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敌后之敌后去
冈村宁次杀人狂，封锁蚕食丧天良，
敌进我进武工队，粉碎五一大扫荡。
日军为了把华北作为“大东亚战争基地”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封锁、蚕食，使根据地日益缩小，使战略上的广大敌后地区成了“敌前”。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晋察冀边区总结了前一段时期的经验教训。聂荣臻在1942年9月11日于平山县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到敌后之敌后去”的作战方针。
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万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荡。日伪军在冀中8000个村庄、60000平方公里的平原上，密布1700多个碉堡据点，在1万多华里网状公路上用700辆汽车巡逻，采用“纵横张网、对角请剿、反复合击”的战法和“三光”政策。
这次“五一大扫荡”使八路军伤亡1万余人，群众被捕被杀5万余人，冀中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个小块，呈现出无村不戴孝，到处有哭声的悲惨景象。5月27日，日军上板雄大佐率500余日军进攻定县北瞳村，800军民被毒死在地道里。
冀中军民在两个月的反扫荡的斗争中英勇顽强，共作战272次，毙伤1万1千多敌人。八路军300余人，5月29日，在白庄依托地道组织防御，歼敌200余人后，顺利转移。6月12日，吕正操等率部跳出合围圈，达到晋东南。这次反扫荡的主要经验教训是：对敌人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部队拥挤于中心区，没有适时分散；没有广泛的开展与坚持，如地道战、地雷战等形式的平原游击战。
9月中旬，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敌后的进攻，日益严重。日寇已确定把华北作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具有确保华北的决心。九个月来，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反复的长期的扫荡、蚕食、请剿，都说明了敌人的企图。我们不能把反分割、反封锁与反扫荡割裂开来，敌人的封锁、分割，把我们的区域分许多小块，是为着便于扫荡和请剿。一块一块的彻底摧毁我们的下层基础，以达到其所谓“扫马粪驱苍蝇的目的”。我们一些干部战士不重视反蚕食的斗争，其实反扫荡虽苦，但时间不长，而蚕食的危害性确是很大的。具了解，华北派遣军安达十三称：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余个，遮断壕1、1860万公里，相当于山海关至嘉峪关万里长城的6倍，地球周长的四分之一。面对这样的严重的形式，我们必须改变领导方式和活动方法。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争，而且着重是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这就是说，敌进我进，你朝我这边来，我就到您那里去，我专到您的后边去，搞得你不得安宁。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战斗方针。
会议后，各地都掀起对敌斗争的高潮。北岳区，各军分区明确的划分了到敌后活动的地域，主力部队要派出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力量，组成身着便衣有地方干部参加的多支武装工作队。在群众的帮助下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当时敌人的封锁沟宽4——9米，深5——6米，有的沟引进了水，埋设了地雷，不少的地方还砌了高达7——10米的封锁墙。有的地方4平方公里筑了20多个碉堡。日军沿沟、墙日夜巡逻。
过了封锁线，关键是站住脚。那里人民群众，饱受敌人压榨欺凌，他们拥护自己的军队，他们积极的掩护和配合武工队的行动。武工队与人民群众积极开展工作，向敌伪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采取争取和打击的办法，瓦解敌人，坚决打击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分子。1942年12月，北岳区部队发起“宣传突击周”一周之内逮捕了6000多名伪组织成员，使伪军政人员惊恐不已。
敌人最大的弱点是他的兵力不足，所以经常处于挨打的地位，八路军则越来越主动，迫使敌人放弃了许多村庄。到1943年末北岳各军分区恢复和新建了1600多个村政权，使许多地方成为根据地或游击区。
冀中从反“五一”大扫荡后的极端困难中逐渐恢复，他们的武工队深入敌后，开展政治攻势。利用青纱帐作掩护，以四通八达的地道做依托，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歼灭日伪军近4000人，在冀中五分之四的地区，八路军开辟了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至1943年5月，恢复村政权3500多个，八路军取得越来越多的主动权，使日军又陷入中国人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冀东部队向敌后之敌后挺进，一方面继续开展热河南部地区与敌人的“千里无人区”作斗争，日益向东北方向发展，威胁日伪满洲国的边沿地区，另一方面组织多支武工队重反冀东腹地丰润、滦县等地作战，取得了许多胜利，开辟了滦河东和北宁路南两大块根据地，到1943年3月，冀东军分区扩大我冀热边区，下辖五个专署，基本上扭转了困难局面。
晋察冀根据地关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对打破敌人封锁、蚕食，变被动为主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这个方针党中央毛主席是很赞同的。
