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理采访笔记。
芭紫和秀子跟另一支来自外省的大学生实习队去采集生物标本。
只有我带着沉重的思想负担，带着另一种非同寻常的使命。
工作时我是快乐的，工作完了快乐就走了。
回到樱桃谷却需要勇气和决心。
而我似乎到这时候才知道，我所缺少的既不是勇气，更不是决心。是什么？
“你知道樱桃谷吗？”我曾问过每一个迎面走来的人，我问每一个被我采访过的人――宣传科的马科长，工会赵主席，采育七队的张队长，森林勘察设计队的李队长，甚至林区小学已经退休的老校长，甚至林区小商店当年卖散酒的老头儿：“你知道樱桃谷吗？你知道在溪水坪的西边，沿着溪水奔流的方向，有一个叫樱桃谷的地方吗？请你回忆一下，在十四年前，1981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樱桃谷，在那个守林人的木屋前，一棵歪脖子树下，上吊了。”
没有人回答我。
或者不愿意，或者不知道。
人们啊，难道如此淡漠，如此健忘？
樱桃谷的那一场生生死死的故事，尘叔和秋晓，父亲和他的情人的故事，真的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哪怕变做今天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哪怕变做面目全非的神秘传闻，也是对我的一种慰籍。
我终于知道，苦难只是相对于苦难者本身才具有苦难的涵义，而冷眼旁观的人们，永远不会有刻骨铭心没齿难忘的记忆。
后来，有一个人总算想起来了：“哎哟，樱桃谷呀，不就是发生火灾的那个地方吗？”他告诉我，1981年9月的一天夜里，樱桃谷突起一场大火，先从哪座木屋烧起，后来整个屋后的林子也窜起了火苗，大火烧毁了一个美丽女人的脸，烧坏了一个守林人的一双腿。他说：“关于这场大火我倒是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当时是9月，还没到防火期，夏秋之交也没有雷击和闪电，烧得邪乎。”
呆住了。
完全呆住了！
好像记忆里早就彩排过的一幕戏终于上演。
那场大火是真的烧起来了。
从十四年前的记忆中烧起来，一直烧到我的回归。
而我在那一年离别樱桃谷的前夜，分明梦见了这一切――那一夜的樱桃谷，火光冲天，我的逃离好像是预感到灾难的来临――在梦中我还看见我的弟弟商彤――呵，商彤！
“还有一个小孩子呐！”我脱口而出：“他在哪儿？是不是他？是他放了那把火？”
那个人再也不愿意讲下去了。
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去问猎户老吴头吧。”
老吴头我知道。
他是整个林区独一无二的百发百中的老猎户，父亲那一套用“千斤闸”捕猎野麂的技巧就是跟老吴头学的。父亲和他是有酒同喝有肉同吃的交情。现在国家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猎户人家和各种猎具已是昨日风景。老吴头在溪水坪东边一个背风向阳的山谷里养了一群梅花鹿，靠出售鹿茸过活。
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正在给他的小鹿们喂水喝。
“你知道樱桃谷吗？你知道十四年前的那场火灾吗？你知道是谁放的火吗？你知道那里的人现在在哪里吗？”
老吴头饱经风霜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悸，好像我惊动了他心底某一处绝不愿被人碰触的隐痛：“你问这干什么？你还嫌那可怜的一家人不够栖惶吗？”老吴头说：“好好的一家人，伤的伤，残的残，死的死，散的散，没有喽！”
最不愿听人说生死，最不愿听人讲苦难，最不想知道父亲遭遇不测。
可是这一切，偏偏让这个老吴头给说出来了：“他们就那样被人从火里给救了出来，女人烧坏了脸，男人烧断了腿，可是他们没有哭，因为他们赢了――那么大的火也没要了他们的命，他们就觉着自己还是幸运，还是幸福的――他们相信人活一口气，只要活着，只要还有这一口气，他们就要在一起――在一起，他们就会有一切。”
呵，父亲！
呵，母亲！
