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一个乐于揭自己的伤疤成心恶心别人的人吗？
这样的疑虑在心里刚刚打上问号，我就看见摇滚张楚劈头盖脸再次冲我喊叫：孤独的人是无耻的！无耻的！！无耻的！！！
我在这种情形下总是很容易就妥协了。
我低下头去，默认自己的无耻，却看见一颗饱满的、硕大无朋的眼泪从我模糊的视线里滚落下来，在笔下第一行字的“商彤”两个字上晕染开，凄迷无限，似是梦影。我的眼泪告诉我，除了无耻，我还是一个善良的易感易伤的脆弱的人。我就这样悄然跨进这个历史性的零点，不管不顾在新世纪如约而来的瞬间，心里曾经蕴积着的千年情愫――我就这样……就这样……怅惘地注视着一个千年的淡出，怅惘地迎候另一个千年的进驻。
我不知道怎样的表达才能使我更像一个新世纪的新人，只是我心里早已认定那些满世界飘摇的恍惚、焦虑、恐惧、反思的世纪末情绪，和兴奋、激动、憧憬新纪元的主旋律，也一定是正本清源和寻找痛失的结果。世纪狂欢是每一个人心海里的巨澜，是人人都乐于痛饮的佳酿，新世纪甚至更摒弃个人主义与无病呻吟，而我脆弱的天性和那些诚挚深远的旖旎忧伤，实在难以使我在别人的欢乐里举杯同乐，更使我在整个世界都快乐无比的时候陷入死海深渊一样的绝望。
忘记不快乐吧！
真的已经是2000年了！
虽然难以预料未来社会的自然界与人类科技进步之间，还会不会有矛盾和鸿沟，却知道新纪元纵然有新气象，狂热眩目之后一切也终将归于淡定，仍然会有很多人追求平和、中庸和古旧。人类就是这样，一方面忙于挖掘和制造新资源、新景致，另一方面却忍不住往回看，重新敬畏自然、拙朴和怀念，或者更热衷于挖掘和制造曾经一度被忘却的、终将被遗弃的、正在消失的、永不再回来的东西，那些老资源、老故事……
也许我此刻只是在尽一个作家的职责，我所做的努力正和这些压迫我的责任有关。
此前此后我都在叙述。
我的故事你一定爱听！
――我的熟悉的或陌生的朋友，今夜我请你光顾我的小屋。
你看，这刚刚打开、刚刚开始记录着我讲给你的故事的笔记本是我的弟弟商彤留下的，它有细细密密的暗格和花花绿绿的插图-从第一张《红灯记》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开始，依次有《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智斗”，《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巡堤”，《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深山问苦”以及《杜鹃山》里的“党代表回来了”等等，共计18张样板戏插图。我会在10张插图180个页吗的空白里，写满我送给他的故事。我坚信自己所记载的正是新世纪到来之前人类最容易摒弃最不该失去的记忆，这些故事一如我在著名的《LOVE》杂志做《往事悠悠》的主笔专栏的精彩文字一样，让你读着读着忍不住就哭了，却不知道最能惹你哭的这个早在1981年就送我空白笔记本的彤儿，在这一刻，在我终于决定动笔写这些忧伤故事的时候，早已是另一世的魂魄。
你看到我屋檐下那串又粗又笨的风铃了吗？它在有风无风的时候都不会响动，初见的人都嫌它笨拙，既不空灵，又不巧致；太木呐了些，太暗哑了些。可是，当你想念亲人的时候，当你因为想念亲人而想痛了心的时候，它就会叮咚作响，隐隐的，像古寺里柔肠百转的钟声，像静夜里呻吟和叹息着的梦寐，惊为天籁。它是我父亲在我九岁的时候送我的生日礼物，是用一整块桦树皮和真正取材于秦岭大森林的一些会发声会流泪的木头做成的，粗糙的外壳，灵敏的内心――写到这里我仿佛听到那粗糙的桦树杆又发出了痛苦思念的呻吟，可是我的父亲却再也不会循着这样的呻吟声到我的桌案上来了――他走得太远了，天与地一般的远，今生与来世一样的远。
