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贤臣而远小人。也就是自古流传迄今,代代都被一再重复强调的:亲贤远佞。
诸葛孔明对后主刘阿斗的建议,在出师表上说得十分清楚:“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
唐朝名相魏征说过:“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进,小人尽退。”国之将亡,则妖孽把持朝政,君子遭受排斥,忠良尽遭谗害,岂有不灭亡的道理?
志同道合,是组织的首要条件。乌合之众,就算看起来乌压压一大堆人头,而各怀鬼胎,各有不同的利害标准。稍有风吹草动,即如鸟兽般散去,不算是组织。
组织文化,便是组织成员所赖以结合聚集的“道”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独特的花样。各种组织,各有不同的道。所以同道,并不限定于正道。邪道结合,同样是志同道合,却显然与正道相违背。
这里所说的道,当然专指正道而言。什么叫做正道?就是一切依天理,凭良心所走出来的途径,所做出来的决策,以及所坚持贯彻出来的成果。
依孔子的标准:“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大凡善良的人,都表示欢迎、喜欢它,而那些为非作歹的坏人,都表示厌恶、不喜欢它,这就是正道。特别要加以注意的是,善良的人,大多比较谦虚、客气,不好意思抢着表达自己的意见。若非时机合适、获得相当的尊重,不容易听到他们的声音。而巧言令色的小人,最擅长以小忠、小信、小慧来凸显自己,抓住机会,就要做秀。常常呼朋结党,造成虚假的声势,以达到营私舞弊的目的。公开讨论、接受Call-In,实在和亲贤远佞背道而驰。特别是主持人的水准普遍低落的社会,贤者袖手旁观,不贤者滔滔不绝,更是难以改变的可笑事实,当年殷高宗求传说、周文王访姜子牙、刘备三顾孔明,都不是现代这种民主作风所能够如愿的。
千人诺诺不如一人谔谔,人多未必意见就好。流行的道不一定是正道,而传统更不代表故旧得必须丢弃。可见民主只是政界人士无可奈何的一种口号,企业管理民主化则是嘴上说说,实际上行不通的东西。
创业之初,以志同道合的少数人为伙伴。组织扩大之际,以组织文化来吸引闻风而来的同道。这样的组织,必能欣欣向荣,不断茁壮成长。
刘备在三顾孔明之前,已经拥有天下无敌的大将关羽和张飞,然而奔走半生,仍然创业不遂,到处流浪,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他把这种不顺利的遭遇,归之于天意,说是“命途多舛,所以至此”。经过水镜先生的指点,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不得其才,缺乏决策的经纶济世之才。这才引起他的强烈求才欲望,诚心诚意地三顾茅庐,把孔明请下山来协助,终于完成鼎足三立的大业。跻身排名前三大,并留下一段求才的佳话。
志同道合的积极表现,在于能够委曲求全地达成一致的协议,找出合理的应变措施。
第三章 管理的三大主轴第五节 志同道合才能合理应变(2)
由于水镜先生的启发,刘备警觉到决策人才是各类人才中的关键人物。他决心三顾孔明,以实际行动来宣示他礼聘高明的决心。但是,同样志同道合的关羽和张飞,在心理上并没有同样的觉醒。以至第一顾时,两人都有些不耐烦;第二顾时,张飞开始发脾气;到了第三次拜访时,关张二人都极为不高兴。如果刘备不能及时制止,或者根本制止不了,甚至采用民主的多数表决,这一段访才佳话,大概就半途而废了。诸葛孔明也用不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分天下的故事,也无从说起了。刘备毕竟具有大哥的威望,而关张二人也富于伦理的素养,终于三位一体,打动了孔明的心,慨然应允。
刘备、关羽和张飞桃园三结义,是最好的组织形态。三人共同塑造组织文化,这才吸引赵云、黄忠等人才,乐于投入。这些志同道合的人,造成了蜀国,名列第三大。创造出当时的大变局,则是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士,适时合理应变,所缔造的丰硕果实。
