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留美其实。他早在新泽西州做起寓公，使总统的位置虚悬。蒋以总裁名义，发号施令，实际执行陆海空军大元帅的职务，究竟名不正言不顺，不符宪法精神。联合国的席位，由苏联带头，已酝酿由中共取代，复职出于现实形势的需要，事在必行。所谓“顺应群情”，固有玩弄政治把戏的成的在，蒋先生的声望，在岛内爬升，并非过甚之词。
董显光说：
“蒋总统在考虑复任此不易讨好的任务时，深知只有使自由中国的人民重申信念始能免于灭亡，李氏代理时期之动摇扰豫，使政府人员的信心渐渐消失，南方与西南最后之崩溃实为失败主义与武人意志薄弱之结果。中国现已到达这样一个时日，惟有意志上的奇迹始能把它挽救，蒋总统自知，在国民党的阵营中，只有他自己才有推动此一奇迹之望。
当然，蒋总统如复职，他所遭遇的困难自多，他如专为自身打算，自仍以引退为宜。复职后如不幸失败，不是有生命的危险，便是饱受指责，蒋总统所享受中国的尊荣已达于最高峰。今后所遭遇者或不免有下坡之事，故从个人利便的原则而论，他最好是置身局外，而避免最后奋斗的艰巨责任。但蒋总统自非规避责任的人，早己以身许国。他不计自身的安危，也不顾现实的顺逆，他毅然接受了国人的最后要求。”[17]
陶希圣所撰《我们怎么办？》的文章，道出当时的真实情况，那就是“明知其不能也要为”。以蒋的倔强性格，不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绝不轻言牺牲。董说“只有他（蒋）自己才有推动此一奇迹之望”，在那样危殆的时刻，一个坚强的领袖，的确不可或缺。至于大陆崩溃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李宗仁，归结为“李氏代理时期之动摇犹豫。”董是用的栽赃手法，为公正客观的史家所难接受。果如董氏所说，渡江之败，应由李宗仁负责，那末，东北之失、平津之失、徐州之失，又是谁的责任呢？保卫广州、保卫重庆、保卫成都，李未插手，蒋一人包办，难道也是李“动摇犹豫”之罪吗？
复职以后，蒋先生在一次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中，对两千名党的中上级干部，发表了动人的演讲词。演说要点：(1)虚心接受中国大陆失败的教训。(2)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3)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董说：“当他演说时，在座听讲之人多有落泪者。”足资采信。
复职后的迫切任务，便是加强安定内部的部署：提名新的行政院长人选，接替倦勤已久的阎锡山；新阁揆为陈诚将军，时任东南军政长官辖东南各省。陈历任军政要职，如军政部长、参谋总长、东北行辕主任等。个性耿直，操守廉洁，为国军将领中之佼佼者。陈的台省主席遗缺，前年十二月由吴国祯递补。吴出身清华大学，美国普林斯顿的博士，有“民主先生”之称。为了改变蒋独裁统治的形象，吴的任命，再恰当没有。尽管吴和经国不和，这时候的小蒋，尚未具人事支配的力量，何况大敌当前，御侮第一。至于内哄的发生，已是朝鲜战争爆发，转危为安以后的事了。三军高级人事，同时更易：发表周至柔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孙立人陆军总司令；海军不变，仍由桂永清担任；蒋经国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后改总政治部主任。
蒋先生此项任命，深具划时代的意义。老将如何应钦、顾祝同等，不复当权，由新生代的周至柔擢升。孙立人非黄埔出身，出掌全体陆军的兵符，意味着蒋先生大公无私，人才至上，有打破传统的决心。
政治部主任，交给经国，当时的环境下，众望所归。青年军时代，经国已初试锋芒，仅限于浅尝辄止，配合政工改造，环顾国民党的高级军政干部中，只有这位共产党出身的小蒋，能够胜任。这年，经国四十初度，年龄、体力、经验，均属黄金时代。一般相信，只有他能对国军的再生，赋予活力和希望。
除了政治部的官衔，蒋先生赋予他更重要的两项使命：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和对大陆游击活动的指挥派遣。
