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惟一一种可以凌驾于他的狂躁病之上的东西。
乔安娜见证了他早年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的辉煌年代。他以激进的方式重新演绎古典音乐的通俗名曲；他指挥上演了维尔和雅那切克的新歌剧，而听众都是来自工厂和写字楼的普通百姓。克伦佩勒在克罗尔剧院的实践，为二十一世纪的歌剧院树立了乌托邦式的典范。因此毋庸赘言，他成为纳粹的眼中钉。
希特勒刚刚掌权一个月，他们一家便被迫离开德国。那时候洛蒂还是一个九岁的小姑娘，正是她给父亲的流亡生涯带来了莫大欣慰。“克伦佩勒博士，”洛杉矶乐团的头头说道，“你和我已经是老朋友了，从今起，我干脆称呼你‘奥托’好吗？”“你可以那么叫我，”克伦佩勒气呼呼地答道，“但是我不会再搭理你了。”
1939年，克伦佩勒接受了一次脑外科手术，切除一颗脑肿瘤，这造成他半边脸部瘫痪，舌头僵硬，言行更加怪诞。乔安娜拒绝再把他送回精神病院，可是克伦佩勒却声称要求获得一年自由，执意离开了妻子。他和犹他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莫里斯・阿伯拉瓦尼尔的妻子结伴同行，在美国四处巡演，同时欠下一屁股账单。他的丑闻上了《纽约时报》，然后被捕，接着又被保释。小报记者们把他团团围住。是洛蒂挺身出来为克伦佩勒解了围。那时候她才芳龄十七，就开始全职为父亲服务了。
由于克伦佩勒声名狼藉，美国大多数交响乐团都给他吃闭门羹。在洛杉矶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之后，他又失踪了，最后被人发现时，他躺在贫民区，浑身伤痕累累。克伦佩勒在1947年的欧洲之行也不太平，他在布达佩斯指挥国家歌剧院时被扣留，后来还是洛蒂出面斡旋，才重获自由。
回到美国以后，由于他和社会主义铁幕政权之间曾有的瓜葛，克伦佩勒被列入了黑名单，护照无法延期。1954年11月，一位年轻的音乐经纪人在纽约一幢肮脏的小旅馆里发现了他。那时他已经潦倒不堪。那经纪人决定孤注一掷，邀请克伦佩勒去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指挥一场音乐会。那地方距离纽约3000英里，所以克伦佩勒起初拒绝为此长途跋涉，多亏洛蒂与经纪人共同劝说，计划才得以实现。与此同时，洛蒂姑娘与小伙子经纪人之间也开始暗生情愫。至此，克伦佩勒在二战后的音乐生涯终于打开了一个新纪元。
在波特兰，克伦佩勒棒下的这支土包子乐队在演奏贝多芬第七交响乐时竟然超水平发挥，而其中大多数人还是头一次碰这部作品呢。经纪人罗纳尔德・维尔福德一夜成名，一举成为美国最胆魄过人的音乐掮客。克伦佩勒也很快拿到了护照，然后飞去伦敦。在那里，著名音乐制作人沃尔特・莱格请他指挥爱乐乐团，所谓环球唱片公司的金字招牌。
伦敦城里，各大管弦乐团群雄林立，一鸣惊人实非易事。而克伦佩勒激发了爱乐乐团超乎英国人天性的热情和自信。他对每部作品的条分缕析，揭示了贯穿音乐始终的魅力，使得无论演奏家还是听众都能得心应手地准确把握作品。他们的每一场音乐会都大受欢迎。当克伦佩勒的贝多芬系列音乐会首演结束之后，举行的庆祝活动异常铺张，伦敦市政厅特地委托雕塑家雅可布・爱泼斯坦为克伦佩勒塑造了一尊胸像，放在皇家节日剧院大厅里。如今，这座塑像还在那儿摆着呢。
不过，克伦佩勒依旧官非不断。还有一次，他躺在床上抽烟，烟斗烧着了床单，他竟然试图用威士忌小酒瓶来灭火，结果差点丢了性命。在公众眼中，克伦佩勒说起话来百无禁忌，丝毫不亚于约翰・弗雷门的电视节目“面对面”。对待伦敦音乐家们，克伦佩勒一会儿像暴君，一会儿像慈父，如果有人讨他欢心，他会向人大派雪茄烟。1964年，当莱格决定解散爱乐乐团时，克伦佩勒对乐手们充分展现了他的仁爱和忠诚。尽管他自己并非腰缠万贯之辈，依然慷慨解囊，使乐团度过了难关。