但是,从三顾孔明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三结义的兄弟,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也相当分歧。在刘备心目中,孔明是安天下的奇才;而在关羽心中,孔明不过徒有虚名;张飞更把孔明看成一般村夫。员工不了解干部的心思,干部不明白老板的想法,乃是常见的事实。
管理需要伦理的配合,在这种情况下,显得格外分明。刘备适时制止两位弟弟的无理,合理地应变,顺利地完成不寻常的求才举动。组织内有人能够拍板定案,才有决策之可言。若是纷纷扰扰,七嘴八舌,今天决定明天还可以翻案,哪里有什么应变的力量?拍板定案的决策者,拥有最后裁决权。在志同道合的组织成员中,是不可或缺的首脑。
老板可以自己充当决策者,也可以委由他人来代为决策。刘备请到孔明以后,自己认为如鱼得水,把一切决策权,都委之于他。曹操就不一样,他自己决定,从不假手他人。他所信任的人,如郭嘉、程昱,不过充当可靠的助手,从来没有决策权。
曹操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刘备的集团参与作风,都是志同道合的组织,可以采取的应变方式。但是,在一般人心中,刘备的能力虽然看似不智不勇,却能够借众人才的力量,表现出真智和大勇。就连自视甚高、骄傲成性的曹操,在刘备十分倒霉的日子里,也看出“当今世上的英雄,仅你我二人而已”。
志同道合只是合理应变的基础,重视伦理,建立共识,才能够在遇到变动时,寻找出合理的平衡点。
中国式管理的三大特色: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依理应变。不但可以因人而异、因道而异,而且同样的人员和理念,还能够因时因地而合理调整,以求制宜。
组织如此,成员个人也不例外。这又牵涉到另一个重大的配合问题:在动态中求取平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第三章 管理的三大主轴第六节 人人都合理地阳奉阴违(1)
上司与部属之间,要求“一团和气”,却必须提防“一事无成”。上下和谐相处,凡事打哈哈,有意见不好意思说出来,遇到问题能躲即躲,躲不过彼此推、拖、拉,能处理到什么样的地步,都把着“虽然不满意,勉强能接受”的心态,成为典型的和稀泥,是中国式管理的恶瘤,必须妥为预防,或者及早去除。
部属凡事唯唯诺诺,一切遵照上级的规定办事,是十足的奴才,迟早连累主管,祸及组织,伤害大家的和气。乖乖牌、听话、没有意见的部属,不受上司器重。有意见,马上就表示出来,称为顶撞。喜欢顶撞上司的部属,不用算八字,一字横死,迟早死于非命,而且不会太久。因为上司承受不了,面子太难看,终久要翻脸无情,下毒手。职位越高,这种可能性越大。
中国式管理的特色之一,在以人为主。于是上司、部属这种人与人间的关系,显得特别重要。和直属上司处不好,哪怕有天大的本领,也施展不出来。上司运用“应该让他做的事情,偏偏不让他做”的“冰冻策略”,一下子就把部属变成“急冻人”,所有能力冰冻起来,还能有什么作为?再依据工作说明书(职掌表)的最后一条“其他”,“把不应该给他做的事情指派给他”,让他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若不自动辞职,便要忍受煎熬,轻轻松松地把部属赶走或逼疯。对上司百依百顺的部属,命运也十分坎坷。上司不但把他当做奴才,高兴怎样指使,便随意加以调遣。部属稍有抗拒,上司就痛加斥责,毫不留情。本来嘛,对奴才何必讲究礼貌?更不需要将心比心,为他设想。
这时候中国人“把二看成三”的智慧,充分派上用场。部属应该在“顶撞”所造成的“叛逆”罪状,和“听话”所形成的“奴才”命运之中,走出第三条路来。既不当叛逆,又不做奴才,那该怎样办呢?说起来相当可笑,合理地阳奉阴违,不就是中庸
之道吗?
上司所说的,永远都对,有意见很可能被当做叛逆。曹操当年亲征孙权,某日天气晴朗,风平浪静,大宴诸侯于船上。高兴之余,曹操感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扬州判史刘馥劝说:“大军相当之际,将士用命之时,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曹操大怒,当场将刘馥刺死。虽然第二天懊悔不已,一条命已经呜呼哀哉。类似的情况,自古迄今,一直未有改变。
现在不能杀人,却也有一大套整人的办法,令人比死还要难过,何苦以自身相试!不如明哲保身,牢牢记住这一条准则。就算老板叫我去死,我也要答应“好”,反正不去死他也没有办法,何必嘴硬,跟老板逞强!
