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如果不积累自己的利润，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股东们自己。为了实现合理的利润资本化积累，张謇的用心真可谓良苦矣！
张謇未尝不知道多分一些利润能皆大欢喜的道理，但长远的目光告诉他不能只图眼前利益而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张謇在利润资本的积累上提出了具有普通正确性的思想原则，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很难完全实施。为了能够吸收社会资金，张謇不得不勉为其难，把股息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这样，就大大影响了商业的稳定和发展。为此，直到晚年张謇还感到痛心疾首：“当获利四五分或七八分时，未将溢分之利留作股本是一大错，咎诚在謇。”1926年张謇已是73岁高龄，但他仍忙于各种地方公益事业。这年的8月24日中午，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在南通病逝。12月5日，数十万南通民众与各界人士为这位在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烙印的人物送行。
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和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商业的创始人，张謇的商业经营管理思想比他的前人更为丰富更为精彩，在若干问题上他的见解独特且有很高的借鉴意义。总起来说，可以用四个字即“取长补短”来概括其思想精髓。一个企业，由于本身或外部环境等种种因素必然存在着有利或不利的方面，惟有将其平衡才能维持其前进之方面，即要取长处来补短处。
张謇的利润观念是非常明确的，但他反对追求投机性利润，他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到了成本管理上。为提高大生纱厂利润，张謇派人外出参观，学习其他工厂的生产管理方面的长处，以改进自己的生产管理方法，降低成本。在张謇的关心和支持下，大生纱厂实行了成本计算制的成本管理。当时，有许多企业去追求投机性利润，不是通过降低成本去追求正常的产业利润，而是通过抬高价格，把资金用于投机事业，在产品原料上打折等办法去追求利润，这些办法当然不可能把企业发展引向健康的道路。张謇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并且成功地采用“取长补短”这一经营理念解决了这一棘手问题。这正是张謇的高人之处，当然，也是凡夫俗子所望尘莫及的。
第89节：《盛世危言》―郑观应
第89节：《盛世危言》―郑观应
胡适曾如此评价他：张謇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位很伟大的失意英雄，他做了30年开路先锋，造福于一方，影响全中国。作为商人，应该从张謇的经营思想中汲取智慧，使自己的事业更上一个台阶。
《盛世危言》――郑观应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出身于买办而逐渐走上维新之路的著名民族商人。字正翔，号陶斋，别号罗浮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人。生于1842年，1922年病逝。郑观应的一生多姿多彩，曾两任买办，数度进出于洋务派企业，多年经商，遂成富翁。
他曾经三进上海轮船招商局承办汉阳铁厂总办粤汉铁路总公司，集洋行买办、民族资本家、改良主义思想家、洋务企业经营家于一身。经商之余，他写下具有划时代意义反映其维新思想的巨著《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郑观应一生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境”，以拯救民族于危亡。为了达到“富强救国”的目的，他在丰富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经营近代工商业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