21世纪的第一个黎明在我的窗外悄悄露脸，随着第一绺贴着窗缝迂回而至的晨风，你看到风卷帘拢的景致了吗？我选择这间楼高七层的小屋做我的风巢，就是为了这一年四季都能来来往往、东游西荡的满楼的风。你一定注意到我的窗户上悬挂着的那条梦一般轻曼、舞一般轻柔、歌一般轻盈的不同寻常的东西，它其实是两条完整的水袖呢！有雪的早晨看它，它会比雪还惨白；有月亮的夜里看它，它会随着倾泻不尽的月光飘飞到琼楼玉宇的月宫里去；而在无风无雨安静从容的日子里，它常常内敛成淡定的朴素的颜色，自然褶皱与搭配在上面的蓝印花布那抽丝挖孔悬垂而下的流苏效果，俨然绝尘搭配，疑是前世之物。这两条水袖，一条是我母亲送给我的，另一条就是式微妈妈留给我的作念。想知道式微妈妈的故事你就去翻看诗经吧，在《国风》之《邶》第十一首《式微》里，有这样的句子：“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你可以遥想那个几千年前的古代女子在相思入骨的梦里悬想容辉、苦不自己、无复聊赖的情景，当你听见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远走天涯的丈夫“天黑了，天黑了，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呢？”，你一定比我更能理解，我的式微妈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令人沉恨细思、生发思古幽情的名字。想当年式微妈妈坐在她的尼姑庵濒临花墙的方格窗下，轻轻抚弄它们的时候，一定有着无从打发的寥落或者芳思交加的心醉。她一定料想不到它会在几十年后会成为她儿子风巢中的旗帜。我常常在有风的夜晚打开窗户，关上灯盏，让这面浪漫迷情的旗帜在我的巢中飘啊，飘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式微妈妈在用她特有的方式来抚慰她的儿郎，但我就是在这样的夜晚流尽了这一生的眼泪。式微妈妈……她……后来终于皈依佛门并在青灯黄卷的清凄中死去。当我想她时我只有去看这风卷帘栊的旗，当她想我时也只好化作无身无形的轻风，在我的思念中穿来窜去。
还有呢，还有那盏红灯笼呢！它就挂在我的床头，用那曾经照耀过我的光辉依旧照耀我，只是赐我红灯笼的奶妈，早在20年前就躺在故乡的青山绿水和浩淼烟波里了。你看见红灯笼旁边的那对银脚铃了吗？那是我最后一次回故乡时，瞎眼的铃铃姐姐送给我的――她是奶妈的小女儿，自小就靠着这对儿绑在脚脖子上的银脚铃寻路探路，当她走完没有色彩没有光明的生命里程而终于无需再寻路探路的时候，她就把这对儿银脚铃送给了我――那是她的瞎子的眼睛啊，她把她的瞎子的光明……送给了……我。
对了，还有那只红纸伞――你看见我小屋的墙壁上悬挂着的那只红纸伞了吗？它有如水的竹骨，如水的伞面，上面绣满绿色的国画，题写着《蝶恋花》的断句：四季风雨四季秋，望断红尘，谁染霜天晓？红纸伞的存在就是一段梦的存在，一段浪漫的轻雾一般的情事的存在，一出挥洒不尽旋转不停舞姿婆娑的家族的悲欢离合的传奇的存在。那个一直被我喊作“秋晓”的人，其实就是我的母亲。她的名字隐在这《蝶恋花》的断句中。母亲是我生命中最亲的人，她给了我生命和活在这个世界受苦受难的权利，我却只能在她化作鬼魅世界的亡灵之后，借助这个忧伤故事写一阕欲哭无泪的文字，祭奠她的在天之灵。