但是,上司所说的,永远都对,并不表示一定要完全遵从上司的指令去实践。因为中国人惯例,上司所要求的,是成果,而不是服从。不服从不行,效果不好更加不允许。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部属百分之百遵照规定去做而效果不佳时,上司经常不屑地取笑:“规定是死的,而人是活的;稍微改变一下都不会,到底有没有脑筋?”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样的话语:“我叫你这样这样,你就真的这样这样?如果我叫你去死,你会不会去死呢?”可见老板的指示,并没有严格要求部属彻底遵行的意思。
第三章 管理的三大主轴第六节 人人都合理地阳奉阴违(2)
上级的指示是正确可行的,部属当然没有理由加以变更。这时候上司所说的,永远都对,下面还要加上“赶快认真地将上司所说的付诸实现”。上级的指示如果不正确、不可行,部属就不应该盲目依照上级指示去执行,因为不良的后果,仍旧需要部属自己来承担。在中国社会,只有“执行不力”,而没有“决策错误”,这是大家必须提高警觉的。上级的决策有所偏差,甚至发生重大的错误,部属在执行的时候,应该用心加以调整,使其产生“歪打正着”的效果,上司才会欣慰嘉勉。
自古以来,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已经成为众人皆知的事实。为求政策有效落实,不采取若干对策,行得通吗?合理的调整,其实才是有效执行上级指示的保证。不过,这种行为,基于维护上级面子起见,通常“只能做,不许说”。 嘴巴一定要说“依法办理”,而实际上经常“因时制宜”,称为“变通”,而目的则千篇一律,在求合理有效。
这种行为,不是阳奉阴违吗?自然不是。因为大家都不喜欢这样说,太可怕了,也太危险了。请问:谁敢承认自己阳奉阴违?那一个人不是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依照指示办事?上级的面子十分重要,对不对?
中庸之道,说起来就是“合理主义”。中国人的事情,很难说对错,大多数是“合理就好”。
过分阳奉阴违,或者为求私利,为满足私人的欲望而阳奉阴违,当然罪不可赦。但是太小幅度的阳奉阴违,有时调整得不够大,弯转得不够快,同样要负起“不用心”的罪名。wωw奇Qisuucom网不用心什么,不用心阳奉阴违罢了。
过与不及,都不合乎中庸之道。合理的阳奉阴违,才合乎合理主义的要求。
以人为主的中国式管理,讲求人的密切配合。人人都有自主的欲望,也都十分喜欢自动。因此中国式管理。上司的规定,只是品质管制的范围,部属应该在上司规定的范围内,发挥自主的精神,采取自动的态度,自行衡情论理,用心地把事做到合理的地步。
中国人常说“努力工作没有用”。因为努力工作,大多依据上级的规定,自己不动脑筋,结果常常令上司失望,所以觉得没有用。我们认为“用心做事才要紧”。由于一切内外环境,都时时在变动,上级下定决心,做成决策之后,许多变数又陆陆续续产生,这时候盲目地依循上级指示去做,岂非陷上司于不义?也就是将责任踢回去,让上司承受决策错误的责任,上司当然不甘心、怀恨、埋怨部属不负责任,也是合理的反应。部属接受工作指派之后,应该随时注意不断产生的变数,用心去调整。在不违背上级的大原则之下,自动设法,自主决定,使工作做得合理。相信上司所期待、所欣赏、所赞许的部属,正是这种能够合理地采取对策,祈求有效落实上级政策的人才。
第四章 树状的组织精神引子
管理是什么?如果从事态发展的过程来看,管理就是“从现况走向未来的历程”。
单独一个人走向未来的,称为生涯规划。表示自己的未来,由自己来规划,来创造,来完成。
团体的未来,不能依赖个人的力量,否则无法发挥群策群力的效果。这时候为了聚合群力,必须把众人组织起来。
世界上最庞大、最优秀、最灵活、最有效的组织,莫过于天地。最伟大的经营者,便是经营自然的天。领导者敬天、法天、事天,组织才能够像天地自然那样丰富盛大,持续地无限发展。
具体而微的事实,则是树木。它的组织精神,十分值得我们重视。首先必须避免上侵下职,以免主管劳累,而部属却有力使不出来,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于是员工就要以具体的行动,来安上级的心,使主管敢于放手让部属去做事。部属还应该对上司有信心,让职位愈高的上司,拥有愈大的弹性,却不视为特权而加以制衡。组织内部,固然要像树一般互依互赖,对外的
诸葛孔明对后主刘阿斗的建议,在出师表上说得十分清楚:“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
唐朝名相魏征说过:“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进,小人尽退。”国之将亡,则妖孽把持朝政,君子遭受排斥,忠良尽遭谗害,岂有不灭亡的道理?