前年七月，蒋先生在高雄秘密集会，成立包括蒋经国在内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并以唐纵为召集人，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18]
一九五O年，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实际由经国一手包办，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归其管辖指挥。资料组设副主任，由陈大庆担任，调张师执行秘书，彭孟缉的保安处，则为直接行动的基干。政治部第四处主管保防，实际等于夺取了毛人凤保密局的业务。
“保密防谍”的口号，透过各种传播媒介，普及全岛每一个角落。功效亦有目共睹，破获的中共间谍网，如蔡孝乾案、吴石案、《新生报》董事长李友邦案，国际间谍如李朋案，居高职的“台糖”、“台电”总经理，亦因“通匪”伏法。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立教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口用白衣扎着，大概怕
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19]翻开一九五Q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xx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
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20]经人检举，判刑十五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
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后来曾担任中兴大学校长），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罪，琅入狱。
受害人童轩荪的遭遇，提供我们活生生的故事，益证特务们如何荒唐与无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深夜三点多，情治人员猛敲大门，闯进童宅。他们借户口检查为名，到处翻搜，但一无所得，仅搜去一本翻译小说《汤姆历险记》作为罪证。便将童轩荪押走。
在逮捕童轩荪之后，情治人员又将他公司的经理、会计及其它职员全抓到刑警总队。保安司令部出示封条，将公司查封，童家偌大财产，就这样毁于一旦。
童轩荪最初被送到刑警总队，三天内被押往西宁南路保安处。保安处座落在日据时代的东本愿寺，警备司令部最早时在那里设立调查处，侦讯政治犯。提起这“最可怕的黑地方”，童先生余悸犹存地说：“那里无需法律程序，随时可以枪毙人。”
童轩荪在保安处关了三个月，刑求盘问，查不出任何罪证。童太太问说：“没有罪是不是可以释放？”他们回说：“进来容易出去难，还要留一段时间做‘参考资料’。”
由于查无罪证，情治单位便以“思想左倾，意志不坚”为名，发交内湖新生营感训七个月。这样，童轩荪又开始了他的另一段“历险记”。
所谓“思想左倾”，唯一能够找出的“罪证”便是一本小儿读物《汤姆历险记》。童轩荪大为不解，问说：“这本书和我有什么关系？”侦讯人员说：“这上面明明印着马克・吐温的字样，那不是马克思一家吗？你看这种书就是思想有问题。”这使我想起老友陈映真《小说家》被捕时，他们要他写下读过哪些作家的作品，当他写出《左拉》时，那位侦讯人员目光为之一亮，瞪大了眼问：“这是谁，这是谁？”映真忽然明白过来，笑笑说：“啊！左拉是音译，他是法国作家，并不属于左派。”[21]
特务所逮捕的，自有不少同情中共的分子，但其中，更多是无辜的人民或光复初期来台的知识的子。当局如是血腥遍野，肆无忌惮的原因，报复主义为其一，大陆丢了，他们又想腐蚀台湾，把这些人作为发泄情绪的对象。肃清主义为其二，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不论。报销主义为其三，彭孟缉领导的军安司令部保安处游查组，以抓人破案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持着经国的上方宝剑，只达目的，不择手段。因而宁可错杀三千，决不留情一个。彭孟缉后来坐直升机，爬到参谋总长的位置，即种因于此。
