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母：“是吗？干吗那么凶啊！”放下筷子，摸着孙子的后脑勺。
姑姑：“哟――！你说得也太玄乎了吧！凉嗖嗖的，那只有―”
凤玲：“听他瞎掰！他爸对他要求是严点儿，可从来手指尖儿，也没弹过他一下呢！夸大其词，凉嗖嗖的，还……。”
朝旭：“哈哈哈！今天要不是他娘给我作证，我这做父亲的也会在儿子面前，含冤莫白呀！不过呢！朝斌提醒了我，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单位，方法还是重要的。来！儿子啊！你是我的一言之师，我敬你一杯酒。”
朝斌端着一厅饮料，走到父亲跟前：“这还差不多！”
凤玲：“嗯――！放肆！”
朝母：“嗨！你就随他爷儿俩吧！”喝了口饮料，对朝旭“官大官小有啥！堂堂正正的做人就行了。”
朝旭：“妈说得是！心底坦然，比啥都好。”又对弟妹们“这些年，我悟出一个道理，不论是成了家，还是立了业，我们啦！即要听党的话，也要听母亲的话。”
朝母：“言重咯！你奉承我，我还是要说直话。你呀！也要多作点儿家务事儿，大男子主义，引响家庭关系――！”又对女儿：“你要多向你嫂子学着点儿，凤玲！就是着人喜欢。”
凤玲：“妈――！”
朝旭：“每次挨批评的总是我，如果在部队，朝斌他娘啦！肯定年年是五好战士啦！”
“哈哈哈！”
朝斌吃完饭便坐到沙发上看电视，中央台正报道海南开发洋埔的新闻。年仅十五岁的他，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爸爸，不解地问：“我们同学说，现在政府卖国，把海南的洋浦给卖给日本人了……”
“胡说！”朝旭一下从沙发上坐起来，瞪着朝斌吼道。
“这又不是我说的，干吗这么凶哪！”朝斌噘着嘴，看了一眼父亲，又扭头去盯着电视说。
“刚才还说什么听党的话，听奶奶的话，讲究方法，哼！”
朝旭喝了口酒，放下杯子，看着母亲笑了笑，低着头，感到很对不起孩子似的。
母亲看着儿子笑道：“父母在孩子面前说的话，就如领导在下属面前表的态一样，要作数。否则，就没威信。”
朝旭笑道：“妈说得是！言而无信，非君子。”
朝旭对母亲的尊重，与他对党的尊重一样。他的母亲是一位正直，善良且具有一定知识，素质较高的传统女性。在旧社会，吃了不少苦，对党和政府有深厚的感情，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十多年前已退休。老人常以正统的观念教育孩子们，不能忘本，要对得起国家，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咱这个家。”她不要求孩子们升官发财，只要求他们好好工作，堂堂正正的做人就行了。母亲的人品，对朝影响很大。他孝顺母亲的事，在机关也是有口皆碑。
这时，凤玲走了过来。
“就是嘛！凶什么凶？又没说你卖国，有话不能好好说？”又对朝斌“你爸是怕你到外面说错话，制止你不要乱讲了是应该的。”
朝旭也觉得自己太冲动了，吃完饭，放下碗筷，坐到沙发上，笑了笑，斜过身去拍了一下儿子的背，说：“对不起，爸爸刚才不是对你来的！”朝斌扭动一下肩膀，不高兴的说：“还当领导呢！不―讲―道―理―！”
朝旭也不生气，但较严肃地说：“好！好！爸爸给你讲道理，不过我先得警告你！”
朝斌迅速转过身来，惊异地看着父亲。
“从明天起，你不要去学校，也不要上街。”
“为什么――！”朝斌不懂。
朝旭说：“爸爸现在给你说，也算是给你补上一课吧！”
朝旭点燃一支烟，朝斌给他从书房里把茶端来，认认真真地坐在父亲对面听着。
朝旭讲的一些道理，朝斌从课堂上很少听到过，深入浅出，有时抑扬顿挫，他这是第一次听父亲给他如此系统地讲“大道理”，朝旭说：
……。
“中华民族饱经风霜，自二十世纪中叶摆脱外夷的控制后，中国人民才开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按说，中国的事情应该是好办的，地大物博，人民勤劳朴实。但是，又因为执政者一次又一次的失误，使得原本脆弱的国民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是比较落后的。原因是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总是停停打打，象一头被人摁住脑袋的牛，总也抬不起头来。前十几二十年，老百姓还不怎么反感，他们都拿旧社会作比较，容易满足，再加上解放不久，人们脑子里的敌情观念比较浓，唯恐人家再把胜利果实抢走。现在不同了，尤其是青年一代，对旧的一套越来越不满意，而国家的中上层决策者们，相当一部份人旧的框框较多，因循守旧，前怕狼后怕虎。改革已经搞了十几年了，应该看到它辉煌的前景了，可还是争论不休。比如说，反‘左’还是反‘右’？姓‘资’还是姓‘社’？要‘草’，还是‘苗’？‘民营’还是‘国有’？还有‘白猫黑猫’等等，长期争争吵吵。别的国家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而中国呢？绞尽脑汁搞斗争，三天两头搞运动，将大好的发展时机白白地丧失了。”