“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郑观应把“振工商”作为富强的根基，把“速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这一思想体系，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因为它反映了客观的形势需要。“攘外”靠商战还是靠兵战？郑观应认为，兵战固然不可忽视，但它是“末”，商战才是“本”，即他所说的“商战重于兵战”，绝不能“舍本而求末”。他从商战这个基点出发，提出了建立工业体系以保证商战胜利的独到见解。
要和强国进行商战，要有强大的工业后盾，即所谓“有工以翼商”。因为商战必须要有丰富而又价廉物美的商品，而这只有发展近代工业才能做到，否则商战就是一句空话。要使商品能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取决于先进的机器技术的使用。郑观应是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所以他很注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引进先进的机械装备。为了不受外国人的挟制，他意识到单靠购买和引进器技术是不行的，必须依靠自己制造这些机器。江南制造局等军用工厂主要造军需品，而且效率很差，因此，郑观应早在19世纪80~90年代即提出设专厂制造民用机器。
单靠在工厂里使用先进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还不一定能使商品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和到达消费者手中。为了使工商业顺利发展，发挥资本的作用，他主张自己办银行，以解决生产和流通中的矛盾，促使商品和资本加快周转，他的“银行为百业总枢”的认识是深刻的。
郑观应为了稳操商战的胜券，对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都有周密的考虑措施。但要把工厂、矿务、交通运输、银行办好，关键是要有足够的新式管理和技术人才，否则“借才异域”，不仅要受人挟制，且工薪很高，增加了产品的成本。所以郑观应不断地大声疾呼，把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放到很重要的位置。
郑观应关于商战的思想体系是完整的。他认为，只有发展近代工商业并在国外商战中获胜，才能达到富的目的；只有富，才能真正的强。不但在经济力量上说如此，而且从军事技术上说也是如此；整个工业水平提高了，军事技术才能提高。
不注重商战而单搞兵战是绝对不能强的。郑观应认为，如果这样，即使强也是表面的。他说：“以商战为本，以兵战为末。若舍本而求末，入不敷出，徒知聚敛，不复开源，转令民不聊生，盛亦难恃。如花树无根，虽暂华而旋槁也必矣”。
郑观应还是一个改良主义思想家，他的《盛世危言》颇具划时代意义。所有这一切使得他的经营理念值得我们去揣摸与借鉴，但归结于一点，莫过于“知己知彼”四字。
他是主张商务论，他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当今时代”，封建自然经济的农本观念无助于国家的强盛，反而是国衰民贫之源。要在世界新潮中自立，必须树立以商为本的思想观念，因为欧美之所以国力上比我们强大，就在于双方在对商务的重视与否上存在差距。这样就可以看出他分析问题的出发点是知己知彼，然后再下结论。
在具体的经营操作中，他很注重把自己的企业经营模式与别人或别国的进行比较，做到心中有数。例如，他曾肯定过官督商办的形式，但是在不断的对比实践中发现，这种形式也有许多弊端：首先是“官夺商权”；其次，官督商办体制导致企业管理不善，浪费严重，效益低下；其三，官督商办形式由于涉及政治关系较多，因而在处理中外经济交往问题时受制于上，不能真正维护华商的利益。官督商办的形式，显然不能与西方的“自由式”管理相比。
第90节：借势借力―郭令灿
第90节：借势借力―郭令灿
另外，郑观应不只是停留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思索上。他强调知己知彼，不光要对本行业的充分把握，也很注重其他事项的状况，如国家财政收支、工业生产、农业生产、金融货币等。对整个社会、整个国民经济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有利于自己制定本企业的发展战略，不至于是“纸上谈兵”，落得个“壮士未捷身先死”之叹。
认识自己，了解别人，知己知彼，统筹策应，是郑观应的经商成功之道，也是我们应该吸取消化的智慧。
借势借力――郭令灿
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的郭令灿，生于1944年。少年他曾经在新加坡接受教育，后来回到马来西亚，在父亲郭芳来的丰隆公司工作。
郭令灿从小勤奋好学，在英国攻读时取得了法律文凭。进入了父亲的公司工作之后，他又钻研了经济、金融等学科。