如果没有他女儿洛蒂的奉献精神，这一切成就肯定无从谈起。她在和唱片公司谈判时不屈不挠，颇得父亲的传承。另一方面，她的人格魅力使得他们父女能够一次次渡过难关，她从来不曾试图干预父亲的全部生活。有一天早晨，洛蒂端着父亲的早餐托盘走进他房间，却发现他的床上还躺着一位陌生女郎。“这是我女儿洛蒂，”克伦佩勒嘟囔着给她们介绍。“你……你刚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在女权主义者看来，洛蒂的人生完全被荒废了。牺牲下一代的幸福，不可能被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所认同。就在前几个月，洛蒂刚刚去世，享年79岁。她的家在苏黎世附近，远离音乐界的活动，讣闻并不引人注意。
洛蒂原本是一个聪明女子，她有魅力，有才华，本可以在人生中另有建树。有一次我问她，对这一切是否耿耿于怀？她很有教养地不动声色，对我的鲁莽问题毫不介怀。
她人生的一切规划都围绕着她父亲的职业生涯，这一角色虽然毫不起眼，但对她的意义不亚于一位女政治家、一位女艺术家或者一位女总裁。1954年，洛蒂曾经写道，父母的境遇“令我哀怨，愤懑，而且……心有不甘”。她对父亲的激励，不但永久地保留在了那些唱片里，也反映在我们的音乐生活中。
最近爱乐乐团将举办一场音乐会，谨此缅怀洛蒂・克伦佩勒女士。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65节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
《万科》周刊
刘雪枫
我是因为影片的名字而想方设法去看这部电影，并且我明知道这个名字中文的意义大于外文的意义。“日出时让悲伤终结”，虽然译法未必贴切，但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名字。影片的原文片名来自小说中的一个句子，直译过来是：“世界上一切早晨不再回来（TOUSLESMATINSDUMONDE）”，它也可以转译为“每天只有一次日出”。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要珍惜每一个早晨或每一次日出？怎样珍惜？那就让“悲伤终结”吧！这样一个充满意境的译名显然是在看过电影之后才能起得出来的，我深信这一点。
我知道这部电影是因为我听到一张唱片，这是所谓的“电影原声”，所有的音乐都来自马莱斯、圣哥伦布、库普林和吕利，一次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音乐盛宴，演奏者为萨瓦尔和他的民族合奏团。一些古色古香的音乐为何却冠之如此令人深思的名字？这部电影到底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故事？显然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关心这个问题，我在网络上结识的爱乐者中，喜欢这张唱片的大有人在，有一天他们通知我说中央电视台的电影频道将要播出这部电影，于是我平生第一次一整天都在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并提前半个小时打开了电视。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的主人公与其说是马林・马莱斯，不如说是他的老师圣哥伦布。这两个音乐历史上最著名的低音维奥尔琴演奏家之间到底有多少联系，显然至今还是一个谜。影片改编所根据的小说是帕斯卡尔・奎格纳德写的，他的写作动机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迷上了低音维奥尔琴的声音，或者说是在听了西班牙著名低音维奥尔琴演奏大师约尔蒂・萨瓦尔的演奏之后，便决心写一部这样题材的小说。他选中了萨瓦尔经常演奏作品的法国作曲家马莱斯和圣哥伦布，据说他们两人还有师承关系。