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疼爱呵护，使她们有着远比北方女人更好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她们才能够在为人妻为人母后仍旧保持着让人啧啧称赞羡慕不已的“女人味”。上海男人是为他们的女人作出了牺牲的。要牺牲就牺牲到底吧！不要再为自己“像不像男人”而烦恼。更何况，某些被认为是“不像男人”之处，可能恰恰是一种进步。正如吴正所说，北荒南乡之地某些“令上海男人瞠目之后外加摇头”的“男子汉派头”和“大老爷们作风”，“正是该类地区在能见的将来还不能那么快地摘去贫困之帽的标帜之一”（《理解上海男人》）。进步是不需要辩解的。“大言不辩”。上海男人如果坚信自己是现代新男性，就用不着那么迫不及待地出来为自己辩白。
也许，从总体上讲，上海人还不是理想的、完整的、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城市人（部分优秀分子除外）。他们确实较早地获得了某些现代观念，却又同时留着一条传统的辫子和尾巴。于是，当辫子被人揪住、尾巴被人踩住时，就会叫起来。至少，他们在面对传统观念的挑战时多少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底气不足的原因，除无法割断历史割断传统外，还因为自己也知道自己“毛病多多”，包括某些确实“不像男人”之处。这些毛病有的是上海扭曲畸形的历史所造就，有的则是上海人自己检点反省不足所使然。更何况，某些传统美德如豪爽、谦让等等也许已“不合时宜”，但毕竟曾经有过自己的合理性。因此，当坚信传统美德合理性的人身体力行地坚持着这些道德规范，并因而觉得自己有资格批判上海人时，他们是理直气壮、中气十足的，而代表着“现代”的“城市部落人”，则会自惭形秽、语无伦次，甚至恼羞成怒。
实际上，上海人的内心深处充满了矛盾，他们的日常行为也不乏悻论。比方说，上海滩原本是开放的。正是无拘无束的开放，造就了雄极一时的大上海。然而上海人的心灵却很难对外开放。上海人谨言慎行，不多言，不妄交，绝无某些北方人“见面就熟，无话不说”的“豪爽”，奉行“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信条较之传统社会中人为尤甚。这恰是当年“十里洋场”上尔虞我诈、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的教训所致。结果，“不设防的上海文明终于滋生了处处设防的上海人”（余秋雨《寄情于上海文明的未来》）。正因为处处设防，所以尤爱窥私，因为要防备别人背后做手脚。大家都设防，大家又都窥私，每个人都既要窥人又要防人窥，结果自然是防范心更重，窥私心也更切，人人鬼鬼祟祟，个个皮笑肉不笑。这就难免让外地人尤其是豪爽的北方人看着犯恶心。但在上海人，却又有说不出的苦衷。应该说，上海人是背着沉重的心理负担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唯其如此，他们才会成为最招人物议的一族。
新上海人
然而历史毕竟翻开了新的一页。
新一代的上海人将如之何？“城市部落人”处于两难之中。
也许，事情难就难在上海人是一个“现代部落”。“部落”这个概念，无论如何也是和“现代”相冲突的。但上海人如果不再是一个“部落”，那么，上海人还会是上海人
其实，上海人之所以成为一个“部落”，主要原因就在于传统中国从来没有过上海这样一种城市类型。这就使上海一开始便处于农业文明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而上海人则不过是在这大海的滩涂地段一求生存。面对传统力量的敌意和怀疑，上海人不能不通过强化自己的社区性，来保卫自己的新文明。这就使上海人成了一个极其看重自己文化特征的“部落”，一个自恋而脆弱的“部落”。
现在的历史条件显然已大不同于前。上海不但不再孤立，而且反倒有些落伍（这也是近年来上海大刮怀旧风的原因之一）。中国的新型城市相继崛起，而老城也在走向新型，从而形成一个“一元多样”的新局面。所谓“一元”，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多样”，就是除上海模式外，还有深圳模式、厦门模式、海口模式，以及近年来出现的重庆模式和“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等等。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上海不再孤独。