五十年代的大屠杀大恐怖，迄今争论不休。患有恐共症的极右派，认为经国的铁腕政策，为台湾存亡所必需；开明派如省主席吴国祯，则持异议，指责蒋、彭作风，过分践踏人权，与国民党倡导的民主自由，名实不符。吴、蒋后来闹到公开决裂，此处不赘，将在以后详加论述。
孙立人以陆军总司令兼任台湾防卫总司令，沿海加建碉堡防御工事，日以继夜，不眠不休。防空演习、民众组训，次第展开，那首扣人心弦的《保卫大台湾》歌曲，[22]响彻街头、学校、空中。其中第一节的最后一句“我们已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向前！”，悲壮激昂，反映军民心声。
前面说过，国军除了台、彭，尚控制一系列岛屿，其中仅远在雷州半岛的海南面积较大，军事价值较高。假如国军能同时保持台、琼，蒋先生未来的声势，将因而倍增。其奈，国军的力量，无法兼顾。
西昌失陷后，海南守将薛岳，专程晤蒋，要求主动撤离，蒋予拒绝。[23]蒋先生的苦衷，值得体谅同情，但他的固执，往往导致更大的失败。不听魏德迈的建议，东北未保、华北放弃，促成骨牌式的倾倒。
五月十七日清晨，林彪所属十五兵团的三个军（四十、四十三、四十五），终于采取攻势。只六天时间，守军不支溃退，“海南转进”。
海南之失，距离重庆陷落，逾时半载。过去一百八十天中，政局渐趋稳定，至少再没有听说什么丧师失地的消息。枕戈待旦声中，再传恶耗，对七百万台湾军民的打击，自不待言。领土收缩，台湾即成为次一目标。所以，政府当局必须找出令人心服的说词。
经国首次以总政治部主任，出席政府发言人办公室沈昌焕的茶话会，予以辩护。他说：
“海口对于海南岛，在军事上讲起来是个极重要的据点；而整个海南岛，在反共抗俄战争中，自然亦有他的价值。毋论哪一种战争，能够多一个人，多一支枪，多一个乡村或城市，就是多一分力量。反过来说，能够多消灭敌方一个人．一支枪，多夺得一个城市和乡村，就是多增强自己的力量，这是战争的定理，所以，我们能守住海南岛任何一个地点，都是有价值的。
但是战争是最现实的，而且一切应以争取最后胜利为打算。……由目前的形势看来，自从国军撤出西昌之后，海口已失去了‘跳板’的作用，同时我们反共抗俄的最高策略，就是集中一切力量，巩固以台湾为主的据点、准备反攻大陆。所以军事力量的分散，就是战略的失败。在过去政府已尽了最大的力量，在海南岛布置必要的防务，所以海口的放弃，就是基于全盘战略的要求而决定的措施。”[24]
经国列举了四个中共进犯海南的理由：(1)压制大陆人民反共情绪。(2)苏联用以为海空基地，准备世界大战。(3)以海南的铁砂运苏联，制造武器。(4)海南是国军军事上的弱点。最后要求大家“用冷静的头脑来判断千变万化的形势，沉着的态度来应付危险万的的情况，坚强的决心来贯彻反共到底的政策。”[25]
上列意见，只第四点说的真话。果如他所说，西吕失陷，“海口已失去‘跳板’作用”，何以国军未在西康陷落之后，主动撤退？而拖到林彪大军进攻，才仓惶出走？
备多力散的道理，人人都懂，国军无力防守南海，为公开的秘密，经国偏偏说。“政府尽了最大的力量。”
不是骗人吗？明明国军且战且退，党的《中央日报》却宣传“国军大捷”、“歼匪逾万”，岂不自我糟塌政府的威信？
海南的余波未定，两周后，位于东南沿海的舟山，再沦海南的命运。
且看董显光记述舟山撤退的原因：
“一次代价更高的撤退是在次一月内自动将舟山群岛放弃。
国军凭借舟山群岛的海空军行动，使上海的经济生活濒于瘫痪者不止一年矣。此举延缓了匪党对于整个长江地区的稳定。匪党首领们遂决计以消灭舟山的威胁，作为进攻台湾的初步。他们以杭州湾为屏障，结集了大批的帆船与种种船舶，准备对定海作两栖的进攻。
蒋总统前此对海南岛所为的决定，此际的舟山问题又呈现于眼前。他应否栖牲台湾所有资源之半以保守舟山群岛呢？此举固可使共匪付出极大的代价，但蒋总统也知道如果他们愿付这样的代价，那是无法阻上他们的。于是最重要的决定便是在敌人得到撤退消息以前，赶速把这十五万的精锐国军撤离舟山群岛，”[26]
同一时间，万山群岛放弃，福建海外的东山岛，为解放军所占，好在地方小，无足轻重，不甚受人注意，焦点仍在舟山的放弃。
自舟山撤退，迫于形势，蒋先生的决定，十分明智。保全十五万人的实力，远比平白牺牲要好。但宣传上，海南的故技重演。五月三日，假舟山“革命干部学院”，举行陆军官兵第一届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确认三民主义是救中国救世界的唯一主义，蒋总统是领导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好象是经国代他们拟的原稿，找人念一念