但是文献中关于两人的记载非常少，所以小说的虚构成分毫无疑问占据了主要地位。比如根据马莱斯“可以适当进出老师的房子”这句话便推演出马莱斯与老师女儿的恋情故事，而且始乱终弃，酿成女方悬梁自尽的悲剧。因为圣哥伦布留下的作品有一首名为《悔恨的坟墓》，便虚构出圣哥伦布的妻子早逝，他整日沉浸在对妻子的思念当中，把自己独自关在房间里对着妻子的画像一遍遍地拉奏着《悔恨的坟墓》，这差不多也是影片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故事情节”。
影片从年老的马莱斯指导宫廷乐队排练开始，他像吕利那样挥动着手杖，既志得意满又寂寞惆怅。排练过程中，马莱斯向乐手们讲解着音乐的真谛，就像他的老师圣哥伦布曾经教诲的那样。排练间隙，使命完成行将就木的马莱斯回忆起自己的过去，也就是他向圣哥伦布学习的过程。但是当镜头摇向几十年前时，圣哥伦布却成了影片的主人公。这位当时法国最伟大的低音维奥尔琴演奏家和作曲家因为妻子的早逝而心灰意冷，他既不肯应国王之招，又不思创作教学，他在林间有一个盖在空中的小屋，他经常在那里拉琴，马莱斯和圣哥伦布的女儿则藏在小屋底下偷听。
圣哥伦布一直对马莱斯有所保留，他既觉察到他年轻的学生日后必吃宫廷饭，又顾忌马莱斯的过人才华，认为他将来的成就一定会超过自己，而马莱斯将无人再能超越。但是，圣哥伦布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大女儿不可避免地爱上了年轻英俊的马莱斯，她主动担任起马莱斯的老师，将父亲传给她的技艺倾囊转授。接着，圣哥伦布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马莱斯果然应国王之招成为宫廷乐师，而且一走不再回头。他不仅背叛了老师，而且残忍地抛弃了终日思念她的恋人。
圣哥伦布在追思亡妻的日渐虚弱当中，再遭丧女之痛，终于郁郁而终。马莱斯在取得日益辉煌的成就之后，内心的谴责与自伤也随之加剧。他也像他的老师那样，以饱含情感地演奏低音维奥尔琴来寄托自己的情怀，他的表情与周围环境，似乎都是圣哥伦布的再现，那最接近人类声音的低音维奥尔琴的歌唱此时成为无可替代的发乎内在的音乐。除了老年马莱斯的讲解与叙述之外，影片几乎没有什么台词。几位主要角色如圣哥伦布、他的女儿和马莱斯之间的交流都用演奏音乐来进行，所以，影片的核心元素正是音乐，就像小说作者与电影导演对这个题材感兴趣的初衷一样，这也是影片的原声唱片发行至今仍热销不衰并不断突破古典音乐唱片销售纪录的原因。
当代最出色的低音维奥尔琴大师约尔蒂・萨瓦尔与他最尊崇的前辈马莱斯有着相同的音乐经历，他们都曾经是教堂唱诗班成员，在嗓子变声之后，不约而同地将声音“转移”到低音维奥尔琴上，这是对另一种“人声”的热爱。
除了这部电影的原声唱片之外，萨瓦尔还录制过六张马莱斯的低音维奥尔琴作品唱片，虽然非常好听，但离开了电影所虚构的故事和营造的温暖色彩氛围，它不会给听者留下更深的印象。我在听萨瓦尔演奏圣哥伦布的唱片时，感觉也是一样。因为电影，因为这样一个富于诗意与哲理的名字，我才爱上了电影中的音乐，这音乐需要有与之匹配的画面，我尤其喜欢听画面“淡出”时音乐的渐渐消失，所有的恩怨情仇都随之远去。这世界的每一个早晨，都会有温暖明亮的日出，而悲伤，但愿它就此终结。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66节 耻辱的标志
《万科》周刊
丁宗皓
从本质上说，很多事情是作为寓言才发生的。