20世纪70年代中期，郭令灿开始主持父亲的丰隆公司的业务工作。在他早期的“自力更生，不断开设公司”的策略和后期的“收购兼并公司”的谋略下，公司的业务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并逐步成为马来西亚5大华裔跨国集团公司之一。除了投资金融业、制造业及房地产3大领域外，该集团也涉足贸易、报业和餐馆业。据《福布斯》杂志公布的资料，现在郭令灿家族的财富已超过40亿美元。
郭令灿的发迹，主要有以下几项高招：
1.善于自力更生，集腋成裘
郭令灿从父亲手中接管丰隆公司时，只有一家贸易公司和三间小工厂，资本不多，业务量也不大。他主持该公司工作后，针对有发展前途的行业，增设了多家公司和开办了多家工厂，这些公司和工厂开始时虽然规模不大，但由于瞄准了市场需求，生意都很好，发展十分迅速。这种“无生有，小变大”，集小商品微利之腋，成大批量高利之裘，小规模变成大“气候”，其生财奥妙在于搞现代化专业化大生产。他的丰隆工业、马太平洋工业及谦工业等大规模工业制造集团就是这样形成的。
2.善于吸收人才，用人之长
郭令灿自身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经营者，他深深体会到人才是创业之源。任何一个高明的决策者，其个人的才能总是有限的，必须善用将，积极吸纳人才，用好人才，才能使自己的企业获取更大更多的成功。现代经济学已把资本的概念，从生产资料与货币的内涵延伸到商标、技术软件、信誉等“无形资本”了。人才是企业的第一资本。
3.善于树立形象，弘扬企业文化
郭令灿认识到现代企业形象在国际竞争上已愈战愈烈了。因此，他十分注重树立自己企业的形象，弘扬企业文化。他对直属的各企业，强调突出“企业形象五意”：第一，管理形象的意识；第二，服务形象的意图；第三，产品形象的意匠；第四，广告形象的意念；第五，企业文化形象的意会。现在，郭令灿的事业如日中天，向着更大的目标前进。戥子
第9章他山之石――学商帮经营规模化
物以类聚，商以帮兴。明代前后，我国商人经营活动日益活跃，商品流通范围急剧扩大，商品数量和种类迅速增多，从商观念转变，商人地位提高，商人队伍扩大，商业竞争激烈，商帮也逐渐成为商界的一支劲旅，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这里，我们就通过讲述商帮的经营，以期对现代经商活动起到借鉴作用。
守信不欺――山西商帮
在我国众多传统商帮之中，山西商帮是最为人所熟悉的强势商帮。从账局、钱庄、当铺到票号，山西商帮所经营的业务被认为是中国现代银行业的滥觞。一直以来，他们的许多经营法则和经营理念影响着中国商业的发展。
1.以仁为本――复字号
祁县乔家商号，在山西封建商业资本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其极盛时代，几乎国内通都大邑，尤其是北方几省的大中城市，都有他们开设的生意。由于乔家商号名称都冠以“复”字，所以人们又把乔家开设的商号统称为“复字号”。
清代乾隆初年，为了支应驻防军队的粮秣，清政府把土默特旗的广大牧场大量开垦耕种，农业逐渐发展，于是由内地来到关外种地、经商的人日益增多。包头西脑包（今东河区西郊）在当时既是东西要道，又是蒙汉贸易的一个聚结点，落户定居的各行各业人口日益增多。祁县乔家堡有一乔姓者与徐沟县大常镇的一个秦姓者，平素友好，结为异姓兄弟。此二人看准了包头这个地方是发展商业的宝地，就来到包头西脑包经商，刚开始由于没有更多的资金，就开设草料铺兼营豆腐、豆、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虽然是小本生意，但由于二人同心协力，平遥市楼经营有方，因此买卖颇为发达，为以后创业积累了资金。
第91节：守信不欺―山西商帮
第91节：守信不欺―山西商帮
乾隆二十年是个大丰收年，粮价普遍低落，黄豆价格尤疲。他们二人认为，今年黄豆价格太低，来年种黄豆的人肯定不多，那必然会引起黄豆价格的暴涨。于是二人趁机购存了一大批黄豆，第二年黄豆果然成了缺货，价格节节高涨，二人抓住战机抛售了大批黄豆，结果转瞬间获得了一笔巨利。从此，他们有了创业的雄厚资本，于是开设了体面的“广盛公字号”。
为了扩大经营范围，追求更大的利润，乔秦二人决定实施股份制，集中了大批资金，乔秦二人用这些资金做皮毛、药材等生意，获利颇丰。实施股份制不仅壮大了实力，还调动了入股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乔氏财东坚持“有利可图就为之，无利可图便不为”的经营宗旨，不管是什么生意，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经营，哪怕是微利也干。咸丰年间，乔氏看准了蔬菜生意能赚钱，于是就在南龙王庙一带种了280亩菜园，种植蔬菜，供应市面。卖蔬菜虽是微利买卖，但因行业新鲜，数量巨大，故也获利颇丰。
