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红卫兵！他们要公开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每天都有许多人来向总部汇报请示，聆听来自北京中央文革的声音，有了吴蜡这样苦大仇深的贫农作为总司令，又有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作为军师，他们的造反总部成了全县绝对的权威组织，所有的活动，只要他们这里一声令下，全县就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
他们的造反总部已经移到了原来的公社里了，那些公社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等老早就叫大字报贴得靠边站了。公社干部中有一些也一起贴书记、副书记等人大字报的，叫做“反戈一击有功”，其中成份好的，就可以加入红卫兵。他们或者自己直接写大字报揭露那些书记、副书记的反党言论，或提供平时那些书记、副书记们茶余饭后闲聊中“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供造反派写大字报。
在造反总部里，每天都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现在，吴司令是个大忙人，他也没有什么时间到瑞芳那里去了，再说了，他现在是“知名人士”，一举一动都有人有意无意地注意着，也不怎么方便了。更何况，司令部里，每天有多少事情等着吴司令审批啊！吴司令的时间都交给革命了。
陶鲁元是秀才，而且是中国一流大学的秀才，所以，总部所有与文字有关的各式事体都是他负责的。吴蜡自知自己的水平，所以，他是放开了手让他干，更何况，陶鲁元是北大的红卫兵，要知道，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在北大贴出来的，北大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北大的红卫兵岂是等闲之辈？吴蜡知道自己这个司令其实也是沾了陶鲁元的光的，他是天子脚下来的“钦差大臣”，他的话，有时就是圣旨。所以，吴蜡不但放开了手让他干，而且对他是言听计从。陶鲁元当然知道吴蜡对他的尊重，但他知道，毛主席历来的政策就是依靠工农阶级，他即使是再革命的知识分子，离开了工农阶级，也是一事无成的，所以，他对吴蜡也是绝对地尊重。他们俩的威信也因为他们之间的互相尊重而不断提高。
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波涛席卷全国，7月底到到8月初就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涌向北大，向红卫兵的先锋们取经，北大以及北京的红卫兵们也同时奔赴全国各地送去文化大革命的火种，点燃了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1966年8月18日北京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会上红卫兵和工农兵代表们群情激奋，热情高涨。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响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突然，人群沸腾起来了，“毛主席万岁”口号更响亮了，有人叫道：“毛主席来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朝天安门城楼上望去，毛主席出来了！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再后面是周总理，毛主席慢慢地走到天安门城楼中央，向着兴奋的人群徐徐挥手。
陶鲁元也在人群之中，他热泪盈眶，拼命的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突然，他身边的一个红卫兵拉住了他的手，满面流泪地对他大声喊着说：“我见到毛主席了！我见到毛主席了！”陶鲁元受了他的感染，也大声叫起来：“我见到毛主席了！我见到毛主席了！”
那一天，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还有周总理，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首都的红卫兵代表，毛主席对他们说“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牛鬼蛇神。”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走上前来，对毛主席说：“毛主席，您是我们的红司令。”说完，她为毛主席戴上了一个红卫兵的袖章。