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夜，我坐在沈阳中华剧场里听奥地利一个交响乐团的演出。乐团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当然有名的乐团也不会光顾沈阳）。惭愧的是曲目也没有记得，恍惚间记得有比才、格里格等人的作品。满头银发、老态毕露的指挥当然也忘记了。这么说就明白了，一个不明就里的人为什么去听古典音乐的演出？因为高雅呀，谁不愿意让高雅拉着咱们迷惘的手和心呢？特别是在那最容易迷惘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我所说的寓言部分和一个曲子有关，那是一个我后来依靠记忆寻找可是从来没有找到的曲子。一段铜管和弦乐携手伸张开的主题，在一阵高昂的悸动以后，忽然冲下低谷。只留弦乐部分，最后剩下小提琴。节奏越来越慢，声音越来越小，及至细若游丝。我屏住呼吸，才能听见弓在琴弦上的滑动。寓言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银发老指挥微张的双臂只是微微动着，渐渐几乎不动了。随后在那么几秒钟里，似乎完全停止了。
就在这时，事情发生啦，在我的四周响起了掌声，开始是犹豫的，最后雷鸣。可是――可是，指挥的手其实没有停止，小提琴也没有停止，微弱的琴声竟像一个潜水者浮出水面，长长呼吸了大口的空气。旋律渐渐有了生机，向上冲荡着，逐渐和主题呼应开来。一曲终了，银发老指挥终于回过头来，向我们微微鞠躬，有了前面掌声的教训，我们依然不能完全肯定。直到老指挥回身挥手，乐队全体人员站起来时，台下才又一次掌声四起。
一个有些尴尬的高雅之夜。听，然后小心，在该鼓掌的地方鼓掌，像一次谨慎的外事活动。显然听不熟悉的音乐也像摸石头过河。好在最后的曲子是熟悉的《马刀舞曲》，大家和着节拍信心十足地鼓掌，面露微笑，驾轻就熟，像和自己的老婆上床。那个夜晚的面子就这样挽回了那么一点点儿。
再讲第二件事情，也是我所认为的寓言。那次演出的一两年以后，还是在中华剧场，辽宁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那是我十分留意观众的一次。比如他们报以极大热情的不是王子和白天鹅的双人舞，也不是黑白天鹅的双人舞，总之不是舞，也不是音乐。而是演员的基本功，腾空打击、旋子、大跳及其他。一个演员不断地腾空打击或者绕着舞台
乔安娜见证了他早年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的辉煌年代。他以激进的方式重新演绎古典音乐的通俗名曲；他指挥上演了维尔和雅那切克的新歌剧，而听众都是来自工厂和写字楼的普通百姓。克伦佩勒在克罗尔剧院的实践，为二十一世纪的歌剧院树立了乌托邦式的典范。因此毋庸赘言，他成为纳粹的眼中钉。
希特勒刚刚掌权一个月，他们一家便被迫离开德国。那时候洛蒂还是一个九岁的小姑娘，正是她给父亲的流亡生涯带来了莫大欣慰。“克伦佩勒博士，”洛杉矶乐团的头头说道，“你和我已经是老朋友了，从今起，我干脆称呼你‘奥托’好吗？”“你可以那么叫我，”克伦佩勒气呼呼地答道，“但是我不会再搭理你了。”
1939年，克伦佩勒接受了一次脑外科手术，切除一颗脑肿瘤，这造成他半边脸部瘫痪，舌头僵硬，言行更加怪诞。乔安娜拒绝再把他送回精神病院，可是克伦佩勒却声称要求获得一年自由，执意离开了妻子。他和犹他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莫里斯・阿伯拉瓦尼尔的妻子结伴同行，在美国四处巡演，同时欠下一屁股账单。他的丑闻上了《纽约时报》，然后被捕，接着又被保释。小报记者们把他团团围住。是洛蒂挺身出来为克伦佩勒解了围。那时候她才芳龄十七，就开始全职为父亲服务了。
由于克伦佩勒声名狼藉，美国大多数交响乐团都给他吃闭门羹。在洛杉矶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之后，他又失踪了，最后被人发现时，他躺在贫民区，浑身伤痕累累。克伦佩勒在1947年的欧洲之行也不太平，他在布达佩斯指挥国家歌剧院时被扣留，后来还是洛蒂出面斡旋，才重获自由。
