切要求秘密指定一位皇位继承人。铁帽子们如今占了上风，通过对维新派的血腥镇压，已经吓得温和派不敢开口，所以他们认为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此正其时。
罗伯特。赫德爵士了解到“有6 个年轻人在宫里接受考察，据说在月底之前，他们当中将有一位要成为皇帝。”王爷们之间为使自己的候选人当选而展开的竞争，进行得非常激烈，但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和1875年的继承危机不同，这一次的候选人，全部从下一代、也就是“溥”字辈的小王子们当中产生。溥伦被排除在外，理由是他的血统以及他父亲在1860年是八大臣的死党，1875年他也是因为同样的理由而被排除的。许多其他的孩子也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一匹黑马候选人被提出来了，他就是庆亲王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