还有，还有呐！你看见我置放在书案边上的这张狐狸皮了吗？当我随着《LOVE》杂志记者万里行的采访队伍在西部中国采访时，在昔日胡人居住的集市上我一眼就看见了它,火红的皮毛，柔顺的哀怜的神情――它是死于哪一年哪一月的佳人呀，哪一年哪一月它死了，变作这张悬挂在集市上的狐狸皮了，竟还如此惹我神伤――那一刻，它在我的心中迅速活过来了，它变作她，当我携她归来时，我就在陕北的红湖之畔得到了那个等我一生的名叫钟情的女子。相信很多人在我的《LOVE》杂志的主笔专栏里看见一篇《红狐狸》的文章和文章下她的署名“红狐”，她是我用生命去爱着的人，是我这一生和下一世都愿意携手同行的女子。我是那么不顾一切地追逐她，我们克服那么多人间折磨和艰难险阻终于走到一起――多么幸福啊，谁知生活又以另一种残忍另一种结局，改写了我们的命运，让我永远地失去了她。我终于又回到无波的从前和无趣的空虚的旧日子里去了。如今我已捕捉不到关于红狐存在的更有力的证据，除了她写给我的信，除了她发表在我的专栏里的那些五彩缤纷的诗文，我竟然连她的一张照片也没留下――我只剩下桌案边这张灵魂出窍的狐狸皮了，我们互相凝望着，互相思念着，互相悲伤着，互相感知着生无所恋的不甘和永失所爱的遗憾。
我的熟悉的、或陌生的朋友，你一直在听、在看吗？
你看我，多惨哪，我竟然是守着一屋子的寂寞和物事。
这些……难道就是刚刚走远的20世纪的我的生活？是那种生活给我的全部的馈赠吗？！
那些活在我记忆和全部生命里的可忆不可追的人们哪！
那些我深爱过的、深爱我的人们哪！！
他们给了我这样或那样的馈赠就走了，一个也没有回来……
1.胎气
我的眼睛穿过长长的30余年的时空和重重叠叠的1万零950多个寂寞的日子，静静地注视着1969年的商州，那个有着沙尘、闪电和飓风的雷声轰传的傍晚。
我看见一辆由省城西安开来的公共汽车逶逶迤迤地开来，在那个名叫“茶房”的小站上停下，卸下一堆杂物和几个稀稀拉拉的山地人，最后下来的是一个身着草绿军装的年轻女子，她携着极简单的行李，一个绣着红绒线五角星和仿毛体“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军用挎包，一个军用水壶和装在尼龙网兜里的红塑皮合订本“毛选”四卷。站在30年后的今天并以当今审时度势的眼光来看，她的这身装扮和俏模俏样的长相，活脱脱一个装备齐整的文工团战士，或者某工宣队管辖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训练有素的红色宣传员。但在当时，只有等到一阵大风刮落了她的帽子，一头瀑布般倾泻而下的长发和她宽大的绿军装也遮掩不住的身怀六甲的妇人身子，才暴露了她显山露水的身份：这是一个即将临盆的妇人。
她在寻找。她在寻找的同时嘴里不住的嘀咕――风声那么大，没有人听见她在嘀咕什么，像任何一个初次来到“茶房”小镇的外来客一样，她在寂寞的街道上寻找一间类似茶房饭庄的客栈，或者喝一杯热茶暖腹，或者只想寻踪探路。1969年正是红海洋高潮迭起的时代，潮汐过处留给这座古色古香的山地小镇的，除了清一色的刷成血腥的红颜色，便是血红的店铺门面上东张西贴的大字报和标语的残骸。远处有一家店铺大门敞开着，好像是专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供销合作社还在营业，她便走上前去问路：“请问，到茶房小学怎么走？”柜台里坐着的是三个操着省城口音的年轻女子，清一色的绿军装和短发辫，她们本是有一着没一着一边织着毛线活一边拉着闲言碎语的，看见有人进来且又用陌生的外省口音问路，便放下了手中的棒针和毛线，围拢而来。