回到美国以后，由于他和社会主义铁幕政权之间曾有的瓜葛，克伦佩勒被列入了黑名单，护照无法延期。1954年11月，一位年轻的音乐经纪人在纽约一幢肮脏的小旅馆里发现了他。那时他已经潦倒不堪。那经纪人决定孤注一掷，邀请克伦佩勒去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指挥一场音乐会。那地方距离纽约3000英里，所以克伦佩勒起初拒绝为此长途跋涉，多亏洛蒂与经纪人共同劝说，计划才得以实现。与此同时，洛蒂姑娘与小伙子经纪人之间也开始暗生情愫。至此，克伦佩勒在二战后的音乐生涯终于打开了一个新纪元。
在波特兰，克伦佩勒棒下的这支土包子乐队在演奏贝多芬第七交响乐时竟然超水平发挥，而其中大多数人还是头一次碰这部作品呢。经纪人罗纳尔德・维尔福德一夜成名，一举成为美国最胆魄过人的音乐掮客。克伦佩勒也很快拿到了护照，然后飞去伦敦。在那里，著名音乐制作人沃尔特・莱格请他指挥爱乐乐团，所谓环球唱片公司的金字招牌。
伦敦城里，各大管弦乐团群雄林立，一鸣惊人实非易事。而克伦佩勒激发了爱乐乐团超乎英国人天性的热情和自信。他对每部作品的条分缕析，揭示了贯穿音乐始终的魅力，使得无论演奏家还是听众都能得心应手地准确把握作品。他们的每一场音乐会都大受欢迎。当克伦佩勒的贝多芬系列音乐会首演结束之后，举行的庆祝活动异常铺张，伦敦市政厅特地委托雕塑家雅可布・爱泼斯坦为克伦佩勒塑造了一尊胸像，放在皇家节日剧院大厅里。如今，这座塑像还在那儿摆着呢。
不过，克伦佩勒依旧官非不断。还有一次，他躺在床上抽烟，烟斗烧着了床单，他竟然试图用威士忌小酒瓶来灭火，结果差点丢了性命。在公众眼中，克伦佩勒说起话来百无禁忌，丝毫不亚于约翰・弗雷门的电视节目“面对面”。对待伦敦音乐家们，克伦佩勒一会儿像暴君，一会儿像慈父，如果有人讨他欢心，他会向人大派雪茄烟。1964年，当莱格决定解散爱乐乐团时，克伦佩勒对乐手们充分展现了他的仁爱和忠诚。尽管他自己并非腰缠万贯之辈，依然慷慨解囊，使乐团度过了难关。
如果没有他女儿洛蒂的奉献精神，这一切成就肯定无从谈起。她在和唱片公司谈判时不屈不挠，颇得父亲的传承。另一方面，她的人格魅力使得他们父女能够一次次渡过难关，她从来不曾试图干预父亲的全部生活。有一天早晨，洛蒂端着父亲的早餐托盘走进他房间，却发现他的床上还躺着一位陌生女郎。“这是我女儿洛蒂，”克伦佩勒嘟囔着给她们介绍。“你……你刚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在女权主义者看来，洛蒂的人生完全被荒废了。牺牲下一代的幸福，不可能被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所认同。就在前几个月，洛蒂刚刚去世，享年79岁。她的家在苏黎世附近，远离音乐界的活动，讣闻并不引人注意。
洛蒂原本是一个聪明女子，她有魅力，有才华，本可以在人生中另有建树。有一次我问她，对这一切是否耿耿于怀？她很有教养地不动声色，对我的鲁莽问题毫不介怀。
她人生的一切规划都围绕着她父亲的职业生涯，这一角色虽然毫不起眼，但对她的意义不亚于一位女政治家、一位女艺术家或者一位女总裁。1954年，洛蒂曾经写道，父母的境遇“令我哀怨，愤懑，而且……心有不甘”。她对父亲的激励，不但永久地保留在了那些唱片里，也反映在我们的音乐生活中。
最近爱乐乐团将举办一场音乐会，谨此缅怀洛蒂・克伦佩勒女士。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65节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
《万科》周刊
刘雪枫
我是因为影片的名字而想方设法去看这部电影，并且我明知道这个名字中文的意义大于外文的意义。“日出时让悲伤终结”，虽然译法未必贴切，但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名字。影片的原文片名来自小说中的一个句子，直译过来是：“世界上一切早晨不再回来（TOUSLESMATINSDUMONDE）”，它也可以转译为“每天只有一次日出”。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要珍惜每一个早晨或每一次日出？怎样珍惜？那就让“悲伤终结”吧！这样一个充满意境的译名显然是在看过电影之后才能起得出来的，我深信这一点。