毛主席亲切地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女学生回答说：“我叫宋彬彬。”
毛主席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
宋彬彬答道：“好。”
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毛主席向全国的红卫兵发出了号召毛主席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去扫除一切牛鬼蛇神。要破四旧，要立四新。要彻底铲除封资修的一切反动遗产，要勇于彻底砸烂一切旧世界，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社论一发表，北京红卫兵的总头头：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这五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红卫兵“五大领袖”立即给北京的红卫兵下了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掀起‘破四旧’高潮。”
第二天，陶鲁元立刻从北京赶了回来，但是，尽管他紧赶慢赶，还是用了三天才到江南县：从北京到上海的火车要48个小时——这还因为他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奉命下去点火的，所以，买火车票还不用费什么周折。上海到江南县城的轮船每周只开两班，正巧也让他碰上了，但是从上海到江南县也要24小时，就这样，当陶鲁元回到四季青茶场时已是第四天了。《江南日报》上已经转载了宋要武的文章《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宋要武在文章中自豪地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宋要武。”她还说：“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宋要武的文章成了全国红卫兵的骄傲，一个改名风潮在全国兴起。陶鲁元也请吴蜡给他改了一个名字——陶永红，他逢人便说，这个名字是三代贫农的吴司令给他取的，表示了他要永远跟着毛主席，永远做他的红卫兵！吴蜡心中更是甭提有多高兴了，一个大学生居然要他给取名字，而且是一个北京大学的大学生，他成秀才了！从此，他也更加尊重陶永红了。
改了名字的陶永红更加激进了。他带领了一群红卫兵冲进佛殿、庙宇砸碎了那些泥菩萨的塑像，封了寺庙的门，吓得那些老太太、老老头直叫“罪过”。他们还根据红卫兵们的举报，冲进那些地富反坏等黑五类的家中，把他们珍藏的线装书、绣花鞋、缎子被面、金边细瓷碗等都搜出来烧的烧、砸的砸，弄得鸡飞狗跳的，有几个老太婆不识时务，居然告到造反司令部说自己丢了金银首饰，谁知不但没有找回来，反而招来了更严重的抄家，直到他们家中剥削来的财富全部归司令部所有为止。
还有一些人家不是黑五类，但是他们家中也有充斥着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四旧”的东西，如祖传的珍贵字画、带迷信色彩的书刊、器皿、饰物、古籍等等，有的是给自己家中的红卫兵销毁的，有的人是因害怕而“自愿”交出来的。他们都把它们破掉了。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乘车检阅了上百万红卫兵的游行队伍，毛主席这两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和外地来京师生，更加公开了他对红卫兵的肯定、支持，也以个人的权威、魅力吸引着各地青年学生源源不断涌向北京——渴望得到毛泽东接见。
这天，陶永红正在总部和吴司令商量如何处置破四旧收缴来的珍贵物品时，柳贵来了。
柳贵：“师傅，噢不，吴司令……”
吴蜡：“就叫师傅，不是挺好的？听着多么亲切！说吧，什么事？”
柳贵：“司令，看，国务院的通知。”
吴蜡：“哦，给陶副司令吧，今后凡这种文件都交给他吧。”
柳贵把文件交给了陶永红：“陶副司令，给。”
陶永红：“你收着也一样的，你也是副司令嘛。”
柳贵：“师傅说得对的，这些文字方面的事是应该你负责，我虽说识几个字，可是在你面前，别说是翻筋斗，我可是打滚还得抓紧呢！”
吴蜡：“对，今后凡文字、外交方面的事，永红说了算。至于柳贵嘛，后勤、杂务方面的事由你负责。”