董显光说：
“蒋总统在考虑复任此不易讨好的任务时，深知只有使自由中国的人民重申信念始能免于灭亡，李氏代理时期之动摇扰豫，使政府人员的信心渐渐消失，南方与西南最后之崩溃实为失败主义与武人意志薄弱之结果。中国现已到达这样一个时日，惟有意志上的奇迹始能把它挽救，蒋总统自知，在国民党的阵营中，只有他自己才有推动此一奇迹之望。
当然，蒋总统如复职，他所遭遇的困难自多，他如专为自身打算，自仍以引退为宜。复职后如不幸失败，不是有生命的危险，便是饱受指责，蒋总统所享受中国的尊荣已达于最高峰。今后所遭遇者或不免有下坡之事，故从个人利便的原则而论，他最好是置身局外，而避免最后奋斗的艰巨责任。但蒋总统自非规避责任的人，早己以身许国。他不计自身的安危，也不顾现实的顺逆，他毅然接受了国人的最后要求。”[17]
陶希圣所撰《我们怎么办？》的文章，道出当时的真实情况，那就是“明知其不能也要为”。以蒋的倔强性格，不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绝不轻言牺牲。董说“只有他（蒋）自己才有推动此一奇迹之望”，在那样危殆的时刻，一个坚强的领袖，的确不可或缺。至于大陆崩溃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李宗仁，归结为“李氏代理时期之动摇犹豫。”董是用的栽赃手法，为公正客观的史家所难接受。果如董氏所说，渡江之败，应由李宗仁负责，那末，东北之失、平津之失、徐州之失，又是谁的责任呢？保卫广州、保卫重庆、保卫成都，李未插手，蒋一人包办，难道也是李“动摇犹豫”之罪吗？
复职以后，蒋先生在一次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中，对两千名党的中上级干部，发表了动人的演讲词。演说要点：(1)虚心接受中国大陆失败的教训。(2)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3)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董说：“当他演说时，在座听讲之人多有落泪者。”足资采信。
复职后的迫切任务，便是加强安定内部的部署：提名新的行政院长人选，接替倦勤已久的阎锡山；新阁揆为陈诚将军，时任东南军政长官辖东南各省。陈历任军政要职，如军政部长、参谋总长、东北行辕主任等。个性耿直，操守廉洁，为国军将领中之佼佼者。陈的台省主席遗缺，前年十二月由吴国祯递补。吴出身清华大学，美国普林斯顿的博士，有“民主先生”之称。为了改变蒋独裁统治的形象，吴的任命，再恰当没有。尽管吴和经国不和，这时候的小蒋，尚未具人事支配的力量，何况大敌当前，御侮第一。至于内哄的发生，已是朝鲜战争爆发，转危为安以后的事了。三军高级人事，同时更易：发表周至柔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孙立人陆军总司令；海军不变，仍由桂永清担任；蒋经国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后改总政治部主任。
蒋先生此项任命，深具划时代的意义。老将如何应钦、顾祝同等，不复当权，由新生代的周至柔擢升。孙立人非黄埔出身，出掌全体陆军的兵符，意味着蒋先生大公无私，人才至上，有打破传统的决心。
政治部主任，交给经国，当时的环境下，众望所归。青年军时代，经国已初试锋芒，仅限于浅尝辄止，配合政工改造，环顾国民党的高级军政干部中，只有这位共产党出身的小蒋，能够胜任。这年，经国四十初度，年龄、体力、经验，均属黄金时代。一般相信，只有他能对国军的再生，赋予活力和希望。
除了政治部的官衔，蒋先生赋予他更重要的两项使命：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和对大陆游击活动的指挥派遣。
前年七月，蒋先生在高雄秘密集会，成立包括蒋经国在内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并以唐纵为召集人，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18]