我知道这部电影是因为我听到一张唱片，这是所谓的“电影原声”，所有的音乐都来自马莱斯、圣哥伦布、库普林和吕利，一次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音乐盛宴，演奏者为萨瓦尔和他的民族合奏团。一些古色古香的音乐为何却冠之如此令人深思的名字？这部电影到底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故事？显然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关心这个问题，我在网络上结识的爱乐者中，喜欢这张唱片的大有人在，有一天他们通知我说中央电视台的电影频道将要播出这部电影，于是我平生第一次一整天都在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并提前半个小时打开了电视。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的主人公与其说是马林・马莱斯，不如说是他的老师圣哥伦布。这两个音乐历史上最著名的低音维奥尔琴演奏家之间到底有多少联系，显然至今还是一个谜。影片改编所根据的小说是帕斯卡尔・奎格纳德写的，他的写作动机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迷上了低音维奥尔琴的声音，或者说是在听了西班牙著名低音维奥尔琴演奏大师约尔蒂・萨瓦尔的演奏之后，便决心写一部这样题材的小说。他选中了萨瓦尔经常演奏作品的法国作曲家马莱斯和圣哥伦布，据说他们两人还有师承关系。但是文献中关于两人的记载非常少，所以小说的虚构成分毫无疑问占据了主要地位。比如根据马莱斯“可以适当进出老师的房子”这句话便推演出马莱斯与老师女儿的恋情故事，而且始乱终弃，酿成女方悬梁自尽的悲剧。因为圣哥伦布留下的作品有一首名为《悔恨的坟墓》，便虚构出圣哥伦布的妻子早逝，他整日沉浸在对妻子的思念当中，把自己独自关在房间里对着妻子的画像一遍遍地拉奏着《悔恨的坟墓》，这差不多也是影片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故事情节”。
影片从年老的马莱斯指导宫廷乐队排练开始，他像吕利那样挥动着手杖，既志得意满又寂寞惆怅。排练过程中，马莱斯向乐手们讲解着音乐的真谛，就像他的老师圣哥伦布曾经教诲的那样。排练间隙，使命完成行将就木的马莱斯回忆起自己的过去，也就是他向圣哥伦布学习的过程。但是当镜头摇向几十年前时，圣哥伦布却成了影片的主人公。这位当时法国最伟大的低音维奥尔琴演奏家和作曲家因为妻子的早逝而心灰意冷，他既不肯应国王之招，又不思创作教学，他在林间有一个盖在空中的小屋，他经常在那里拉琴，马莱斯和圣哥伦布的女儿则藏在小屋底下偷听。
圣哥伦布一直对马莱斯有所保留，他既觉察到他年轻的学生日后必吃宫廷饭，又顾忌马莱斯的过人才华，认为他将来的成就一定会超过自己，而马莱斯将无人再能超越。但是，圣哥伦布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大女儿不可避免地爱上了年轻英俊的马莱斯，她主动担任起马莱斯的老师，将父亲传给她的技艺倾囊转授。接着，圣哥伦布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马莱斯果然应国王之招成为宫廷乐师，而且一走不再回头。他不仅背叛了老师，而且残忍地抛弃了终日思念她的恋人。