上海不再成为一个“部落”，并不等于上海人将不再成其为上海人。因为上海文明中的核心内容和合理成分，恰恰是新时期的文化精神。比如被称之为“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的“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就和塑造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新中国人目标一致；而上海人百年来养成的敬业精神、契约观念、合理主义等，也与发展市场经济和走向世界相合拍。至于上海人的种种丑陋，则原本应该涤荡一净。实际上，上海人早就开始在做这个工作 在某些城市尚陶醉于“表扬与自我表扬”时，上海却高举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旗帜，真诚地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在这方面，向被视为“小气”的上海人，却比许多自以为豪爽大方的人要大度得多。
这就大有希望。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知彼固然不易，知己则更难，故曰“人贵有自知之明”。然而上海却有条件。因为上海一直既是众望所归，又是众矢之的。是众望所归就能知彼，是众矢之的就能知己；是众望所归就能增强信心，是众矢之的就能反思自省。所以，上海人大可不必为外地人的几句闲话而不自在。如果说，上海人过去曾经一度是“最招人物议的一族”，那么现在便不妨因势利导，干脆把自己变成“最敢于接受批评的一族”。苟如此，则上海人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和极高的素质让世人瞩目。
上海和上海人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上海文化中一直有一种顺应形势自我更新的机制。当历史需要上海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它成功了；当历史需要上海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它又成功 现在，上海已经积累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搞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无疑是长袖善舞游刃有余；而一种新城市文化和新城市人格的塑造，则同样是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模式，也是一种文化模式。它最终将造就既能继承传统美德又具有新观念、新思想、新道德、新行为和新生活方式的一代新人。在这方面，上海比其他任何城市都得天独厚。上海观念比北京新，历史比深圳久，比广州大气，比重庆雅致。更为可贵的是，上海还是一个有主见的城市。它知道它在世界上和历史中的地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所以，即便在极左势力最为猖獗的年代，一贯“胆小怕事”的上海人也仍在“四人帮”的眼皮底下悄悄地同时也顽固地坚持着他们认为应该坚持的东西，比如学文化、读外语、不为进部队文工团只为艺术修养学琴练琴等，而不像其他地方果真“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把宝贵的文化遗产毁于一旦。
的确，上海是这样一个城市：它是开放的、兼容的、多元的、不设防的、泥沙俱下和鱼龙混杂的，但不等于没有选择、不识好歹。作为“城市部落”，它总是会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社区性，而这种社区性又恰恰是指向现代指向未来的。于是上海人的性格（包括他们种种遭人非议的“毛病”）后面，便蕴含着尚未开发或不为人知的值得肯定的东西。一旦条件成熟，这些具有优越性的东西便会破土而出，上海人就会让人刮目相看。
实际上，上海人的许多毛病（比方说“小气”、“自私”）是被逼出来的。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些毛病不好（所以一旦被批评就特别恼火），只不过要改也难。比如现在上海一些孩子，花起钱来倒是不小气了（尤其是花父母或别人的钱时不小气），却比他们的父母更自私，在事涉多人时往往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看来好的东西会变成传统，坏的东西也会变成传统，而一个东西一旦变成了传统，就可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要引起注意和警惕的。因此，上海人似应对“上海文化”进行一番梳理，扬其长而避其短，去其劣而存其优。上海人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上海人一直在对自己的文化进行自省，又有那么多人在关注着这件事情。更何况，时代总在进步，社会总在发展，上海人的生活前景越来越好，他们实在不必再坚持那些毛病，而他们文化中那些具有现代性和优越性的东西，则无疑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大成气候。