冈村宁次杀人狂，封锁蚕食丧天良，
敌进我进武工队，粉碎五一大扫荡。
日军为了把华北作为“大东亚战争基地”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封锁、蚕食，使根据地日益缩小，使战略上的广大敌后地区成了“敌前”。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晋察冀边区总结了前一段时期的经验教训。聂荣臻在1942年9月11日于平山县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到敌后之敌后去”的作战方针。
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万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荡。日伪军在冀中8000个村庄、60000平方公里的平原上，密布1700多个碉堡据点，在1万多华里网状公路上用700辆汽车巡逻，采用“纵横张网、对角请剿、反复合击”的战法和“三光”政策。
这次“五一大扫荡”使八路军伤亡1万余人，群众被捕被杀5万余人，冀中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个小块，呈现出无村不戴孝，到处有哭声的悲惨景象。5月27日，日军上板雄大佐率500余日军进攻定县北瞳村，800军民被毒死在地道里。
冀中军民在两个月的反扫荡的斗争中英勇顽强，共作战272次，毙伤1万1千多敌人。八路军300余人，5月29日，在白庄依托地道组织防御，歼敌200余人后，顺利转移。6月12日，吕正操等率部跳出合围圈，达到晋东南。这次反扫荡的主要经验教训是：对敌人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部队拥挤于中心区，没有适时分散；没有广泛的开展与坚持，如地道战、地雷战等形式的平原游击战。
9月中旬，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敌后的进攻，日益严重。日寇已确定把华北作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具有确保华北的决心。九个月来，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反复的长期的扫荡、蚕食、请剿，都说明了敌人的企图。我们不能把反分割、反封锁与反扫荡割裂开来，敌人的封锁、分割，把我们的区域分许多小块，是为着便于扫荡和请剿。一块一块的彻底摧毁我们的下层基础，以达到其所谓“扫马粪驱苍蝇的目的”。我们一些干部战士不重视反蚕食的斗争，其实反扫荡虽苦，但时间不长，而蚕食的危害性确是很大的。具了解，华北派遣军安达十三称：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余个，遮断壕1、1860万公里，相当于山海关至嘉峪关万里长城的6倍，地球周长的四分之一。面对这样的严重的形式，我们必须改变领导方式和活动方法。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争，而且着重是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这就是说，敌进我进，你朝我这边来，我就到您那里去，我专到您的后边去，搞得你不得安宁。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战斗方针。
会议后，各地都掀起对敌斗争的高潮。北岳区，各军分区明确的划分了到敌后活动的地域，主力部队要派出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力量，组成身着便衣有地方干部参加的多支武装工作队。在群众的帮助下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当时敌人的封锁沟宽4——9米，深5——6米，有的沟引进了水，埋设了地雷，不少的地方还砌了高达7——10米的封锁墙。有的地方4平方公里筑了20多个碉堡。日军沿沟、墙日夜巡逻。
过了封锁线，关键是站住脚。那里人民群众，饱受敌人压榨欺凌，他们拥护自己的军队，他们积极的掩护和配合武工队的行动。武工队与人民群众积极开展工作，向敌伪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采取争取和打击的办法，瓦解敌人，坚决打击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分子。1942年12月，北岳区部队发起“宣传突击周”一周之内逮捕了6000多名伪组织成员，使伪军政人员惊恐不已。
敌人最大的弱点是他的兵力不足，所以经常处于挨打的地位，八路军则越来越主动，迫使敌人放弃了许多村庄。到1943年末北岳各军分区恢复和新建了1600多个村政权，使许多地方成为根据地或游击区。
冀中从反“五一”大扫荡后的极端困难中逐渐恢复，他们的武工队深入敌后，开展政治攻势。利用青纱帐作掩护，以四通八达的地道做依托，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歼灭日伪军近4000人，在冀中五分之四的地区，八路军开辟了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至1943年5月，恢复村政权3500多个，八路军取得越来越多的主动权，使日军又陷入中国人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冀东部队向敌后之敌后挺进，一方面继续开展热河南部地区与敌人的“千里无人区”作斗争，日益向东北方向发展，威胁日伪满洲国的边沿地区，另一方面组织多支武工队重反冀东腹地丰润、滦县等地作战，取得了许多胜利，开辟了滦河东和北宁路南两大块根据地，到1943年3月，冀东军分区扩大我冀热边区，下辖五个专署，基本上扭转了困难局面。
晋察冀根据地关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对打破敌人封锁、蚕食，变被动为主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这个方针党中央毛主席是很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