“哎，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找茶房小学干什么啊？”
“哇，你的绿军装真……漂亮，是正宗的‘军工’制作的吧？”
“听说全国都在闹‘武斗’哩，西安城里的‘易俗社’也不唱古装戏了，全改跳‘忠字舞’了，哎，你一定会跳吧，你教教我们吧！”
看得出她们几个全都是从省城插队而来的知青，又从农业社招工到供销合作社当售货员的；
也看得出她们是很久都没有回过省城了，也很久都没遇到过从省城方向来的人。
隔着高高的柜台她们看不到她笨重的身子和妊娠的妇人一脸的憔悴，她们的眼睛在关注了她的正宗的军工制作的绿军装后又开始关注她背肩上手工刺绣的英姿飒爽的女儿红，还有她披散在肩上的黑乌乌直溜溜的秀发――莫非外省已不时兴那种齐刷刷的短辫和垂吊在耳后的折叠成粽子似的六股辫了？
她不说话，一阵突起的搅碎了五脏六腑的疼痛，使她意识到她可能动了胎气了，再这样耽搁下去，她也许真会把孩子生在这合作社的水泥地上了。
“求求你们……帮我找到茶房小学吧……”这句话她说得好艰难，哽噎难咽。她想说；“救救我吧，我要生了！”可是她被腹腔内揪扭着撕裂着的疼痛折磨着，蹲下身去，冷汗淋漓。柜台内的姑娘们慌了神了，从柜台那边的木档板后钻了出来；“喂喂喂，你怎么了病了么要不要送医院？”
“不了……”她摆手，摇头，艰难地：“你们……送我……到……茶房小学吧……”
姑娘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小学校正在停课闹革命呢，教师们都被抽去修苗沟水库去了，只有一个名叫式微的女教师常年得病，一个人看守着小学校。”
“我就找她！”她像抓住了最后一线希望：“我找……式……式微……老师，请你们一定帮我，我不是省城的，我从大连来，是她家亲戚，哎哟不行了不行了我……我……我……要……生……了！”
这样的疑虑在心里刚刚打上问号，我就看见摇滚张楚劈头盖脸再次冲我喊叫：孤独的人是无耻的！无耻的！！无耻的！！！
我在这种情形下总是很容易就妥协了。
我低下头去，默认自己的无耻，却看见一颗饱满的、硕大无朋的眼泪从我模糊的视线里滚落下来，在笔下第一行字的“商彤”两个字上晕染开，凄迷无限，似是梦影。我的眼泪告诉我，除了无耻，我还是一个善良的易感易伤的脆弱的人。我就这样悄然跨进这个历史性的零点，不管不顾在新世纪如约而来的瞬间，心里曾经蕴积着的千年情愫――我就这样……就这样……怅惘地注视着一个千年的淡出，怅惘地迎候另一个千年的进驻。
我不知道怎样的表达才能使我更像一个新世纪的新人，只是我心里早已认定那些满世界飘摇的恍惚、焦虑、恐惧、反思的世纪末情绪，和兴奋、激动、憧憬新纪元的主旋律，也一定是正本清源和寻找痛失的结果。世纪狂欢是每一个人心海里的巨澜，是人人都乐于痛饮的佳酿，新世纪甚至更摒弃个人主义与无病呻吟，而我脆弱的天性和那些诚挚深远的旖旎忧伤，实在难以使我在别人的欢乐里举杯同乐，更使我在整个世界都快乐无比的时候陷入死海深渊一样的绝望。
忘记不快乐吧！
真的已经是2000年了！
虽然难以预料未来社会的自然界与人类科技进步之间，还会不会有矛盾和鸿沟，却知道新纪元纵然有新气象，狂热眩目之后一切也终将归于淡定，仍然会有很多人追求平和、中庸和古旧。人类就是这样，一方面忙于挖掘和制造新资源、新景致，另一方面却忍不住往回看，重新敬畏自然、拙朴和怀念，或者更热衷于挖掘和制造曾经一度被忘却的、终将被遗弃的、正在消失的、永不再回来的东西，那些老资源、老故事……
也许我此刻只是在尽一个作家的职责，我所做的努力正和这些压迫我的责任有关。
此前此后我都在叙述。
我的故事你一定爱听！
――我的熟悉的或陌生的朋友，今夜我请你光顾我的小屋。