何况上海滩又是何等地开阔 开阔是上海滩的品格。更为难得的是，上海不但开阔，而且雅致。这是不容易的。小城因其小巧而容易雅致（如苏州），大城因其开阔则难兔粗疏（如北京）。惟独大上海，不但大，不但开阔，而且雅致。这说明上海的城市性格中有一种极为优秀的品质，这才能把开阔和雅致统一起来，就像北京能把大气与醇和统一起来一样。只是由于上海一度关上了大门，既不对外开放，也不对内开放（或只出不进），雅致的味道才变酸 因为开阔既丧，则市民社会的雅致必然变成小市民的酸腐，正如醇和既丧，则大气也就变成了霸气和痞气。但一个真正优秀的城市，它自身性格中的固有品质是不会轻易丧失殆尽的。可以肯定，这样的一个城市，一旦全面进行改革开放，它的气派，它的前景，它所能释放出的能量，都将是无可估量的。
看来，我们似乎不必为新上海人和新上海文化作杞人之忧。
上海人仍将会是上海人，但却会变得更可爱、更美好。他们从“最招人物议的一族”一变而为“最优秀的一族”，应该说指日可待
易中天《读城记》――广州市
广州是市。
广州市很活很活。
广州的活力让人惊异。
用“生猛鲜活”四个字来概括广州，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这些个性和风格虽然不能测定和量化，却可以体会和玩味，也大体上可以用几个字来描述和传达，尽管不一定准确。广州的个性和风格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说，北京的风格是“大气醇和”，上海的风格是“开阔雅致”，厦门的风格是“美丽温馨”，成都的风格是“洒脱闲适”，那么，广州的风格就是“生猛鲜活”。
广州是一个不知疲倦、没有夜晚的城市。一年四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活力。无论你在什么时候（白天还是晚上）、从什么方位（空中还是陆地）进入广州，都立即能触摸到它跳动的脉搏，感受到它的勃勃生机。这种“生猛鲜活”是有感染力的。它能使你不由自主活蹦乱跳地投人到广州一浪接一浪的生活浪潮中去。因此，第一次到广州的人常常会睡不着，尤其是逛过夜市之后。广州的夜生活是那样地丰富，能睡得着
广州确实是一个“不夜城”。它似乎并不需要睡眠。而且，越是别人需要睡眠时（比方说冬夜），它反倒越是“生猛鲜活”。因此，当历史在中原大地上演着一幕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时，它多少有点显得默默无闻。但，如果历史想要抽空打个盹，广州便会活跃起来。由是之故，“生猛鲜活”的广州似乎只属于中国的近现代。
的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广州无疑是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个重要角色。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差不多有半数左右是由这三座城市书写的。北京的一言九鼎当然毋庸置疑，异军突起的是上海和广州。广州的历史当然比上海久远。至少，它的建城史，可以上推至二千二百多年前的秦代（其时秦将任嚣在今广州市中山路一带建城）；它的得名也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尽管那时的广州并非一城一市之名，但好歹州治是在现在的广州。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广州在“天朝大国”的版图上，还是一个极不起眼的边鄙小邑，是封建王朝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再了不起也不过一个“超级大镇”而已。然而，随着古老的中国开始面对世界，走向现代，广州突然变得令人刮目相看。它甚至昂起倔强的头颅，向着遥远的北庭抗声发言，乃至举兵北伐。在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盘踞北京的时代，南海岸的广州和东海口的上海，轮番成为颠覆北方政权的革命策源地。后来，它似乎一度“退隐”了，只留下“广交会”这个小小的“南风窗”。上海以其不可替代的地位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州则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省会城市。然而，“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当上海成为“褪色的照片”而倍感陈旧落伍时，广州却重新显示出它的“生猛鲜活”，而且势头正猛方兴未艾。在短短十来年时间内，以广州为中心，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先后崛起了深圳、珠海、佛山、顺德、江门、东莞、中山、南海等一大批“明星城市”，使这块原先的“蛮荒之地”变成了整个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成为“淘金者”趋之若鹜的“金山”或“宝地”。尽管这些新兴城市有不少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公共设施方面已经超过了广州，但广州毕竟还是它们的“老大”，是它们的历史带头人和文化代言人。显然，要了解这个地区活力的秘密，还得从广州读起。