柳贵：“好！”说完，就把文件递给了陶永红。
陶永红拆开文件，看了一下：“吴司令，党中央要我们派遣职工代表到北京去学习呢！”
吴蜡：“真的？”
原来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通知，要求组织外地高等、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和职工代表来京参观、学习运动经验，交通、生活补贴由国家财政开支。坐车、乘船不要票，吃饭、住宿不花钱；还通知北京各大中小学校的宿舍、机关单位工厂房屋都腾出来开设接待站。与此同时，还要求北京红卫兵南下北上去各地煽风点火，各地红卫兵间互相声援。“造反是一家”，全国各地都要设立联络站。
陶永红把文件精神跟吴蜡讲了一讲，吴蜡立即明白了。
吴蜡：“这样吧，我们也组织一批红卫兵到北京去看看，取取经。永红，你是北京的红卫兵，这件事就由你负责，把柳贵也带上，让他也去学习学习，再说，零碎的杂事也要有个人打理，是吧？”
陶永红：“行，都听您的。您是司令嘛。柳副司令，你看怎样？”
一切正中柳贵下怀，他还有什么说的。
柳贵：“师傅，陶副司令，我听你俩的！”
吴蜡：“对了，柳贵，叫上卫国一起去吧，到了外面，一切事情都要听永红的，记住啊。”
柳贵双脚一并：“坚决服从命令！”弄得吴蜡和永红都笑了。
陶永红、柳贵、卫国和十几个红卫兵第二天就出发了。这时，一个大串联的热潮正在全国兴起，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涌向北京，与此同时，北京的红卫兵也串联到了全国各地，红卫兵所到之处都掀起了一股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风暴”，他们“破四旧、立四新”，“要彻底铲除封资修的一切反动遗产，要勇于彻底砸烂一切旧世界，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让整个中国从“天下大治”而达到了“天下大乱”。
陶永红走后，吴蜡把他们两人那天商量着准备处理的那些贵重文物分了一分，这当中有一些名贵的字画，吴蜡还清楚地记得永红看到这些字画时的兴奋表情，这个傻瓜，对金项链倒没兴趣。唉，真是个书呆子，都造反了，还惦记这些！这些东西都是些封资修的残渣余孽，本应烧掉，既然他喜欢，就让他留着玩玩吧，这样，我就把这几根金项链留给自己，他也不会反对的。思考既定，他把该留的东西留了下来，把其余的搬到了外间办公室。
正在搬着，突然进来一个人，见了吴蜡纳头就拜，吴蜡一愣：“干吗，干吗？都文化大革命了，还来这一套封建主义的干吗？”
“吴蜡哥，是我呀！”
吴蜡扶起来人一看，原来是林新！
吴蜡冷冷地：“你怎么来了？”
林新：“吴蜡哥，我真是想死你了！我知道你现在是文革的风云人物了，你不会记我的仇的，我来将功补过来了。我要替你报仇！”
吴蜡朝四周看看，又走到门边，朝外面看看，确定外面没人，回了进来。
林新：“我看过了，没人，我才进来的。”
吴蜡：“总算长点脑子了。告诉你，过去的事都跟吴茗一起走了。提起吴茗我会伤心的，以后，你就不要再提起了。”
林新：“吴蜡哥，你的话我都记住了。”
吴蜡：“你没事别老往我这里跑，我会把你的事安排好的。”
林新心领神会：“谢大哥了！大哥，你若有什么事情不方便办，您尽管吩咐，我会替你办好的，我再也不会上次那么粗心了。”
“是啊，卤莽可要坏事的啊！唉，”吴蜡重重地叹了口气“你先走吧。”
自从江南县成立了造反总司令部以来，学校的正常教学次序就全打乱了，许多教师都出去串联了。起先周凤还和部分教师坚持上课，后来，连那些没有出去的教师也受到了冲击，校长也受到了批判。学校停课了。周凤休息在家。本来早已心力交瘁的她可以趁此机会好好养养身体，可是，一种不祥的预感始终困扰着她，使她寝寐不安，常常失眠。
前天前院的陈大爷被揪出来批斗了，陈大爷是地主出身，上次破四旧，红卫兵在他家里一只樟树箱的夹层里搜出了几个金戒子、几个金项圈和一张他父亲的伪保长委任状，这些罪状真是够陈大爷受的了。斗了又斗，打了又打，陈大爷就是不承认自己知道这件事，他家的大门口白纸黑字的标语“刘XX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负隅顽抗，死路一条！”晚上，有几个邻居偷偷地去看陈大爷，结果被红卫兵发现了，就把他们叫去谈话了，他们说三年自然灾害时，陈大娘把自己的首饰卖了，换成粮食，接济过他们，所以心中不忍，就来看看，幸亏，这几个邻居都是贫农出身，批评了几句就给放回来了，可是，这可把陈大爷害惨了。红卫兵又揪斗了他，说他“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窝藏委任状妄想翻天”等，弄得那几个邻居后悔不迭，从此不敢再去看陈大爷了。