妻子凤玲插话说：“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哪一天不斗争，斗出瘾来了。好多人不斗不舒服，我们单位那个一把手就是靠斗败别人爬上来的，他有个外号叫‘斗（杜）主任’。他硬是改不了斗的本性，单位他是老大，没有竟争对手，按说他不应该斗了吧！不行，狗改不了吃屎，他要斗。先是挑动别人互相斗，他就坐山观虎斗，然后自己赤膊上阵亲自斗。从副手开刀，一直到下面各处长科长，个个斗遍，今天找个碴，明天抓件小事斗，斗得你蒙头转向。干部不理他，成了孤家寡人，他就抓着临时工斗，最后硬是把自己斗出一身病，他还不罢休，一边吃着药，一边还不停地斗。结果把个单位斗得一塌糊涂。”朝旭听了大笑，朝斌却有些不耐烦地说：
“行啦行啦，妈――！您别说啦，还是听爸说吧。”
凤玲看了朝斌一眼，又看了看朝旭说：“行――！妈说的没水平――！还是听你爸说吧！”
朝旭笑道：“你说得很好，斗来斗去，吵吵闹闹，结果使自己的元气大丧。斗瘾，也象毒瘾，所以说，斗，是一种中国制造的特殊鸦片。这种鸦片，在一般民众中有基础，主要是领导层。”
朝斌问父亲：“为什么硬要斗呢？当了领导更不要斗嘛！”
朝旭笑道：“爸爸不懂斗的艺术，但大体知道一些斗的原因。中国人有些话说绝了，比喻说，‘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就高度地概括了中国人从上到下斗的原因。具体说到领导层斗的原因多啦，争功诿过斗，嫉贤妒能斗，抢班夺权斗，唯我独尊斗，疑神疑鬼也斗等等等等，你翻开一部成语字典，几千条成语，其中有五分之一以上是讲‘斗’，那斗的词条，真叫随手拈来。所以中国最普及的还是斗争的学说。中国人在‘斗’字上，有一套外国人不可企及的完整理论，而在经济建设上，外国人却把中国人当成才上学的小孩。在部队的时候，我看到有两个四五岁的小孩吵架，一个小孩对另一个孩子说，‘我爸四个豆，’也就是四颗星，‘你爸才两个豆，我回家靠诉我爸整死你爸。’几岁儿童他就知道咋个斗法。”朝斌听得“哧哧”直笑。
“国家级的斗，斗一次，就丧一次元气，长期斗，那就是贫穷落后。现在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已步入电子时代，生产力发展突飞猛进，并在迎接第二次、第三次科学发展浪潮的时候，中国却还在解决温饱、摆脱贫困的窘境中徘徊。至今还有相当一部份刀耕火种的落后群体无人关心，却热忱于借助政治运动你搞我，我搞你。无休止的政治风潮，使人们无所适从，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在这个地球上几乎没有什么地位。如果再这样下去，要实现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目标，真是遥不可及？”
朝旭说着指了指电视：“这不？改革开放刚刚取得一些成效，又闹起来了。文化大革命耽搁了十几年，损失几千个亿，死了几百万人，还嫌不够，还要这么折腾下去，可悲唷！”
朝斌看着父亲，没有把握地说：“不吧！他们是反对外国人对中国经济的渗透吧？听说主要是征对邓小平来的。”
这一疑问很重要，朝旭觉得很有必要给儿子解释清楚。他平心静气地说：“对于这个问题你一定要有个清醒的认识。中国人有一个较普遍的毛病，就是吃不得三天饱饭，看不得人家发财。吃饱了就闹事，别人家富了就有鬼，要穷大家一起穷，心安理得又相安无事，多么愚昧之至。原因就是不出国门，不知外面的世界，夜郎自大。外国人怎么哪？人家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呢？打个电话要排队，还有些地方年初写封信，年底收不到，通讯极不发达，其他方面就更不用讲。引进国外技术，引进外国资本，加速中国建设有何不好？邓小平怎么哪？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历经磨难，他受的委屈够多的了。可他矢志不移，为什么？还不是想把中国建设好！他主张改革开放有什么不对？提出‘发展就是硬道理’又错在哪里？他以其雄才伟略，力排众议，推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是国富民强的大计，是高瞻远瞩的，已经给古老的中国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嘛。什么叫‘渗透’？一块干得裂了缝的稻田，如果不赶快放水让这干涸了的地渗透，你能有收成吗？‘水’从哪来？中国人浇不过来，外国人愿意帮忙，这虽不是源头，但却是活水呀！引进外资，把没有开发的地方开发出来，把濒临死亡的企业救活。就象您舅舅，工厂效益不好，他不贷款买车跑买卖，他那栋小洋楼能建得起来吗？有了钱就好办事，这是个二百五都知道的事，可是我们有很多聪明人都弄不明白，总是说邓小平如何如何。”