更何况，广州自己，又有多少故事可说
那么，让我们走进广州。
一 怪异的城市
在中国，也许没有哪个城市，会更像广州这样让一个外地人感到怪异
乘火车从北京南下，一路上你会经过许多大大小小城市：保定、石家庄、邯郸、郑州、武汉、长沙、衡阳等等。这些城市多
也许，从总体上讲，上海人还不是理想的、完整的、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城市人（部分优秀分子除外）。他们确实较早地获得了某些现代观念，却又同时留着一条传统的辫子和尾巴。于是，当辫子被人揪住、尾巴被人踩住时，就会叫起来。至少，他们在面对传统观念的挑战时多少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底气不足的原因，除无法割断历史割断传统外，还因为自己也知道自己“毛病多多”，包括某些确实“不像男人”之处。这些毛病有的是上海扭曲畸形的历史所造就，有的则是上海人自己检点反省不足所使然。更何况，某些传统美德如豪爽、谦让等等也许已“不合时宜”，但毕竟曾经有过自己的合理性。因此，当坚信传统美德合理性的人身体力行地坚持着这些道德规范，并因而觉得自己有资格批判上海人时，他们是理直气壮、中气十足的，而代表着“现代”的“城市部落人”，则会自惭形秽、语无伦次，甚至恼羞成怒。
实际上，上海人的内心深处充满了矛盾，他们的日常行为也不乏悻论。比方说，上海滩原本是开放的。正是无拘无束的开放，造就了雄极一时的大上海。然而上海人的心灵却很难对外开放。上海人谨言慎行，不多言，不妄交，绝无某些北方人“见面就熟，无话不说”的“豪爽”，奉行“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信条较之传统社会中人为尤甚。这恰是当年“十里洋场”上尔虞我诈、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的教训所致。结果，“不设防的上海文明终于滋生了处处设防的上海人”（余秋雨《寄情于上海文明的未来》）。正因为处处设防，所以尤爱窥私，因为要防备别人背后做手脚。大家都设防，大家又都窥私，每个人都既要窥人又要防人窥，结果自然是防范心更重，窥私心也更切，人人鬼鬼祟祟，个个皮笑肉不笑。这就难免让外地人尤其是豪爽的北方人看着犯恶心。但在上海人，却又有说不出的苦衷。应该说，上海人是背着沉重的心理负担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唯其如此，他们才会成为最招人物议的一族。
新上海人
然而历史毕竟翻开了新的一页。
新一代的上海人将如之何？“城市部落人”处于两难之中。
也许，事情难就难在上海人是一个“现代部落”。“部落”这个概念，无论如何也是和“现代”相冲突的。但上海人如果不再是一个“部落”，那么，上海人还会是上海人
其实，上海人之所以成为一个“部落”，主要原因就在于传统中国从来没有过上海这样一种城市类型。这就使上海一开始便处于农业文明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而上海人则不过是在这大海的滩涂地段一求生存。面对传统力量的敌意和怀疑，上海人不能不通过强化自己的社区性，来保卫自己的新文明。这就使上海人成了一个极其看重自己文化特征的“部落”，一个自恋而脆弱的“部落”。
现在的历史条件显然已大不同于前。上海不但不再孤立，而且反倒有些落伍（这也是近年来上海大刮怀旧风的原因之一）。中国的新型城市相继崛起，而老城也在走向新型，从而形成一个“一元多样”的新局面。所谓“一元”，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多样”，就是除上海模式外，还有深圳模式、厦门模式、海口模式，以及近年来出现的重庆模式和“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等等。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上海不再孤独。
上海不再成为一个“部落”，并不等于上海人将不再成其为上海人。因为上海文明中的核心内容和合理成分，恰恰是新时期的文化精神。比如被称之为“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的“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就和塑造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新中国人目标一致；而上海人百年来养成的敬业精神、契约观念、合理主义等，也与发展市场经济和走向世界相合拍。至于上海人的种种丑陋，则原本应该涤荡一净。实际上，上海人早就开始在做这个工作 在某些城市尚陶醉于“表扬与自我表扬”时，上海却高举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旗帜，真诚地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在这方面，向被视为“小气”的上海人，却比许多自以为豪爽大方的人要大度得多。