闭上眼睛我就看见你们在受难。
火焰熊熊，煎熬着儿子的心；
烧天烧地，焚烧着儿子的身。
如果经历了这一切，你们才终于拥有了幸福，这幸福也太奢侈了；
如果付出了这一切，你们才终于获取了爱情，这爱情也太昂贵了。
老吴头说：“他们的行为感动了周围的人，都说他们是一对火凤凰，火凤凰！火凤凰！！一对火凤凰哦！！！”
火凤凰？！
多么形象的比喻！
我可怜的双亲啊！
究竟是涅之上浴火新生的凤凰，还是萧史弄玉乘着凤凰嬴台飞去？
跨凤乘凰客，牵牛织女星――好不惘然！
老吴头的声音像是噎在喉管里了：“好多人都去祝贺他们的新生，他们住院的时候，医院里里外外都挤满了看望的人，医生护士都对他们特殊照顾，并免去了一大笔治疗费。人人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出院了就轰轰烈烈办个喜事，堂堂正正地过日子。他们也真等到了这一天，终于在樱桃谷重新置了家。男人没了腿，女人就用手推车推着他走；女人的眼睛看不清东西，男人就用自己的眼睛给她指路，每日晚饭后他们就在从前小屋前的山道上散步，她推着他，他给她说着话；她唱《李彗娘》，他就附和着给她打拍子，敲梆子，用嘴哼哼着拉过门，两个人总是乐呵呵地，好像他们从来就没有损失什么，好像一切都跟从前一个样样。一晃就过了好多年！”
一晃？！
一晃是多少年？
我可怜的双亲呀！
为什么从不告诉儿子？
为什么儿子一点都不知道？
在你们的“一晃”里，儿子读完了初中，上完了高中，大学毕业了，成了作家了，儿子做了世上最成功的美容手术，儿子脱胎换骨逃离了“伤痕累累”的命，却不知母亲的脸父亲的腿都付之火海，变做“伤痕”！
无情的火！
突兀的火！
在商州的故事里，在红纸伞的传说里，总有这么多无情突兀的火。
为什么，我们从来就避不开这些火？！
为什么，我们总也躲不开这些劫难？！
为什么，烈焰和劫难会代代相传，永不间断？！
6.望断
老吴头静静地望着我。
他其实早就知道我是谁了。
他那双猎人独有的好眼力，没有放跑过任何一个掠过他视野的飞禽走兽，他怎么会认不出我？
“唉，唉，可惜呀！”老吴头连声叹息：“好人都这么命苦，那么啥人才有好命呐？好人都这么没有好报，那么啥人才有好报呐？”
我的心提到嗓子眼里了。
我紧张得手心冒汗，口干舌噪，头皮发紧，身上发冷。
终于，他说：“那个金丝猴一样的彤儿，偏偏也失踪了！”
“商彤！”我脱口而出：“我的弟弟――我的商彤，他――失踪了？！”
梦境中的樱桃谷，轰然坍塌。
梦境中的小木屋，轰然坍塌。
我似乎又看见十二岁的商彤，傻傻地对着我笑，随即，又被崩塌后的尘埃和火舌吞没。
我想说――我不相信我所面对的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我愿它是梦。
我不相信在我目睹了尘叔的上吊，目睹了式微妈妈尼姑庵的佛堂前常跪不起的情景之后，在一场大火焚烧了一切灭绝了一切之后，命运依然这样残忍，竟又夺走我的弟弟。
可怜的商彤！
他的苦难开始于我少不更事时的一句妄言，而最终，也是我亲手斩段了我与他的手足情链。在我目睹了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苦乐变迁之后，在我因为读不懂人情世故而最终选择逃离之后，在我避开了一切烦恼之源落得个逍遥自在之后，我似乎从没有想过，是我把他推入了痛苦深渊，我就是那个从没有伸手拉他一把的――哥哥？！我曾为尘叔遗憾，为父亲和秋晓遗憾，为式微妈妈遗憾，更为了自己的过错遗憾，但我从没有想过，那个比我还要脆弱几百倍的商彤，该用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勇气去面对比我更严峻的生活考验？
老吴头说：“你和彤儿长得真像，看到你，我以为就是他了，细想想又不是他了，他不会这么快就回来的，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老吴头告诉我，那一场奇怪的火灾，根本与商彤没有任何关联。着火的那天，他正好领着商彤到鸡公梁上围猎羚牛，夜宿在梁顶的山洞里。
老吴头告诉我，商彤十八岁那年参加工作，分在工程队，小小年纪就搬石运料，开山放炮，修筑公路。商彤就是在修筑公路的过程中，失踪的，那一年他才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