志同道合,是组织的首要条件。乌合之众,就算看起来乌压压一大堆人头,而各怀鬼胎,各有不同的利害标准。稍有风吹草动,即如鸟兽般散去,不算是组织。
组织文化,便是组织成员所赖以结合聚集的“道”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独特的花样。各种组织,各有不同的道。所以同道,并不限定于正道。邪道结合,同样是志同道合,却显然与正道相违背。
这里所说的道,当然专指正道而言。什么叫做正道?就是一切依天理,凭良心所走出来的途径,所做出来的决策,以及所坚持贯彻出来的成果。
依孔子的标准:“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大凡善良的人,都表示欢迎、喜欢它,而那些为非作歹的坏人,都表示厌恶、不喜欢它,这就是正道。特别要加以注意的是,善良的人,大多比较谦虚、客气,不好意思抢着表达自己的意见。若非时机合适、获得相当的尊重,不容易听到他们的声音。而巧言令色的小人,最擅长以小忠、小信、小慧来凸显自己,抓住机会,就要做秀。常常呼朋结党,造成虚假的声势,以达到营私舞弊的目的。公开讨论、接受Call-In,实在和亲贤远佞背道而驰。特别是主持人的水准普遍低落的社会,贤者袖手旁观,不贤者滔滔不绝,更是难以改变的可笑事实,当年殷高宗求传说、周文王访姜子牙、刘备三顾孔明,都不是现代这种民主作风所能够如愿的。
千人诺诺不如一人谔谔,人多未必意见就好。流行的道不一定是正道,而传统更不代表故旧得必须丢弃。可见民主只是政界人士无可奈何的一种口号,企业管理民主化则是嘴上说说,实际上行不通的东西。
创业之初,以志同道合的少数人为伙伴。组织扩大之际,以组织文化来吸引闻风而来的同道。这样的组织,必能欣欣向荣,不断茁壮成长。
刘备在三顾孔明之前,已经拥有天下无敌的大将关羽和张飞,然而奔走半生,仍然创业不遂,到处流浪,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他把这种不顺利的遭遇,归之于天意,说是“命途多舛,所以至此”。经过水镜先生的指点,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不得其才,缺乏决策的经纶济世之才。这才引起他的强烈求才欲望,诚心诚意地三顾茅庐,把孔明请下山来协助,终于完成鼎足三立的大业。跻身排名前三大,并留下一段求才的佳话。
志同道合的积极表现,在于能够委曲求全地达成一致的协议,找出合理的应变措施。
第三章 管理的三大主轴第五节 志同道合才能合理应变(2)
由于水镜先生的启发,刘备警觉到决策人才是各类人才中的关键人物。他决心三顾孔明,以实际行动来宣示他礼聘高明的决心。但是,同样志同道合的关羽和张飞,在心理上并没有同样的觉醒。以至第一顾时,两人都有些不耐烦;第二顾时,张飞开始发脾气;到了第三次拜访时,关张二人都极为不高兴。如果刘备不能及时制止,或者根本制止不了,甚至采用民主的多数表决,这一段访才佳话,大概就半途而废了。诸葛孔明也用不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分天下的故事,也无从说起了。刘备毕竟具有大哥的威望,而关张二人也富于伦理的素养,终于三位一体,打动了孔明的心,慨然应允。
刘备、关羽和张飞桃园三结义,是最好的组织形态。三人共同塑造组织文化,这才吸引赵云、黄忠等人才,乐于投入。这些志同道合的人,造成了蜀国,名列第三大。创造出当时的大变局,则是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士,适时合理应变,所缔造的丰硕果实。
但是,从三顾孔明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三结义的兄弟,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也相当分歧。在刘备心目中,孔明是安天下的奇才;而在关羽心中,孔明不过徒有虚名;张飞更把孔明看成一般村夫。员工不了解干部的心思,干部不明白老板的想法,乃是常见的事实。