这就大有希望。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知彼固然不易，知己则更难，故曰“人贵有自知之明”。然而上海却有条件。因为上海一直既是众望所归，又是众矢之的。是众望所归就能知彼，是众矢之的就能知己；是众望所归就能增强信心，是众矢之的就能反思自省。所以，上海人大可不必为外地人的几句闲话而不自在。如果说，上海人过去曾经一度是“最招人物议的一族”，那么现在便不妨因势利导，干脆把自己变成“最敢于接受批评的一族”。苟如此，则上海人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和极高的素质让世人瞩目。
上海和上海人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上海文化中一直有一种顺应形势自我更新的机制。当历史需要上海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它成功了；当历史需要上海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它又成功 现在，上海已经积累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搞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无疑是长袖善舞游刃有余；而一种新城市文化和新城市人格的塑造，则同样是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模式，也是一种文化模式。它最终将造就既能继承传统美德又具有新观念、新思想、新道德、新行为和新生活方式的一代新人。在这方面，上海比其他任何城市都得天独厚。上海观念比北京新，历史比深圳久，比广州大气，比重庆雅致。更为可贵的是，上海还是一个有主见的城市。它知道它在世界上和历史中的地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所以，即便在极左势力最为猖獗的年代，一贯“胆小怕事”的上海人也仍在“四人帮”的眼皮底下悄悄地同时也顽固地坚持着他们认为应该坚持的东西，比如学文化、读外语、不为进部队文工团只为艺术修养学琴练琴等，而不像其他地方果真“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把宝贵的文化遗产毁于一旦。
的确，上海是这样一个城市：它是开放的、兼容的、多元的、不设防的、泥沙俱下和鱼龙混杂的，但不等于没有选择、不识好歹。作为“城市部落”，它总是会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社区性，而这种社区性又恰恰是指向现代指向未来的。于是上海人的性格（包括他们种种遭人非议的“毛病”）后面，便蕴含着尚未开发或不为人知的值得肯定的东西。一旦条件成熟，这些具有优越性的东西便会破土而出，上海人就会让人刮目相看。
实际上，上海人的许多毛病（比方说“小气”、“自私”）是被逼出来的。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些毛病不好（所以一旦被批评就特别恼火），只不过要改也难。比如现在上海一些孩子，花起钱来倒是不小气了（尤其是花父母或别人的钱时不小气），却比他们的父母更自私，在事涉多人时往往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看来好的东西会变成传统，坏的东西也会变成传统，而一个东西一旦变成了传统，就可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要引起注意和警惕的。因此，上海人似应对“上海文化”进行一番梳理，扬其长而避其短，去其劣而存其优。上海人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上海人一直在对自己的文化进行自省，又有那么多人在关注着这件事情。更何况，时代总在进步，社会总在发展，上海人的生活前景越来越好，他们实在不必再坚持那些毛病，而他们文化中那些具有现代性和优越性的东西，则无疑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大成气候。
何况上海滩又是何等地开阔 开阔是上海滩的品格。更为难得的是，上海不但开阔，而且雅致。这是不容易的。小城因其小巧而容易雅致（如苏州），大城因其开阔则难兔粗疏（如北京）。惟独大上海，不但大，不但开阔，而且雅致。这说明上海的城市性格中有一种极为优秀的品质，这才能把开阔和雅致统一起来，就像北京能把大气与醇和统一起来一样。只是由于上海一度关上了大门，既不对外开放，也不对内开放（或只出不进），雅致的味道才变酸 因为开阔既丧，则市民社会的雅致必然变成小市民的酸腐，正如醇和既丧，则大气也就变成了霸气和痞气。但一个真正优秀的城市，它自身性格中的固有品质是不会轻易丧失殆尽的。可以肯定，这样的一个城市，一旦全面进行改革开放，它的气派，它的前景，它所能释放出的能量，都将是无可估量的。