三年前？！
1992年？！
我被自己内心深处强烈的嘶喊吓着了。
三年前我在哪里？1992年我又在干些什么？
读完大学了？发表过作品了？存了一大笔钱又把它全用来做美容手术了？
沉淀在记忆长河中的几枚碎片悄悄地浮出水面。
我忽然想起，我曾经不止一次见过商彤。
我想起1992年秋季，我曾和一群同学做过一次远足。
我们来到秦岭之巅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界碑上，再往前翻过几重山就是樱桃谷所在的那片林区。但我们没有继续前行，而是从另一条岔道上绕了过去。后来我们遇到了一个正在修路的工程队，在急匆匆走过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一个穿劳动布工装的男孩，眉清目秀，长相酷似我的弟弟商彤。那男孩也朝我看了一眼，看得我心里发毛，脊梁发冷，膝盖发软，我几乎就要走过去招呼他了，却听见前边的同学喊我快走――那么恍惚，那么迷蒙，那么一个总在梦里出现的人，此刻却让我分不清楚是真是假，是虚是实――当他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当我面对着我的众多的同学，我竟然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我好扭曲，好自卑，好担心别人的闲言碎语，好害怕给同学落下话柄，好害怕商彤会不认我，不理我，让我下不了台阶。
那一年我们都只有二十三岁。
1993年春天，我去上海做了整容手术，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还欠下一屁股外债。
不过，手术的效果出奇的好，让我可以体体面面、轻轻松松地找到好几个打工赚钱的工作。
秋天的时候，我陪同一群中外记者去游览朱雀森林公园。
进入户县崂峪沟之后，有一段需要步行的便道，那个地方叫沙窝子，距山外的余下镇只有十几里地。有一支工程队正在那里施工，柏油沥青烧得昏天黑地，一塌糊涂，到处都是烟尘，我又一次看见了商彤。他正拿着铁锨，站在沙石绞拌机旁边，一双眼睛麻木而空洞地注视着我们这一群衣着花花绿绿的行人。蓦地，他看见了我，眼神一亮，愣了愣，呆了呆，脚步动了，疑疑惑惑向我走来。我又一次害怕了，退却了，逃避了――面对随行这一大批喜欢猎奇喜欢追逐和挖掘新闻事件的记者同仁，我怎能不害怕不退却不逃避？我怎敢去认这样一个弟弟？那一刻钟我满脑子都是自己这些年的不容易，我想到我终于走出了怎样扭曲怎样黑暗的生存环境才有了眼前这一点点成功――我连做了整容手术都不敢让人知道，我怎敢自己的隐私在一瞬间被曝光？我可不愿做焦点人物，不愿在媒介报刊上亮出家丑。我终于硬着头皮走过去了，走多远都不敢抬头，更不敢往回看。后来听旁边有人对我嘀咕：“商痕你看那个人，是不是有病啊，使劲儿跟着我们走，你看他和你长得还挺像的呐！”我白了他一眼：“胡说八道！”但在同时，我确实看见了商彤，他一直在跟着我们走。我们快他也快，我们慢了他也慢。我们绕过一座河湾，又翻过一座碎石山，还能看见他，愣愣地，拎着铁锨，一脸茫然。
后来我就去了大连，做了一年广告策划的工作。
在大连，我寻着了尘叔家的那栋小楼，找到了父亲年轻时呆过的那个话剧团――它已经拆迁，新地址是位于南石道街的一座刚竣工的文化大楼，很漂亮，很气派，很现代，练功房排练厅剧场应有尽有，可惜他不属于父亲；我为自己找的住处就在青云街，房子是快要动迁的老房子，租金很便宜，也很清静，建在绿山腰，屋后是疏密错落的松林，房前是一片色彩鲜艳的菜园子，视野很宽敞，不用走出房门就可看见那片母亲幼年时呆过的墓园，它就在山脚下，很荒凉的样子，已被世人遗忘。
1994年的冬天异常寒冷，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构思关于墓园的小说了，稍有闲暇就去幕园里转悠――我在那里猜度母亲和尘叔的相识，想像着父亲的单相思和苦恋，晚上躺到冰冷的小床上我会彻夜失眠，或者在每一个难捱的长夜里恶梦连连。有一天我就梦见了商彤，他也在墓园里转悠，像我，像所有的亡灵，更像飘荡在残亘断碑间的孤魂野鬼，一片云雾缭绕