这天晚上，周凤又失眠了。陈大爷家里传出嘤嘤的哭声，周凤听得出这是陈大娘的哭声，周凤听隔壁陈二叔讲了：当年分家产的时候，陈大娘为了争这只樟树箱，差点都跟妯娌打起来了，谁知争来争去争来了这么个是非的祸根，陈大爷也确实不知道这个箱子还有这么个夹层，这会儿，陈大娘正在后悔地哭呢！周凤正睡不着，给她这一哭，就更睡不着了。看看身边，
他们的造反总部已经移到了原来的公社里了，那些公社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等老早就叫大字报贴得靠边站了。公社干部中有一些也一起贴书记、副书记等人大字报的，叫做“反戈一击有功”，其中成份好的，就可以加入红卫兵。他们或者自己直接写大字报揭露那些书记、副书记的反党言论，或提供平时那些书记、副书记们茶余饭后闲聊中“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供造反派写大字报。
在造反总部里，每天都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现在，吴司令是个大忙人，他也没有什么时间到瑞芳那里去了，再说了，他现在是“知名人士”，一举一动都有人有意无意地注意着，也不怎么方便了。更何况，司令部里，每天有多少事情等着吴司令审批啊！吴司令的时间都交给革命了。
陶鲁元是秀才，而且是中国一流大学的秀才，所以，总部所有与文字有关的各式事体都是他负责的。吴蜡自知自己的水平，所以，他是放开了手让他干，更何况，陶鲁元是北大的红卫兵，要知道，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在北大贴出来的，北大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北大的红卫兵岂是等闲之辈？吴蜡知道自己这个司令其实也是沾了陶鲁元的光的，他是天子脚下来的“钦差大臣”，他的话，有时就是圣旨。所以，吴蜡不但放开了手让他干，而且对他是言听计从。陶鲁元当然知道吴蜡对他的尊重，但他知道，毛主席历来的政策就是依靠工农阶级，他即使是再革命的知识分子，离开了工农阶级，也是一事无成的，所以，他对吴蜡也是绝对地尊重。他们俩的威信也因为他们之间的互相尊重而不断提高。
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波涛席卷全国，7月底到到8月初就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涌向北大，向红卫兵的先锋们取经，北大以及北京的红卫兵们也同时奔赴全国各地送去文化大革命的火种，点燃了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1966年8月18日北京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会上红卫兵和工农兵代表们群情激奋，热情高涨。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响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突然，人群沸腾起来了，“毛主席万岁”口号更响亮了，有人叫道：“毛主席来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朝天安门城楼上望去，毛主席出来了！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再后面是周总理，毛主席慢慢地走到天安门城楼中央，向着兴奋的人群徐徐挥手。
陶鲁元也在人群之中，他热泪盈眶，拼命的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突然，他身边的一个红卫兵拉住了他的手，满面流泪地对他大声喊着说：“我见到毛主席了！我见到毛主席了！”陶鲁元受了他的感染，也大声叫起来：“我见到毛主席了！我见到毛主席了！”
那一天，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还有周总理，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首都的红卫兵代表，毛主席对他们说“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牛鬼蛇神。”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走上前来，对毛主席说：“毛主席，您是我们的红司令。”说完，她为毛主席戴上了一个红卫兵的袖章。
毛主席亲切地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女学生回答说：“我叫宋彬彬。”