一九五O年，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实际由经国一手包办，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归其管辖指挥。资料组设副主任，由陈大庆担任，调张师执行秘书，彭孟缉的保安处，则为直接行动的基干。政治部第四处主管保防，实际等于夺取了毛人凤保密局的业务。
“保密防谍”的口号，透过各种传播媒介，普及全岛每一个角落。功效亦有目共睹，破获的中共间谍网，如蔡孝乾案、吴石案、《新生报》董事长李友邦案，国际间谍如李朋案，居高职的“台糖”、“台电”总经理，亦因“通匪”伏法。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立教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口用白衣扎着，大概怕
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19]翻开一九五Q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xx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
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20]经人检举，判刑十五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
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后来曾担任中兴大学校长），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罪，琅入狱。
受害人童轩荪的遭遇，提供我们活生生的故事，益证特务们如何荒唐与无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深夜三点多，情治人员猛敲大门，闯进童宅。他们借户口检查为名，到处翻搜，但一无所得，仅搜去一本翻译小说《汤姆历险记》作为罪证。便将童轩荪押走。
在逮捕童轩荪之后，情治人员又将他公司的经理、会计及其它职员全抓到刑警总队。保安司令部出示封条，将公司查封，童家偌大财产，就这样毁于一旦。
童轩荪最初被送到刑警总队，三天内被押往西宁南路保安处。保安处座落在日据时代的东本愿寺，警备司令部最早时在那里设立调查处，侦讯政治犯。提起这“最可怕的黑地方”，童先生余悸犹存地说：“那里无需法律程序，随时可以枪毙人。”
童轩荪在保安处关了三个月，刑求盘问，查不出任何罪证。童太太问说：“没有罪是不是可以释放？”他们回说：“进来容易出去难，还要留一段时间做‘参考资料’。”
由于查无罪证，情治单位便以“思想左倾，意志不坚”为名，发交内湖新生营感训七个月。这样，童轩荪又开始了他的另一段“历险记”。
所谓“思想左倾”，唯一能够找出的“罪证”便是一本小儿读物《汤姆历险记》。童轩荪大为不解，问说：“这本书和我有什么关系？”侦讯人员说：“这上面明明印着马克・吐温的字样，那不是马克思一家吗？你看这种书就是思想有问题。”这使我想起老友陈映真《小说家》被捕时，他们要他写下读过哪些作家的作品，当他写出《左拉》时，那位侦讯人员目光为之一亮，瞪大了眼问：“这是谁，这是谁？”映真忽然明白过来，笑笑说：“啊！左拉是音译，他是法国作家，并不属于左派。”[21]
特务所逮捕的，自有不少同情中共的分子，但其中，更多是无辜的人民或光复初期来台的知识的子。当局如是血腥遍野，肆无忌惮的原因，报复主义为其一，大陆丢了，他们又想腐蚀台湾，把这些人作为发泄情绪的对象。肃清主义为其二，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不论。报销主义为其三，彭孟缉领导的军安司令部保安处游查组，以抓人破案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持着经国的上方宝剑，只达目的，不择手段。因而宁可错杀三千，决不留情一个。彭孟缉后来坐直升机，爬到参谋总长的位置，即种因于此。
五十年代的大屠杀大恐怖，迄今争论不休。患有恐共症的极右派，认为经国的铁腕政策，为台湾存亡所必需；开明派如省主席吴国祯，则持异议，指责蒋、彭作风，过分践踏人权，与国民党倡导的民主自由，名实不符。吴、蒋后来闹到公开决裂，此处不赘，将在以后详加论述。