管理需要伦理的配合,在这种情况下,显得格外分明。刘备适时制止两位弟弟的无理,合理地应变,顺利地完成不寻常的求才举动。组织内有人能够拍板定案,才有决策之可言。若是纷纷扰扰,七嘴八舌,今天决定明天还可以翻案,哪里有什么应变的力量?拍板定案的决策者,拥有最后裁决权。在志同道合的组织成员中,是不可或缺的首脑。
老板可以自己充当决策者,也可以委由他人来代为决策。刘备请到孔明以后,自己认为如鱼得水,把一切决策权,都委之于他。曹操就不一样,他自己决定,从不假手他人。他所信任的人,如郭嘉、程昱,不过充当可靠的助手,从来没有决策权。
曹操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刘备的集团参与作风,都是志同道合的组织,可以采取的应变方式。但是,在一般人心中,刘备的能力虽然看似不智不勇,却能够借众人才的力量,表现出真智和大勇。就连自视甚高、骄傲成性的曹操,在刘备十分倒霉的日子里,也看出“当今世上的英雄,仅你我二人而已”。
志同道合只是合理应变的基础,重视伦理,建立共识,才能够在遇到变动时,寻找出合理的平衡点。
中国式管理的三大特色: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依理应变。不但可以因人而异、因道而异,而且同样的人员和理念,还能够因时因地而合理调整,以求制宜。
组织如此,成员个人也不例外。这又牵涉到另一个重大的配合问题:在动态中求取平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第三章 管理的三大主轴第六节 人人都合理地阳奉阴违(1)
上司与部属之间,要求“一团和气”,却必须提防“一事无成”。上下和谐相处,凡事打哈哈,有意见不好意思说出来,遇到问题能躲即躲,躲不过彼此推、拖、拉,能处理到什么样的地步,都把着“虽然不满意,勉强能接受”的心态,成为典型的和稀泥,是中国式管理的恶瘤,必须妥为预防,或者及早去除。
部属凡事唯唯诺诺,一切遵照上级的规定办事,是十足的奴才,迟早连累主管,祸及组织,伤害大家的和气。乖乖牌、听话、没有意见的部属,不受上司器重。有意见,马上就表示出来,称为顶撞。喜欢顶撞上司的部属,不用算八字,一字横死,迟早死于非命,而且不会太久。因为上司承受不了,面子太难看,终久要翻脸无情,下毒手。职位越高,这种可能性越大。
中国式管理的特色之一,在以人为主。于是上司、部属这种人与人间的关系,显得特别重要。和直属上司处不好,哪怕有天大的本领,也施展不出来。上司运用“应该让他做的事情,偏偏不让他做”的“冰冻策略”,一下子就把部属变成“急冻人”,所有能力冰冻起来,还能有什么作为?再依据工作说明书(职掌表)的最后一条“其他”,“把不应该给他做的事情指派给他”,让他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若不自动辞职,便要忍受煎熬,轻轻松松地把部属赶走或逼疯。对上司百依百顺的部属,命运也十分坎坷。上司不但把他当做奴才,高兴怎样指使,便随意加以调遣。部属稍有抗拒,上司就痛加斥责,毫不留情。本来嘛,对奴才何必讲究礼貌?更不需要将心比心,为他设想。
这时候中国人“把二看成三”的智慧,充分派上用场。部属应该在“顶撞”所造成的“叛逆”罪状,和“听话”所形成的“奴才”命运之中,走出第三条路来。既不当叛逆,又不做奴才,那该怎样办呢?说起来相当可笑,合理地阳奉阴违,不就是中庸
之道吗?
上司所说的,永远都对,有意见很可能被当做叛逆。曹操当年亲征孙权,某日天气晴朗,风平浪静,大宴诸侯于船上。高兴之余,曹操感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扬州判史刘馥劝说:“大军相当之际,将士用命之时,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曹操大怒,当场将刘馥刺死。虽然第二天懊悔不已,一条命已经呜呼哀哉。类似的情况,自古迄今,一直未有改变。
现在不能杀人,却也有一大套整人的办法,令人比死还要难过,何苦以自身相试!不如明哲保身,牢牢记住这一条准则。就算老板叫我去死,我也要答应“好”,反正不去死他也没有办法,何必嘴硬,跟老板逞强!