毛主席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
宋彬彬答道：“好。”
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毛主席向全国的红卫兵发出了号召毛主席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去扫除一切牛鬼蛇神。要破四旧，要立四新。要彻底铲除封资修的一切反动遗产，要勇于彻底砸烂一切旧世界，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社论一发表，北京红卫兵的总头头：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这五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红卫兵“五大领袖”立即给北京的红卫兵下了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掀起‘破四旧’高潮。”
第二天，陶鲁元立刻从北京赶了回来，但是，尽管他紧赶慢赶，还是用了三天才到江南县：从北京到上海的火车要48个小时——这还因为他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奉命下去点火的，所以，买火车票还不用费什么周折。上海到江南县城的轮船每周只开两班，正巧也让他碰上了，但是从上海到江南县也要24小时，就这样，当陶鲁元回到四季青茶场时已是第四天了。《江南日报》上已经转载了宋要武的文章《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宋要武在文章中自豪地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宋要武。”她还说：“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宋要武的文章成了全国红卫兵的骄傲，一个改名风潮在全国兴起。陶鲁元也请吴蜡给他改了一个名字——陶永红，他逢人便说，这个名字是三代贫农的吴司令给他取的，表示了他要永远跟着毛主席，永远做他的红卫兵！吴蜡心中更是甭提有多高兴了，一个大学生居然要他给取名字，而且是一个北京大学的大学生，他成秀才了！从此，他也更加尊重陶永红了。
改了名字的陶永红更加激进了。他带领了一群红卫兵冲进佛殿、庙宇砸碎了那些泥菩萨的塑像，封了寺庙的门，吓得那些老太太、老老头直叫“罪过”。他们还根据红卫兵们的举报，冲进那些地富反坏等黑五类的家中，把他们珍藏的线装书、绣花鞋、缎子被面、金边细瓷碗等都搜出来烧的烧、砸的砸，弄得鸡飞狗跳的，有几个老太婆不识时务，居然告到造反司令部说自己丢了金银首饰，谁知不但没有找回来，反而招来了更严重的抄家，直到他们家中剥削来的财富全部归司令部所有为止。
还有一些人家不是黑五类，但是他们家中也有充斥着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四旧”的东西，如祖传的珍贵字画、带迷信色彩的书刊、器皿、饰物、古籍等等，有的是给自己家中的红卫兵销毁的，有的人是因害怕而“自愿”交出来的。他们都把它们破掉了。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乘车检阅了上百万红卫兵的游行队伍，毛主席这两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和外地来京师生，更加公开了他对红卫兵的肯定、支持，也以个人的权威、魅力吸引着各地青年学生源源不断涌向北京——渴望得到毛泽东接见。
这天，陶永红正在总部和吴司令商量如何处置破四旧收缴来的珍贵物品时，柳贵来了。
柳贵：“师傅，噢不，吴司令……”
吴蜡：“就叫师傅，不是挺好的？听着多么亲切！说吧，什么事？”
柳贵：“司令，看，国务院的通知。”
吴蜡：“哦，给陶副司令吧，今后凡这种文件都交给他吧。”
柳贵把文件交给了陶永红：“陶副司令，给。”
陶永红：“你收着也一样的，你也是副司令嘛。”
柳贵：“师傅说得对的，这些文字方面的事是应该你负责，我虽说识几个字，可是在你面前，别说是翻筋斗，我可是打滚还得抓紧呢！”
吴蜡：“对，今后凡文字、外交方面的事，永红说了算。至于柳贵嘛，后勤、杂务方面的事由你负责。”
柳贵：“好！”说完，就把文件递给了陶永红。
陶永红拆开文件，看了一下：“吴司令，党中央要我们派遣职工代表到北京去学习呢！”
吴蜡：“真的？”