圣哥伦布在追思亡妻的日渐虚弱当中，再遭丧女之痛，终于郁郁而终。马莱斯在取得日益辉煌的成就之后，内心的谴责与自伤也随之加剧。他也像他的老师那样，以饱含情感地演奏低音维奥尔琴来寄托自己的情怀，他的表情与周围环境，似乎都是圣哥伦布的再现，那最接近人类声音的低音维奥尔琴的歌唱此时成为无可替代的发乎内在的音乐。除了老年马莱斯的讲解与叙述之外，影片几乎没有什么台词。几位主要角色如圣哥伦布、他的女儿和马莱斯之间的交流都用演奏音乐来进行，所以，影片的核心元素正是音乐，就像小说作者与电影导演对这个题材感兴趣的初衷一样，这也是影片的原声唱片发行至今仍热销不衰并不断突破古典音乐唱片销售纪录的原因。
当代最出色的低音维奥尔琴大师约尔蒂・萨瓦尔与他最尊崇的前辈马莱斯有着相同的音乐经历，他们都曾经是教堂唱诗班成员，在嗓子变声之后，不约而同地将声音“转移”到低音维奥尔琴上，这是对另一种“人声”的热爱。
除了这部电影的原声唱片之外，萨瓦尔还录制过六张马莱斯的低音维奥尔琴作品唱片，虽然非常好听，但离开了电影所虚构的故事和营造的温暖色彩氛围，它不会给听者留下更深的印象。我在听萨瓦尔演奏圣哥伦布的唱片时，感觉也是一样。因为电影，因为这样一个富于诗意与哲理的名字，我才爱上了电影中的音乐，这音乐需要有与之匹配的画面，我尤其喜欢听画面“淡出”时音乐的渐渐消失，所有的恩怨情仇都随之远去。这世界的每一个早晨，都会有温暖明亮的日出，而悲伤，但愿它就此终结。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66节 耻辱的标志
《万科》周刊
丁宗皓
从本质上说，很多事情是作为寓言才发生的。
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夜，我坐在沈阳中华剧场里听奥地利一个交响乐团的演出。乐团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当然有名的乐团也不会光顾沈阳）。惭愧的是曲目也没有记得，恍惚间记得有比才、格里格等人的作品。满头银发、老态毕露的指挥当然也忘记了。这么说就明白了，一个不明就里的人为什么去听古典音乐的演出？因为高雅呀，谁不愿意让高雅拉着咱们迷惘的手和心呢？特别是在那最容易迷惘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我所说的寓言部分和一个曲子有关，那是一个我后来依靠记忆寻找可是从来没有找到的曲子。一段铜管和弦乐携手伸张开的主题，在一阵高昂的悸动以后，忽然冲下低谷。只留弦乐部分，最后剩下小提琴。节奏越来越慢，声音越来越小，及至细若游丝。我屏住呼吸，才能听见弓在琴弦上的滑动。寓言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银发老指挥微张的双臂只是微微动着，渐渐几乎不动了。随后在那么几秒钟里，似乎完全停止了。
就在这时，事情发生啦，在我的四周响起了掌声，开始是犹豫的，最后雷鸣。可是――可是，指挥的手其实没有停止，小提琴也没有停止，微弱的琴声竟像一个潜水者浮出水面，长长呼吸了大口的空气。旋律渐渐有了生机，向上冲荡着，逐渐和主题呼应开来。一曲终了，银发老指挥终于回过头来，向我们微微鞠躬，有了前面掌声的教训，我们依然不能完全肯定。直到老指挥回身挥手，乐队全体人员站起来时，台下才又一次掌声四起。
一个有些尴尬的高雅之夜。听，然后小心，在该鼓掌的地方鼓掌，像一次谨慎的外事活动。显然听不熟悉的音乐也像摸石头过河。好在最后的曲子是熟悉的《马刀舞曲》，大家和着节拍信心十足地鼓掌，面露微笑，驾轻就熟，像和自己的老婆上床。那个夜晚的面子就这样挽回了那么一点点儿。
再讲第二件事情，也是我所认为的寓言。那次演出的一两年以后，还是在中华剧场，辽宁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那是我十分留意观众的一次。比如他们报以极大热情的不是王子和白天鹅的双人舞，也不是黑白天鹅的双人舞，总之不是舞，也不是音乐。而是演员的基本功，腾空打击、旋子、大跳及其他。一个演员不断地腾空打击或者绕着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