乔氏财团始终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不管是何出身，只
张謇未尝不知道多分一些利润能皆大欢喜的道理，但长远的目光告诉他不能只图眼前利益而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张謇在利润资本的积累上提出了具有普通正确性的思想原则，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很难完全实施。为了能够吸收社会资金，张謇不得不勉为其难，把股息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这样，就大大影响了商业的稳定和发展。为此，直到晚年张謇还感到痛心疾首：“当获利四五分或七八分时，未将溢分之利留作股本是一大错，咎诚在謇。”1926年张謇已是73岁高龄，但他仍忙于各种地方公益事业。这年的8月24日中午，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在南通病逝。12月5日，数十万南通民众与各界人士为这位在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烙印的人物送行。
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和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商业的创始人，张謇的商业经营管理思想比他的前人更为丰富更为精彩，在若干问题上他的见解独特且有很高的借鉴意义。总起来说，可以用四个字即“取长补短”来概括其思想精髓。一个企业，由于本身或外部环境等种种因素必然存在着有利或不利的方面，惟有将其平衡才能维持其前进之方面，即要取长处来补短处。
张謇的利润观念是非常明确的，但他反对追求投机性利润，他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到了成本管理上。为提高大生纱厂利润，张謇派人外出参观，学习其他工厂的生产管理方面的长处，以改进自己的生产管理方法，降低成本。在张謇的关心和支持下，大生纱厂实行了成本计算制的成本管理。当时，有许多企业去追求投机性利润，不是通过降低成本去追求正常的产业利润，而是通过抬高价格，把资金用于投机事业，在产品原料上打折等办法去追求利润，这些办法当然不可能把企业发展引向健康的道路。张謇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并且成功地采用“取长补短”这一经营理念解决了这一棘手问题。这正是张謇的高人之处，当然，也是凡夫俗子所望尘莫及的。
第89节：《盛世危言》―郑观应
第89节：《盛世危言》―郑观应
胡适曾如此评价他：张謇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位很伟大的失意英雄，他做了30年开路先锋，造福于一方，影响全中国。作为商人，应该从张謇的经营思想中汲取智慧，使自己的事业更上一个台阶。
《盛世危言》――郑观应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出身于买办而逐渐走上维新之路的著名民族商人。字正翔，号陶斋，别号罗浮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人。生于1842年，1922年病逝。郑观应的一生多姿多彩，曾两任买办，数度进出于洋务派企业，多年经商，遂成富翁。
他曾经三进上海轮船招商局承办汉阳铁厂总办粤汉铁路总公司，集洋行买办、民族资本家、改良主义思想家、洋务企业经营家于一身。经商之余，他写下具有划时代意义反映其维新思想的巨著《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郑观应一生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境”，以拯救民族于危亡。为了达到“富强救国”的目的，他在丰富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经营近代工商业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
“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郑观应把“振工商”作为富强的根基，把“速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这一思想体系，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因为它反映了客观的形势需要。“攘外”靠商战还是靠兵战？郑观应认为，兵战固然不可忽视，但它是“末”，商战才是“本”，即他所说的“商战重于兵战”，绝不能“舍本而求末”。他从商战这个基点出发，提出了建立工业体系以保证商战胜利的独到见解。