看来，我们似乎不必为新上海人和新上海文化作杞人之忧。
上海人仍将会是上海人，但却会变得更可爱、更美好。他们从“最招人物议的一族”一变而为“最优秀的一族”，应该说指日可待
易中天《读城记》――广州市
广州是市。
广州市很活很活。
广州的活力让人惊异。
用“生猛鲜活”四个字来概括广州，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这些个性和风格虽然不能测定和量化，却可以体会和玩味，也大体上可以用几个字来描述和传达，尽管不一定准确。广州的个性和风格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说，北京的风格是“大气醇和”，上海的风格是“开阔雅致”，厦门的风格是“美丽温馨”，成都的风格是“洒脱闲适”，那么，广州的风格就是“生猛鲜活”。
广州是一个不知疲倦、没有夜晚的城市。一年四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活力。无论你在什么时候（白天还是晚上）、从什么方位（空中还是陆地）进入广州，都立即能触摸到它跳动的脉搏，感受到它的勃勃生机。这种“生猛鲜活”是有感染力的。它能使你不由自主活蹦乱跳地投人到广州一浪接一浪的生活浪潮中去。因此，第一次到广州的人常常会睡不着，尤其是逛过夜市之后。广州的夜生活是那样地丰富，能睡得着
广州确实是一个“不夜城”。它似乎并不需要睡眠。而且，越是别人需要睡眠时（比方说冬夜），它反倒越是“生猛鲜活”。因此，当历史在中原大地上演着一幕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时，它多少有点显得默默无闻。但，如果历史想要抽空打个盹，广州便会活跃起来。由是之故，“生猛鲜活”的广州似乎只属于中国的近现代。
的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广州无疑是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个重要角色。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差不多有半数左右是由这三座城市书写的。北京的一言九鼎当然毋庸置疑，异军突起的是上海和广州。广州的历史当然比上海久远。至少，它的建城史，可以上推至二千二百多年前的秦代（其时秦将任嚣在今广州市中山路一带建城）；它的得名也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尽管那时的广州并非一城一市之名，但好歹州治是在现在的广州。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广州在“天朝大国”的版图上，还是一个极不起眼的边鄙小邑，是封建王朝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再了不起也不过一个“超级大镇”而已。然而，随着古老的中国开始面对世界，走向现代，广州突然变得令人刮目相看。它甚至昂起倔强的头颅，向着遥远的北庭抗声发言，乃至举兵北伐。在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盘踞北京的时代，南海岸的广州和东海口的上海，轮番成为颠覆北方政权的革命策源地。后来，它似乎一度“退隐”了，只留下“广交会”这个小小的“南风窗”。上海以其不可替代的地位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州则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省会城市。然而，“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当上海成为“褪色的照片”而倍感陈旧落伍时，广州却重新显示出它的“生猛鲜活”，而且势头正猛方兴未艾。在短短十来年时间内，以广州为中心，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先后崛起了深圳、珠海、佛山、顺德、江门、东莞、中山、南海等一大批“明星城市”，使这块原先的“蛮荒之地”变成了整个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成为“淘金者”趋之若鹜的“金山”或“宝地”。尽管这些新兴城市有不少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公共设施方面已经超过了广州，但广州毕竟还是它们的“老大”，是它们的历史带头人和文化代言人。显然，要了解这个地区活力的秘密，还得从广州读起。
更何况，广州自己，又有多少故事可说
那么，让我们走进广州。
一 怪异的城市
在中国，也许没有哪个城市，会更像广州这样让一个外地人感到怪异
乘火车从北京南下，一路上你会经过许多大大小小城市：保定、石家庄、邯郸、郑州、武汉、长沙、衡阳等等。这些城市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