但是,上司所说的,永远都对,并不表示一定要完全遵从上司的指令去实践。因为中国人惯例,上司所要求的,是成果,而不是服从。不服从不行,效果不好更加不允许。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部属百分之百遵照规定去做而效果不佳时,上司经常不屑地取笑:“规定是死的,而人是活的;稍微改变一下都不会,到底有没有脑筋?”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样的话语:“我叫你这样这样,你就真的这样这样?如果我叫你去死,你会不会去死呢?”可见老板的指示,并没有严格要求部属彻底遵行的意思。
第三章 管理的三大主轴第六节 人人都合理地阳奉阴违(2)
上级的指示是正确可行的,部属当然没有理由加以变更。这时候上司所说的,永远都对,下面还要加上“赶快认真地将上司所说的付诸实现”。上级的指示如果不正确、不可行,部属就不应该盲目依照上级指示去执行,因为不良的后果,仍旧需要部属自己来承担。在中国社会,只有“执行不力”,而没有“决策错误”,这是大家必须提高警觉的。上级的决策有所偏差,甚至发生重大的错误,部属在执行的时候,应该用心加以调整,使其产生“歪打正着”的效果,上司才会欣慰嘉勉。
自古以来,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已经成为众人皆知的事实。为求政策有效落实,不采取若干对策,行得通吗?合理的调整,其实才是有效执行上级指示的保证。不过,这种行为,基于维护上级面子起见,通常“只能做,不许说”。 嘴巴一定要说“依法办理”,而实际上经常“因时制宜”,称为“变通”,而目的则千篇一律,在求合理有效。
这种行为,不是阳奉阴违吗?自然不是。因为大家都不喜欢这样说,太可怕了,也太危险了。请问:谁敢承认自己阳奉阴违?那一个人不是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依照指示办事?上级的面子十分重要,对不对?
中庸之道,说起来就是“合理主义”。中国人的事情,很难说对错,大多数是“合理就好”。
过分阳奉阴违,或者为求私利,为满足私人的欲望而阳奉阴违,当然罪不可赦。但是太小幅度的阳奉阴违,有时调整得不够大,弯转得不够快,同样要负起“不用心”的罪名。wωw奇Qisuucom网不用心什么,不用心阳奉阴违罢了。
过与不及,都不合乎中庸之道。合理的阳奉阴违,才合乎合理主义的要求。
以人为主的中国式管理,讲求人的密切配合。人人都有自主的欲望,也都十分喜欢自动。因此中国式管理。上司的规定,只是品质管制的范围,部属应该在上司规定的范围内,发挥自主的精神,采取自动的态度,自行衡情论理,用心地把事做到合理的地步。
中国人常说“努力工作没有用”。因为努力工作,大多依据上级的规定,自己不动脑筋,结果常常令上司失望,所以觉得没有用。我们认为“用心做事才要紧”。由于一切内外环境,都时时在变动,上级下定决心,做成决策之后,许多变数又陆陆续续产生,这时候盲目地依循上级指示去做,岂非陷上司于不义?也就是将责任踢回去,让上司承受决策错误的责任,上司当然不甘心、怀恨、埋怨部属不负责任,也是合理的反应。部属接受工作指派之后,应该随时注意不断产生的变数,用心去调整。在不违背上级的大原则之下,自动设法,自主决定,使工作做得合理。相信上司所期待、所欣赏、所赞许的部属,正是这种能够合理地采取对策,祈求有效落实上级政策的人才。
第四章 树状的组织精神引子
管理是什么?如果从事态发展的过程来看,管理就是“从现况走向未来的历程”。
单独一个人走向未来的,称为生涯规划。表示自己的未来,由自己来规划,来创造,来完成。
团体的未来,不能依赖个人的力量,否则无法发挥群策群力的效果。这时候为了聚合群力,必须把众人组织起来。
世界上最庞大、最优秀、最灵活、最有效的组织,莫过于天地。最伟大的经营者,便是经营自然的天。领导者敬天、法天、事天,组织才能够像天地自然那样丰富盛大,持续地无限发展。
具体而微的事实,则是树木。它的组织精神,十分值得我们重视。首先必须避免上侵下职,以免主管劳累,而部属却有力使不出来,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于是员工就要以具体的行动,来安上级的心,使主管敢于放手让部属去做事。部属还应该对上司有信心,让职位愈高的上司,拥有愈大的弹性,却不视为特权而加以制衡。组织内部,固然要像树一般互依互赖,对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