要和强国进行商战，要有强大的工业后盾，即所谓“有工以翼商”。因为商战必须要有丰富而又价廉物美的商品，而这只有发展近代工业才能做到，否则商战就是一句空话。要使商品能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取决于先进的机器技术的使用。郑观应是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所以他很注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引进先进的机械装备。为了不受外国人的挟制，他意识到单靠购买和引进器技术是不行的，必须依靠自己制造这些机器。江南制造局等军用工厂主要造军需品，而且效率很差，因此，郑观应早在19世纪80~90年代即提出设专厂制造民用机器。
单靠在工厂里使用先进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还不一定能使商品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和到达消费者手中。为了使工商业顺利发展，发挥资本的作用，他主张自己办银行，以解决生产和流通中的矛盾，促使商品和资本加快周转，他的“银行为百业总枢”的认识是深刻的。
郑观应为了稳操商战的胜券，对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都有周密的考虑措施。但要把工厂、矿务、交通运输、银行办好，关键是要有足够的新式管理和技术人才，否则“借才异域”，不仅要受人挟制，且工薪很高，增加了产品的成本。所以郑观应不断地大声疾呼，把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放到很重要的位置。
郑观应关于商战的思想体系是完整的。他认为，只有发展近代工商业并在国外商战中获胜，才能达到富的目的；只有富，才能真正的强。不但在经济力量上说如此，而且从军事技术上说也是如此；整个工业水平提高了，军事技术才能提高。
不注重商战而单搞兵战是绝对不能强的。郑观应认为，如果这样，即使强也是表面的。他说：“以商战为本，以兵战为末。若舍本而求末，入不敷出，徒知聚敛，不复开源，转令民不聊生，盛亦难恃。如花树无根，虽暂华而旋槁也必矣”。
郑观应还是一个改良主义思想家，他的《盛世危言》颇具划时代意义。所有这一切使得他的经营理念值得我们去揣摸与借鉴，但归结于一点，莫过于“知己知彼”四字。
他是主张商务论，他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当今时代”，封建自然经济的农本观念无助于国家的强盛，反而是国衰民贫之源。要在世界新潮中自立，必须树立以商为本的思想观念，因为欧美之所以国力上比我们强大，就在于双方在对商务的重视与否上存在差距。这样就可以看出他分析问题的出发点是知己知彼，然后再下结论。
在具体的经营操作中，他很注重把自己的企业经营模式与别人或别国的进行比较，做到心中有数。例如，他曾肯定过官督商办的形式，但是在不断的对比实践中发现，这种形式也有许多弊端：首先是“官夺商权”；其次，官督商办体制导致企业管理不善，浪费严重，效益低下；其三，官督商办形式由于涉及政治关系较多，因而在处理中外经济交往问题时受制于上，不能真正维护华商的利益。官督商办的形式，显然不能与西方的“自由式”管理相比。
第90节：借势借力―郭令灿
第90节：借势借力―郭令灿
另外，郑观应不只是停留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思索上。他强调知己知彼，不光要对本行业的充分把握，也很注重其他事项的状况，如国家财政收支、工业生产、农业生产、金融货币等。对整个社会、整个国民经济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有利于自己制定本企业的发展战略，不至于是“纸上谈兵”，落得个“壮士未捷身先死”之叹。
认识自己，了解别人，知己知彼，统筹策应，是郑观应的经商成功之道，也是我们应该吸取消化的智慧。
借势借力――郭令灿
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的郭令灿，生于1944年。少年他曾经在新加坡接受教育，后来回到马来西亚，在父亲郭芳来的丰隆公司工作。
郭令灿从小勤奋好学，在英国攻读时取得了法律文凭。进入了父亲的公司工作之后，他又钻研了经济、金融等学科。
20世纪70年代中期，郭令灿开始主持父亲的丰隆公司的业务工作。在他早期的“自力更生，不断开设公司”的策略和后期的“收购兼并公司”的谋略下，公司的业务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并逐步成为马来西亚5大华裔跨国集团公司之一。除了投资金融业、制造业及房地产3大领域外，该集团也涉足贸易、报业和餐馆业。据《福布斯》杂志公布的资料，现在郭令灿家族的财富已超过40亿美元。