凤玲插话：“为什么会说他卖国呢？”
朝旭说：“我先打个比方，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或者别的什么国家的土地上，租人家的土地建一个工厂，或建几栋大楼，这个国家收了我们几十年的土地租金，能不能说这个国家就卖国了？”
凤玲说：“这应该不算卖国。”
朝斌大声说：“什么应该不算，就不是卖国！”
朝旭笑道：“同一个道理，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甚至是那些长期荒无人烟的土地上租一块地方，办工厂、搞实业，人家交上地租，按时纳税，还安排了一大批人就业，又怎么能叫卖国？”
凤玲说：“大家不是担心吗？”
朝旭严肃的说：“担心什么，真是杞人忧天。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主权是中国的，他能够把那块地，那栋房子搬走哇？”
朝斌说：“这些道理要给人们讲清楚嘛！我们学校的老师就不是这么说的，说和过去上海的什么‘法租界’、‘英租界’还不是一回事，还说什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朝旭说：“你们老师看来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满脑子的旧皇历，所以学生当然跟着起哄啦！儿子呀，不过有一点，你算是讲对了，要把道理给人们说清楚，包括老师都要定时培训，因为，他们手下有上千万天不怕地不怕的年青人啦！这个问题被忽略了。小平同志说过，是有个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民只可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时代应该结束了。为什么改革开放十几年了，对这个问题还是出现各执一端的现象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决策者们的意见不统一，阻碍了对正确理论的研究，论证和宣传；二、由于改革开放的时间还是不长，从实践到理论有个形成的过程。当这一过程尚未完成、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之前，宣传教育方面比较薄弱也是正常现象，你没看到，上上下下总认为话说多了会惹祸，哪个领导讲话，不是拿一叠事先准备好的稿纸，哪象我们今天这样，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啊！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还说‘如履薄冰’哩！”
凤玲说：“难怪有人说中国是羞羞答答搞改革，提心吊胆去开放罗！”
朝旭说：“奇怪吗？一点不奇怪。这样一种心态，符合中国的国情，这就叫怕担风险。有相当一部份人把守成理解为守旧，祖制不可动，动则离经叛道，在这些人看来，李世民是一代英主，凡是《贞观政要》似乎现在都必须遵行。毛泽东是一代伟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任何伟大的人物，都必然有历史的局限，受自身经历的影响和客观环境的限制，毛泽东大半生戎马生涯，满脑子的敌情观念，你不叫他想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当然感到其乐无穷。他老人家在诠释他的工作时下的定义是，‘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你看看，这就是时代的局限和个人经历的影响。尽管他的《论十大关系》对我国经济建设的论述非常精辟，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付诸实施的，因为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念念不忘’斗上。‘斗’在以前是敌情观念重，那么现在还强调‘斗’，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朝母：“是吗？干吗那么凶啊！”放下筷子，摸着孙子的后脑勺。
姑姑：“哟――！你说得也太玄乎了吧！凉嗖嗖的，那只有―”
凤玲：“听他瞎掰！他爸对他要求是严点儿，可从来手指尖儿，也没弹过他一下呢！夸大其词，凉嗖嗖的，还……。”
朝旭：“哈哈哈！今天要不是他娘给我作证，我这做父亲的也会在儿子面前，含冤莫白呀！不过呢！朝斌提醒了我，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单位，方法还是重要的。来！儿子啊！你是我的一言之师，我敬你一杯酒。”
朝斌端着一厅饮料，走到父亲跟前：“这还差不多！”