芭紫和秀子跟另一支来自外省的大学生实习队去采集生物标本。
只有我带着沉重的思想负担，带着另一种非同寻常的使命。
工作时我是快乐的，工作完了快乐就走了。
回到樱桃谷却需要勇气和决心。
而我似乎到这时候才知道，我所缺少的既不是勇气，更不是决心。是什么？
“你知道樱桃谷吗？”我曾问过每一个迎面走来的人，我问每一个被我采访过的人――宣传科的马科长，工会赵主席，采育七队的张队长，森林勘察设计队的李队长，甚至林区小学已经退休的老校长，甚至林区小商店当年卖散酒的老头儿：“你知道樱桃谷吗？你知道在溪水坪的西边，沿着溪水奔流的方向，有一个叫樱桃谷的地方吗？请你回忆一下，在十四年前，1981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樱桃谷，在那个守林人的木屋前，一棵歪脖子树下，上吊了。”
没有人回答我。
或者不愿意，或者不知道。
人们啊，难道如此淡漠，如此健忘？
樱桃谷的那一场生生死死的故事，尘叔和秋晓，父亲和他的情人的故事，真的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哪怕变做今天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哪怕变做面目全非的神秘传闻，也是对我的一种慰籍。
我终于知道，苦难只是相对于苦难者本身才具有苦难的涵义，而冷眼旁观的人们，永远不会有刻骨铭心没齿难忘的记忆。
后来，有一个人总算想起来了：“哎哟，樱桃谷呀，不就是发生火灾的那个地方吗？”他告诉我，1981年9月的一天夜里，樱桃谷突起一场大火，先从哪座木屋烧起，后来整个屋后的林子也窜起了火苗，大火烧毁了一个美丽女人的脸，烧坏了一个守林人的一双腿。他说：“关于这场大火我倒是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当时是9月，还没到防火期，夏秋之交也没有雷击和闪电，烧得邪乎。”
呆住了。
完全呆住了！
好像记忆里早就彩排过的一幕戏终于上演。
那场大火是真的烧起来了。
从十四年前的记忆中烧起来，一直烧到我的回归。
而我在那一年离别樱桃谷的前夜，分明梦见了这一切――那一夜的樱桃谷，火光冲天，我的逃离好像是预感到灾难的来临――在梦中我还看见我的弟弟商彤――呵，商彤！
“还有一个小孩子呐！”我脱口而出：“他在哪儿？是不是他？是他放了那把火？”
那个人再也不愿意讲下去了。
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去问猎户老吴头吧。”
老吴头我知道。
他是整个林区独一无二的百发百中的老猎户，父亲那一套用“千斤闸”捕猎野麂的技巧就是跟老吴头学的。父亲和他是有酒同喝有肉同吃的交情。现在国家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猎户人家和各种猎具已是昨日风景。老吴头在溪水坪东边一个背风向阳的山谷里养了一群梅花鹿，靠出售鹿茸过活。
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正在给他的小鹿们喂水喝。
“你知道樱桃谷吗？你知道十四年前的那场火灾吗？你知道是谁放的火吗？你知道那里的人现在在哪里吗？”
老吴头饱经风霜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悸，好像我惊动了他心底某一处绝不愿被人碰触的隐痛：“你问这干什么？你还嫌那可怜的一家人不够栖惶吗？”老吴头说：“好好的一家人，伤的伤，残的残，死的死，散的散，没有喽！”
最不愿听人说生死，最不愿听人讲苦难，最不想知道父亲遭遇不测。
可是这一切，偏偏让这个老吴头给说出来了：“他们就那样被人从火里给救了出来，女人烧坏了脸，男人烧断了腿，可是他们没有哭，因为他们赢了――那么大的火也没要了他们的命，他们就觉着自己还是幸运，还是幸福的――他们相信人活一口气，只要活着，只要还有这一口气，他们就要在一起――在一起，他们就会有一切。”
呵，父亲！
呵，母亲！
闭上眼睛我就看见你们在受难。
火焰熊熊，煎熬着儿子的心；
烧天烧地，焚烧着儿子的身。
如果经历了这一切，你们才终于拥有了幸福，这幸福也太奢侈了；