原来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通知，要求组织外地高等、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和职工代表来京参观、学习运动经验，交通、生活补贴由国家财政开支。坐车、乘船不要票，吃饭、住宿不花钱；还通知北京各大中小学校的宿舍、机关单位工厂房屋都腾出来开设接待站。与此同时，还要求北京红卫兵南下北上去各地煽风点火，各地红卫兵间互相声援。“造反是一家”，全国各地都要设立联络站。
陶永红把文件精神跟吴蜡讲了一讲，吴蜡立即明白了。
吴蜡：“这样吧，我们也组织一批红卫兵到北京去看看，取取经。永红，你是北京的红卫兵，这件事就由你负责，把柳贵也带上，让他也去学习学习，再说，零碎的杂事也要有个人打理，是吧？”
陶永红：“行，都听您的。您是司令嘛。柳副司令，你看怎样？”
一切正中柳贵下怀，他还有什么说的。
柳贵：“师傅，陶副司令，我听你俩的！”
吴蜡：“对了，柳贵，叫上卫国一起去吧，到了外面，一切事情都要听永红的，记住啊。”
柳贵双脚一并：“坚决服从命令！”弄得吴蜡和永红都笑了。
陶永红、柳贵、卫国和十几个红卫兵第二天就出发了。这时，一个大串联的热潮正在全国兴起，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涌向北京，与此同时，北京的红卫兵也串联到了全国各地，红卫兵所到之处都掀起了一股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风暴”，他们“破四旧、立四新”，“要彻底铲除封资修的一切反动遗产，要勇于彻底砸烂一切旧世界，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让整个中国从“天下大治”而达到了“天下大乱”。
陶永红走后，吴蜡把他们两人那天商量着准备处理的那些贵重文物分了一分，这当中有一些名贵的字画，吴蜡还清楚地记得永红看到这些字画时的兴奋表情，这个傻瓜，对金项链倒没兴趣。唉，真是个书呆子，都造反了，还惦记这些！这些东西都是些封资修的残渣余孽，本应烧掉，既然他喜欢，就让他留着玩玩吧，这样，我就把这几根金项链留给自己，他也不会反对的。思考既定，他把该留的东西留了下来，把其余的搬到了外间办公室。
正在搬着，突然进来一个人，见了吴蜡纳头就拜，吴蜡一愣：“干吗，干吗？都文化大革命了，还来这一套封建主义的干吗？”
“吴蜡哥，是我呀！”
吴蜡扶起来人一看，原来是林新！
吴蜡冷冷地：“你怎么来了？”
林新：“吴蜡哥，我真是想死你了！我知道你现在是文革的风云人物了，你不会记我的仇的，我来将功补过来了。我要替你报仇！”
吴蜡朝四周看看，又走到门边，朝外面看看，确定外面没人，回了进来。
林新：“我看过了，没人，我才进来的。”
吴蜡：“总算长点脑子了。告诉你，过去的事都跟吴茗一起走了。提起吴茗我会伤心的，以后，你就不要再提起了。”
林新：“吴蜡哥，你的话我都记住了。”
吴蜡：“你没事别老往我这里跑，我会把你的事安排好的。”
林新心领神会：“谢大哥了！大哥，你若有什么事情不方便办，您尽管吩咐，我会替你办好的，我再也不会上次那么粗心了。”
“是啊，卤莽可要坏事的啊！唉，”吴蜡重重地叹了口气“你先走吧。”
自从江南县成立了造反总司令部以来，学校的正常教学次序就全打乱了，许多教师都出去串联了。起先周凤还和部分教师坚持上课，后来，连那些没有出去的教师也受到了冲击，校长也受到了批判。学校停课了。周凤休息在家。本来早已心力交瘁的她可以趁此机会好好养养身体，可是，一种不祥的预感始终困扰着她，使她寝寐不安，常常失眠。
前天前院的陈大爷被揪出来批斗了，陈大爷是地主出身，上次破四旧，红卫兵在他家里一只樟树箱的夹层里搜出了几个金戒子、几个金项圈和一张他父亲的伪保长委任状，这些罪状真是够陈大爷受的了。斗了又斗，打了又打，陈大爷就是不承认自己知道这件事，他家的大门口白纸黑字的标语“刘XX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负隅顽抗，死路一条！”晚上，有几个邻居偷偷地去看陈大爷，结果被红卫兵发现了，就把他们叫去谈话了，他们说三年自然灾害时，陈大娘把自己的首饰卖了，换成粮食，接济过他们，所以心中不忍，就来看看，幸亏，这几个邻居都是贫农出身，批评了几句就给放回来了，可是，这可把陈大爷害惨了。红卫兵又揪斗了他，说他“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窝藏委任状妄想翻天”等，弄得那几个邻居后悔不迭，从此不敢再去看陈大爷了。
这天晚上，周凤又失眠了。陈大爷家里传出嘤嘤的哭声，周凤听得出这是陈大娘的哭声，周凤听隔壁陈二叔讲了：当年分家产的时候，陈大娘为了争这只樟树箱，差点都跟妯娌打起来了，谁知争来争去争来了这么个是非的祸根，陈大爷也确实不知道这个箱子还有这么个夹层，这会儿，陈大娘正在后悔地哭呢！周凤正睡不着，给她这一哭，就更睡不着了。看看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