你看，这刚刚打开、刚刚开始记录着我讲给你的故事的笔记本是我的弟弟商彤留下的，它有细细密密的暗格和花花绿绿的插图-从第一张《红灯记》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开始，依次有《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智斗”，《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巡堤”，《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深山问苦”以及《杜鹃山》里的“党代表回来了”等等，共计18张样板戏插图。我会在10张插图180个页吗的空白里，写满我送给他的故事。我坚信自己所记载的正是新世纪到来之前人类最容易摒弃最不该失去的记忆，这些故事一如我在著名的《LOVE》杂志做《往事悠悠》的主笔专栏的精彩文字一样，让你读着读着忍不住就哭了，却不知道最能惹你哭的这个早在1981年就送我空白笔记本的彤儿，在这一刻，在我终于决定动笔写这些忧伤故事的时候，早已是另一世的魂魄。
你看到我屋檐下那串又粗又笨的风铃了吗？它在有风无风的时候都不会响动，初见的人都嫌它笨拙，既不空灵，又不巧致；太木呐了些，太暗哑了些。可是，当你想念亲人的时候，当你因为想念亲人而想痛了心的时候，它就会叮咚作响，隐隐的，像古寺里柔肠百转的钟声，像静夜里呻吟和叹息着的梦寐，惊为天籁。它是我父亲在我九岁的时候送我的生日礼物，是用一整块桦树皮和真正取材于秦岭大森林的一些会发声会流泪的木头做成的，粗糙的外壳，灵敏的内心――写到这里我仿佛听到那粗糙的桦树杆又发出了痛苦思念的呻吟，可是我的父亲却再也不会循着这样的呻吟声到我的桌案上来了――他走得太远了，天与地一般的远，今生与来世一样的远。
21世纪的第一个黎明在我的窗外悄悄露脸，随着第一绺贴着窗缝迂回而至的晨风，你看到风卷帘拢的景致了吗？我选择这间楼高七层的小屋做我的风巢，就是为了这一年四季都能来来往往、东游西荡的满楼的风。你一定注意到我的窗户上悬挂着的那条梦一般轻曼、舞一般轻柔、歌一般轻盈的不同寻常的东西，它其实是两条完整的水袖呢！有雪的早晨看它，它会比雪还惨白；有月亮的夜里看它，它会随着倾泻不尽的月光飘飞到琼楼玉宇的月宫里去；而在无风无雨安静从容的日子里，它常常内敛成淡定的朴素的颜色，自然褶皱与搭配在上面的蓝印花布那抽丝挖孔悬垂而下的流苏效果，俨然绝尘搭配，疑是前世之物。这两条水袖，一条是我母亲送给我的，另一条就是式微妈妈留给我的作念。想知道式微妈妈的故事你就去翻看诗经吧，在《国风》之《邶》第十一首《式微》里，有这样的句子：“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你可以遥想那个几千年前的古代女子在相思入骨的梦里悬想容辉、苦不自己、无复聊赖的情景，当你听见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远走天涯的丈夫“天黑了，天黑了，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呢？”，你一定比我更能理解，我的式微妈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令人沉恨细思、生发思古幽情的名字。想当年式微妈妈坐在她的尼姑庵濒临花墙的方格窗下，轻轻抚弄它们的时候，一定有着无从打发的寥落或者芳思交加的心醉。她一定料想不到它会在几十年后会成为她儿子风巢中的旗帜。我常常在有风的夜晚打开窗户，关上灯盏，让这面浪漫迷情的旗帜在我的巢中飘啊，飘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式微妈妈在用她特有的方式来抚慰她的儿郎，但我就是在这样的夜晚流尽了这一生的眼泪。式微妈妈……她……后来终于皈依佛门并在青灯黄卷的清凄中死去。当我想她时我只有去看这风卷帘栊的旗，当她想我时也只好化作无身无形的轻风，在我的思念中穿来窜去。