如果付出了这一切，你们才终于获取了爱情，这爱情也太昂贵了。
老吴头说：“他们的行为感动了周围的人，都说他们是一对火凤凰，火凤凰！火凤凰！！一对火凤凰哦！！！”
火凤凰？！
多么形象的比喻！
我可怜的双亲啊！
究竟是涅之上浴火新生的凤凰，还是萧史弄玉乘着凤凰嬴台飞去？
跨凤乘凰客，牵牛织女星――好不惘然！
老吴头的声音像是噎在喉管里了：“好多人都去祝贺他们的新生，他们住院的时候，医院里里外外都挤满了看望的人，医生护士都对他们特殊照顾，并免去了一大笔治疗费。人人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出院了就轰轰烈烈办个喜事，堂堂正正地过日子。他们也真等到了这一天，终于在樱桃谷重新置了家。男人没了腿，女人就用手推车推着他走；女人的眼睛看不清东西，男人就用自己的眼睛给她指路，每日晚饭后他们就在从前小屋前的山道上散步，她推着他，他给她说着话；她唱《李彗娘》，他就附和着给她打拍子，敲梆子，用嘴哼哼着拉过门，两个人总是乐呵呵地，好像他们从来就没有损失什么，好像一切都跟从前一个样样。一晃就过了好多年！”
一晃？！
一晃是多少年？
我可怜的双亲呀！
为什么从不告诉儿子？
为什么儿子一点都不知道？
在你们的“一晃”里，儿子读完了初中，上完了高中，大学毕业了，成了作家了，儿子做了世上最成功的美容手术，儿子脱胎换骨逃离了“伤痕累累”的命，却不知母亲的脸父亲的腿都付之火海，变做“伤痕”！
无情的火！
突兀的火！
在商州的故事里，在红纸伞的传说里，总有这么多无情突兀的火。
为什么，我们从来就避不开这些火？！
为什么，我们总也躲不开这些劫难？！
为什么，烈焰和劫难会代代相传，永不间断？！
6.望断
老吴头静静地望着我。
他其实早就知道我是谁了。
他那双猎人独有的好眼力，没有放跑过任何一个掠过他视野的飞禽走兽，他怎么会认不出我？
“唉，唉，可惜呀！”老吴头连声叹息：“好人都这么命苦，那么啥人才有好命呐？好人都这么没有好报，那么啥人才有好报呐？”
我的心提到嗓子眼里了。
我紧张得手心冒汗，口干舌噪，头皮发紧，身上发冷。
终于，他说：“那个金丝猴一样的彤儿，偏偏也失踪了！”
“商彤！”我脱口而出：“我的弟弟――我的商彤，他――失踪了？！”
梦境中的樱桃谷，轰然坍塌。
梦境中的小木屋，轰然坍塌。
我似乎又看见十二岁的商彤，傻傻地对着我笑，随即，又被崩塌后的尘埃和火舌吞没。
我想说――我不相信我所面对的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我愿它是梦。
我不相信在我目睹了尘叔的上吊，目睹了式微妈妈尼姑庵的佛堂前常跪不起的情景之后，在一场大火焚烧了一切灭绝了一切之后，命运依然这样残忍，竟又夺走我的弟弟。
可怜的商彤！
他的苦难开始于我少不更事时的一句妄言，而最终，也是我亲手斩段了我与他的手足情链。在我目睹了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苦乐变迁之后，在我因为读不懂人情世故而最终选择逃离之后，在我避开了一切烦恼之源落得个逍遥自在之后，我似乎从没有想过，是我把他推入了痛苦深渊，我就是那个从没有伸手拉他一把的――哥哥？！我曾为尘叔遗憾，为父亲和秋晓遗憾，为式微妈妈遗憾，更为了自己的过错遗憾，但我从没有想过，那个比我还要脆弱几百倍的商彤，该用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勇气去面对比我更严峻的生活考验？
老吴头说：“你和彤儿长得真像，看到你，我以为就是他了，细想想又不是他了，他不会这么快就回来的，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老吴头告诉我，那一场奇怪的火灾，根本与商彤没有任何关联。着火的那天，他正好领着商彤到鸡公梁上围猎羚牛，夜宿在梁顶的山洞里。
老吴头告诉我，商彤十八岁那年参加工作，分在工程队，小小年纪就搬石运料，开山放炮，修筑公路。商彤就是在修筑公路的过程中，失踪的，那一年他才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
三年前？！
1992年？！