郭令灿的发迹，主要有以下几项高招：
1.善于自力更生，集腋成裘
郭令灿从父亲手中接管丰隆公司时，只有一家贸易公司和三间小工厂，资本不多，业务量也不大。他主持该公司工作后，针对有发展前途的行业，增设了多家公司和开办了多家工厂，这些公司和工厂开始时虽然规模不大，但由于瞄准了市场需求，生意都很好，发展十分迅速。这种“无生有，小变大”，集小商品微利之腋，成大批量高利之裘，小规模变成大“气候”，其生财奥妙在于搞现代化专业化大生产。他的丰隆工业、马太平洋工业及谦工业等大规模工业制造集团就是这样形成的。
2.善于吸收人才，用人之长
郭令灿自身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经营者，他深深体会到人才是创业之源。任何一个高明的决策者，其个人的才能总是有限的，必须善用将，积极吸纳人才，用好人才，才能使自己的企业获取更大更多的成功。现代经济学已把资本的概念，从生产资料与货币的内涵延伸到商标、技术软件、信誉等“无形资本”了。人才是企业的第一资本。
3.善于树立形象，弘扬企业文化
郭令灿认识到现代企业形象在国际竞争上已愈战愈烈了。因此，他十分注重树立自己企业的形象，弘扬企业文化。他对直属的各企业，强调突出“企业形象五意”：第一，管理形象的意识；第二，服务形象的意图；第三，产品形象的意匠；第四，广告形象的意念；第五，企业文化形象的意会。现在，郭令灿的事业如日中天，向着更大的目标前进。戥子
第9章他山之石――学商帮经营规模化
物以类聚，商以帮兴。明代前后，我国商人经营活动日益活跃，商品流通范围急剧扩大，商品数量和种类迅速增多，从商观念转变，商人地位提高，商人队伍扩大，商业竞争激烈，商帮也逐渐成为商界的一支劲旅，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这里，我们就通过讲述商帮的经营，以期对现代经商活动起到借鉴作用。
守信不欺――山西商帮
在我国众多传统商帮之中，山西商帮是最为人所熟悉的强势商帮。从账局、钱庄、当铺到票号，山西商帮所经营的业务被认为是中国现代银行业的滥觞。一直以来，他们的许多经营法则和经营理念影响着中国商业的发展。
1.以仁为本――复字号
祁县乔家商号，在山西封建商业资本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其极盛时代，几乎国内通都大邑，尤其是北方几省的大中城市，都有他们开设的生意。由于乔家商号名称都冠以“复”字，所以人们又把乔家开设的商号统称为“复字号”。
清代乾隆初年，为了支应驻防军队的粮秣，清政府把土默特旗的广大牧场大量开垦耕种，农业逐渐发展，于是由内地来到关外种地、经商的人日益增多。包头西脑包（今东河区西郊）在当时既是东西要道，又是蒙汉贸易的一个聚结点，落户定居的各行各业人口日益增多。祁县乔家堡有一乔姓者与徐沟县大常镇的一个秦姓者，平素友好，结为异姓兄弟。此二人看准了包头这个地方是发展商业的宝地，就来到包头西脑包经商，刚开始由于没有更多的资金，就开设草料铺兼营豆腐、豆、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虽然是小本生意，但由于二人同心协力，平遥市楼经营有方，因此买卖颇为发达，为以后创业积累了资金。
第91节：守信不欺―山西商帮
第91节：守信不欺―山西商帮
乾隆二十年是个大丰收年，粮价普遍低落，黄豆价格尤疲。他们二人认为，今年黄豆价格太低，来年种黄豆的人肯定不多，那必然会引起黄豆价格的暴涨。于是二人趁机购存了一大批黄豆，第二年黄豆果然成了缺货，价格节节高涨，二人抓住战机抛售了大批黄豆，结果转瞬间获得了一笔巨利。从此，他们有了创业的雄厚资本，于是开设了体面的“广盛公字号”。
为了扩大经营范围，追求更大的利润，乔秦二人决定实施股份制，集中了大批资金，乔秦二人用这些资金做皮毛、药材等生意，获利颇丰。实施股份制不仅壮大了实力，还调动了入股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乔氏财东坚持“有利可图就为之，无利可图便不为”的经营宗旨，不管是什么生意，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经营，哪怕是微利也干。咸丰年间，乔氏看准了蔬菜生意能赚钱，于是就在南龙王庙一带种了280亩菜园，种植蔬菜，供应市面。卖蔬菜虽是微利买卖，但因行业新鲜，数量巨大，故也获利颇丰。
乔氏财团始终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不管是何出身，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