还有呢，还有那盏红灯笼呢！它就挂在我的床头，用那曾经照耀过我的光辉依旧照耀我，只是赐我红灯笼的奶妈，早在20年前就躺在故乡的青山绿水和浩淼烟波里了。你看见红灯笼旁边的那对银脚铃了吗？那是我最后一次回故乡时，瞎眼的铃铃姐姐送给我的――她是奶妈的小女儿，自小就靠着这对儿绑在脚脖子上的银脚铃寻路探路，当她走完没有色彩没有光明的生命里程而终于无需再寻路探路的时候，她就把这对儿银脚铃送给了我――那是她的瞎子的眼睛啊，她把她的瞎子的光明……送给了……我。
对了，还有那只红纸伞――你看见我小屋的墙壁上悬挂着的那只红纸伞了吗？它有如水的竹骨，如水的伞面，上面绣满绿色的国画，题写着《蝶恋花》的断句：四季风雨四季秋，望断红尘，谁染霜天晓？红纸伞的存在就是一段梦的存在，一段浪漫的轻雾一般的情事的存在，一出挥洒不尽旋转不停舞姿婆娑的家族的悲欢离合的传奇的存在。那个一直被我喊作“秋晓”的人，其实就是我的母亲。她的名字隐在这《蝶恋花》的断句中。母亲是我生命中最亲的人，她给了我生命和活在这个世界受苦受难的权利，我却只能在她化作鬼魅世界的亡灵之后，借助这个忧伤故事写一阕欲哭无泪的文字，祭奠她的在天之灵。
还有，还有呐！你看见我置放在书案边上的这张狐狸皮了吗？当我随着《LOVE》杂志记者万里行的采访队伍在西部中国采访时，在昔日胡人居住的集市上我一眼就看见了它,火红的皮毛，柔顺的哀怜的神情――它是死于哪一年哪一月的佳人呀，哪一年哪一月它死了，变作这张悬挂在集市上的狐狸皮了，竟还如此惹我神伤――那一刻，它在我的心中迅速活过来了，它变作她，当我携她归来时，我就在陕北的红湖之畔得到了那个等我一生的名叫钟情的女子。相信很多人在我的《LOVE》杂志的主笔专栏里看见一篇《红狐狸》的文章和文章下她的署名“红狐”，她是我用生命去爱着的人，是我这一生和下一世都愿意携手同行的女子。我是那么不顾一切地追逐她，我们克服那么多人间折磨和艰难险阻终于走到一起――多么幸福啊，谁知生活又以另一种残忍另一种结局，改写了我们的命运，让我永远地失去了她。我终于又回到无波的从前和无趣的空虚的旧日子里去了。如今我已捕捉不到关于红狐存在的更有力的证据，除了她写给我的信，除了她发表在我的专栏里的那些五彩缤纷的诗文，我竟然连她的一张照片也没留下――我只剩下桌案边这张灵魂出窍的狐狸皮了，我们互相凝望着，互相思念着，互相悲伤着，互相感知着生无所恋的不甘和永失所爱的遗憾。
我的熟悉的、或陌生的朋友，你一直在听、在看吗？
你看我，多惨哪，我竟然是守着一屋子的寂寞和物事。
这些……难道就是刚刚走远的20世纪的我的生活？是那种生活给我的全部的馈赠吗？！
那些活在我记忆和全部生命里的可忆不可追的人们哪！
那些我深爱过的、深爱我的人们哪！！
他们给了我这样或那样的馈赠就走了，一个也没有回来……
1.胎气
我的眼睛穿过长长的30余年的时空和重重叠叠的1万零950多个寂寞的日子，静静地注视着1969年的商州，那个有着沙尘、闪电和飓风的雷声轰传的傍晚。