我被自己内心深处强烈的嘶喊吓着了。
三年前我在哪里？1992年我又在干些什么？
读完大学了？发表过作品了？存了一大笔钱又把它全用来做美容手术了？
沉淀在记忆长河中的几枚碎片悄悄地浮出水面。
我忽然想起，我曾经不止一次见过商彤。
我想起1992年秋季，我曾和一群同学做过一次远足。
我们来到秦岭之巅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界碑上，再往前翻过几重山就是樱桃谷所在的那片林区。但我们没有继续前行，而是从另一条岔道上绕了过去。后来我们遇到了一个正在修路的工程队，在急匆匆走过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一个穿劳动布工装的男孩，眉清目秀，长相酷似我的弟弟商彤。那男孩也朝我看了一眼，看得我心里发毛，脊梁发冷，膝盖发软，我几乎就要走过去招呼他了，却听见前边的同学喊我快走――那么恍惚，那么迷蒙，那么一个总在梦里出现的人，此刻却让我分不清楚是真是假，是虚是实――当他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当我面对着我的众多的同学，我竟然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我好扭曲，好自卑，好担心别人的闲言碎语，好害怕给同学落下话柄，好害怕商彤会不认我，不理我，让我下不了台阶。
那一年我们都只有二十三岁。
1993年春天，我去上海做了整容手术，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还欠下一屁股外债。
不过，手术的效果出奇的好，让我可以体体面面、轻轻松松地找到好几个打工赚钱的工作。
秋天的时候，我陪同一群中外记者去游览朱雀森林公园。
进入户县崂峪沟之后，有一段需要步行的便道，那个地方叫沙窝子，距山外的余下镇只有十几里地。有一支工程队正在那里施工，柏油沥青烧得昏天黑地，一塌糊涂，到处都是烟尘，我又一次看见了商彤。他正拿着铁锨，站在沙石绞拌机旁边，一双眼睛麻木而空洞地注视着我们这一群衣着花花绿绿的行人。蓦地，他看见了我，眼神一亮，愣了愣，呆了呆，脚步动了，疑疑惑惑向我走来。我又一次害怕了，退却了，逃避了――面对随行这一大批喜欢猎奇喜欢追逐和挖掘新闻事件的记者同仁，我怎能不害怕不退却不逃避？我怎敢去认这样一个弟弟？那一刻钟我满脑子都是自己这些年的不容易，我想到我终于走出了怎样扭曲怎样黑暗的生存环境才有了眼前这一点点成功――我连做了整容手术都不敢让人知道，我怎敢自己的隐私在一瞬间被曝光？我可不愿做焦点人物，不愿在媒介报刊上亮出家丑。我终于硬着头皮走过去了，走多远都不敢抬头，更不敢往回看。后来听旁边有人对我嘀咕：“商痕你看那个人，是不是有病啊，使劲儿跟着我们走，你看他和你长得还挺像的呐！”我白了他一眼：“胡说八道！”但在同时，我确实看见了商彤，他一直在跟着我们走。我们快他也快，我们慢了他也慢。我们绕过一座河湾，又翻过一座碎石山，还能看见他，愣愣地，拎着铁锨，一脸茫然。
后来我就去了大连，做了一年广告策划的工作。
在大连，我寻着了尘叔家的那栋小楼，找到了父亲年轻时呆过的那个话剧团――它已经拆迁，新地址是位于南石道街的一座刚竣工的文化大楼，很漂亮，很气派，很现代，练功房排练厅剧场应有尽有，可惜他不属于父亲；我为自己找的住处就在青云街，房子是快要动迁的老房子，租金很便宜，也很清静，建在绿山腰，屋后是疏密错落的松林，房前是一片色彩鲜艳的菜园子，视野很宽敞，不用走出房门就可看见那片母亲幼年时呆过的墓园，它就在山脚下，很荒凉的样子，已被世人遗忘。
1994年的冬天异常寒冷，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构思关于墓园的小说了，稍有闲暇就去幕园里转悠――我在那里猜度母亲和尘叔的相识，想像着父亲的单相思和苦恋，晚上躺到冰冷的小床上我会彻夜失眠，或者在每一个难捱的长夜里恶梦连连。有一天我就梦见了商彤，他也在墓园里转悠，像我，像所有的亡灵，更像飘荡在残亘断碑间的孤魂野鬼，一片云雾缭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