孙立人以陆军总司令兼任台湾防卫总司令，沿海加建碉堡防御工事，日以继夜，不眠不休。防空演习、民众组训，次第展开，那首扣人心弦的《保卫大台湾》歌曲，[22]响彻街头、学校、空中。其中第一节的最后一句“我们已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向前！”，悲壮激昂，反映军民心声。
前面说过，国军除了台、彭，尚控制一系列岛屿，其中仅远在雷州半岛的海南面积较大，军事价值较高。假如国军能同时保持台、琼，蒋先生未来的声势，将因而倍增。其奈，国军的力量，无法兼顾。
西昌失陷后，海南守将薛岳，专程晤蒋，要求主动撤离，蒋予拒绝。[23]蒋先生的苦衷，值得体谅同情，但他的固执，往往导致更大的失败。不听魏德迈的建议，东北未保、华北放弃，促成骨牌式的倾倒。
五月十七日清晨，林彪所属十五兵团的三个军（四十、四十三、四十五），终于采取攻势。只六天时间，守军不支溃退，“海南转进”。
海南之失，距离重庆陷落，逾时半载。过去一百八十天中，政局渐趋稳定，至少再没有听说什么丧师失地的消息。枕戈待旦声中，再传恶耗，对七百万台湾军民的打击，自不待言。领土收缩，台湾即成为次一目标。所以，政府当局必须找出令人心服的说词。
经国首次以总政治部主任，出席政府发言人办公室沈昌焕的茶话会，予以辩护。他说：
“海口对于海南岛，在军事上讲起来是个极重要的据点；而整个海南岛，在反共抗俄战争中，自然亦有他的价值。毋论哪一种战争，能够多一个人，多一支枪，多一个乡村或城市，就是多一分力量。反过来说，能够多消灭敌方一个人．一支枪，多夺得一个城市和乡村，就是多增强自己的力量，这是战争的定理，所以，我们能守住海南岛任何一个地点，都是有价值的。
但是战争是最现实的，而且一切应以争取最后胜利为打算。……由目前的形势看来，自从国军撤出西昌之后，海口已失去了‘跳板’的作用，同时我们反共抗俄的最高策略，就是集中一切力量，巩固以台湾为主的据点、准备反攻大陆。所以军事力量的分散，就是战略的失败。在过去政府已尽了最大的力量，在海南岛布置必要的防务，所以海口的放弃，就是基于全盘战略的要求而决定的措施。”[24]
经国列举了四个中共进犯海南的理由：(1)压制大陆人民反共情绪。(2)苏联用以为海空基地，准备世界大战。(3)以海南的铁砂运苏联，制造武器。(4)海南是国军军事上的弱点。最后要求大家“用冷静的头脑来判断千变万化的形势，沉着的态度来应付危险万的的情况，坚强的决心来贯彻反共到底的政策。”[25]
上列意见，只第四点说的真话。果如他所说，西吕失陷，“海口已失去‘跳板’作用”，何以国军未在西康陷落之后，主动撤退？而拖到林彪大军进攻，才仓惶出走？
备多力散的道理，人人都懂，国军无力防守南海，为公开的秘密，经国偏偏说。“政府尽了最大的力量。”
不是骗人吗？明明国军且战且退，党的《中央日报》却宣传“国军大捷”、“歼匪逾万”，岂不自我糟塌政府的威信？
海南的余波未定，两周后，位于东南沿海的舟山，再沦海南的命运。
且看董显光记述舟山撤退的原因：
“一次代价更高的撤退是在次一月内自动将舟山群岛放弃。
国军凭借舟山群岛的海空军行动，使上海的经济生活濒于瘫痪者不止一年矣。此举延缓了匪党对于整个长江地区的稳定。匪党首领们遂决计以消灭舟山的威胁，作为进攻台湾的初步。他们以杭州湾为屏障，结集了大批的帆船与种种船舶，准备对定海作两栖的进攻。
蒋总统前此对海南岛所为的决定，此际的舟山问题又呈现于眼前。他应否栖牲台湾所有资源之半以保守舟山群岛呢？此举固可使共匪付出极大的代价，但蒋总统也知道如果他们愿付这样的代价，那是无法阻上他们的。于是最重要的决定便是在敌人得到撤退消息以前，赶速把这十五万的精锐国军撤离舟山群岛，”[26]
同一时间，万山群岛放弃，福建海外的东山岛，为解放军所占，好在地方小，无足轻重，不甚受人注意，焦点仍在舟山的放弃。
自舟山撤退，迫于形势，蒋先生的决定，十分明智。保全十五万人的实力，远比平白牺牲要好。但宣传上，海南的故技重演。五月三日，假舟山“革命干部学院”，举行陆军官兵第一届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确认三民主义是救中国救世界的唯一主义，蒋总统是领导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好象是经国代他们拟的原稿，找人念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