我看见一辆由省城西安开来的公共汽车逶逶迤迤地开来，在那个名叫“茶房”的小站上停下，卸下一堆杂物和几个稀稀拉拉的山地人，最后下来的是一个身着草绿军装的年轻女子，她携着极简单的行李，一个绣着红绒线五角星和仿毛体“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军用挎包，一个军用水壶和装在尼龙网兜里的红塑皮合订本“毛选”四卷。站在30年后的今天并以当今审时度势的眼光来看，她的这身装扮和俏模俏样的长相，活脱脱一个装备齐整的文工团战士，或者某工宣队管辖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训练有素的红色宣传员。但在当时，只有等到一阵大风刮落了她的帽子，一头瀑布般倾泻而下的长发和她宽大的绿军装也遮掩不住的身怀六甲的妇人身子，才暴露了她显山露水的身份：这是一个即将临盆的妇人。
她在寻找。她在寻找的同时嘴里不住的嘀咕――风声那么大，没有人听见她在嘀咕什么，像任何一个初次来到“茶房”小镇的外来客一样，她在寂寞的街道上寻找一间类似茶房饭庄的客栈，或者喝一杯热茶暖腹，或者只想寻踪探路。1969年正是红海洋高潮迭起的时代，潮汐过处留给这座古色古香的山地小镇的，除了清一色的刷成血腥的红颜色，便是血红的店铺门面上东张西贴的大字报和标语的残骸。远处有一家店铺大门敞开着，好像是专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供销合作社还在营业，她便走上前去问路：“请问，到茶房小学怎么走？”柜台里坐着的是三个操着省城口音的年轻女子，清一色的绿军装和短发辫，她们本是有一着没一着一边织着毛线活一边拉着闲言碎语的，看见有人进来且又用陌生的外省口音问路，便放下了手中的棒针和毛线，围拢而来。
“哎，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找茶房小学干什么啊？”
“哇，你的绿军装真……漂亮，是正宗的‘军工’制作的吧？”
“听说全国都在闹‘武斗’哩，西安城里的‘易俗社’也不唱古装戏了，全改跳‘忠字舞’了，哎，你一定会跳吧，你教教我们吧！”
看得出她们几个全都是从省城插队而来的知青，又从农业社招工到供销合作社当售货员的；
也看得出她们是很久都没有回过省城了，也很久都没遇到过从省城方向来的人。
隔着高高的柜台她们看不到她笨重的身子和妊娠的妇人一脸的憔悴，她们的眼睛在关注了她的正宗的军工制作的绿军装后又开始关注她背肩上手工刺绣的英姿飒爽的女儿红，还有她披散在肩上的黑乌乌直溜溜的秀发――莫非外省已不时兴那种齐刷刷的短辫和垂吊在耳后的折叠成粽子似的六股辫了？
她不说话，一阵突起的搅碎了五脏六腑的疼痛，使她意识到她可能动了胎气了，再这样耽搁下去，她也许真会把孩子生在这合作社的水泥地上了。
“求求你们……帮我找到茶房小学吧……”这句话她说得好艰难，哽噎难咽。她想说；“救救我吧，我要生了！”可是她被腹腔内揪扭着撕裂着的疼痛折磨着，蹲下身去，冷汗淋漓。柜台内的姑娘们慌了神了，从柜台那边的木档板后钻了出来；“喂喂喂，你怎么了病了么要不要送医院？”
“不了……”她摆手，摇头，艰难地：“你们……送我……到……茶房小学吧……”
姑娘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小学校正在停课闹革命呢，教师们都被抽去修苗沟水库去了，只有一个名叫式微的女教师常年得病，一个人看守着小学校。”
“我就找她！”她像抓住了最后一线希望：“我找……式……式微……老师，请你们一定帮我，我不是省城的，我从大连来，是她家亲戚，哎哟不行了不行了我……我……我……要……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