凤玲：“嗯――！放肆！”
朝母：“嗨！你就随他爷儿俩吧！”喝了口饮料，对朝旭“官大官小有啥！堂堂正正的做人就行了。”
朝旭：“妈说得是！心底坦然，比啥都好。”又对弟妹们“这些年，我悟出一个道理，不论是成了家，还是立了业，我们啦！即要听党的话，也要听母亲的话。”
朝母：“言重咯！你奉承我，我还是要说直话。你呀！也要多作点儿家务事儿，大男子主义，引响家庭关系――！”又对女儿：“你要多向你嫂子学着点儿，凤玲！就是着人喜欢。”
凤玲：“妈――！”
朝旭：“每次挨批评的总是我，如果在部队，朝斌他娘啦！肯定年年是五好战士啦！”
“哈哈哈！”
朝斌吃完饭便坐到沙发上看电视，中央台正报道海南开发洋埔的新闻。年仅十五岁的他，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爸爸，不解地问：“我们同学说，现在政府卖国，把海南的洋浦给卖给日本人了……”
“胡说！”朝旭一下从沙发上坐起来，瞪着朝斌吼道。
“这又不是我说的，干吗这么凶哪！”朝斌噘着嘴，看了一眼父亲，又扭头去盯着电视说。
“刚才还说什么听党的话，听奶奶的话，讲究方法，哼！”
朝旭喝了口酒，放下杯子，看着母亲笑了笑，低着头，感到很对不起孩子似的。
母亲看着儿子笑道：“父母在孩子面前说的话，就如领导在下属面前表的态一样，要作数。否则，就没威信。”
朝旭笑道：“妈说得是！言而无信，非君子。”
朝旭对母亲的尊重，与他对党的尊重一样。他的母亲是一位正直，善良且具有一定知识，素质较高的传统女性。在旧社会，吃了不少苦，对党和政府有深厚的感情，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十多年前已退休。老人常以正统的观念教育孩子们，不能忘本，要对得起国家，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咱这个家。”她不要求孩子们升官发财，只要求他们好好工作，堂堂正正的做人就行了。母亲的人品，对朝影响很大。他孝顺母亲的事，在机关也是有口皆碑。
这时，凤玲走了过来。
“就是嘛！凶什么凶？又没说你卖国，有话不能好好说？”又对朝斌“你爸是怕你到外面说错话，制止你不要乱讲了是应该的。”
朝旭也觉得自己太冲动了，吃完饭，放下碗筷，坐到沙发上，笑了笑，斜过身去拍了一下儿子的背，说：“对不起，爸爸刚才不是对你来的！”朝斌扭动一下肩膀，不高兴的说：“还当领导呢！不―讲―道―理―！”
朝旭也不生气，但较严肃地说：“好！好！爸爸给你讲道理，不过我先得警告你！”
朝斌迅速转过身来，惊异地看着父亲。
“从明天起，你不要去学校，也不要上街。”
“为什么――！”朝斌不懂。
朝旭说：“爸爸现在给你说，也算是给你补上一课吧！”
朝旭点燃一支烟，朝斌给他从书房里把茶端来，认认真真地坐在父亲对面听着。
朝旭讲的一些道理，朝斌从课堂上很少听到过，深入浅出，有时抑扬顿挫，他这是第一次听父亲给他如此系统地讲“大道理”，朝旭说：
……。
“中华民族饱经风霜，自二十世纪中叶摆脱外夷的控制后，中国人民才开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按说，中国的事情应该是好办的，地大物博，人民勤劳朴实。但是，又因为执政者一次又一次的失误，使得原本脆弱的国民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是比较落后的。原因是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总是停停打打，象一头被人摁住脑袋的牛，总也抬不起头来。前十几二十年，老百姓还不怎么反感，他们都拿旧社会作比较，容易满足，再加上解放不久，人们脑子里的敌情观念比较浓，唯恐人家再把胜利果实抢走。现在不同了，尤其是青年一代，对旧的一套越来越不满意，而国家的中上层决策者们，相当一部份人旧的框框较多，因循守旧，前怕狼后怕虎。改革已经搞了十几年了，应该看到它辉煌的前景了，可还是争论不休。比如说，反‘左’还是反‘右’？姓‘资’还是姓‘社’？要‘草’，还是‘苗’？‘民营’还是‘国有’？还有‘白猫黑猫’等等，长期争争吵吵。别的国家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而中国呢？绞尽脑汁搞斗争，三天两头搞运动，将大好的发展时机白白地丧失了。”
妻子凤玲插话说：“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哪一天不斗争，斗出瘾来了。好多人不斗不舒服，我们单位那个一把手就是靠斗败别人爬上来的，他有个外号叫‘斗（杜）主任’。他硬是改不了斗的本性，单位他是老大，没有竟争对手，按说他不应该斗了吧！不行，狗改不了吃屎，他要斗。先是挑动别人互相斗，他就坐山观虎斗，然后自己赤膊上阵亲自斗。从副手开刀，一直到下面各处长科长，个个斗遍，今天找个碴，明天抓件小事斗，斗得你蒙头转向。干部不理他，成了孤家寡人，他就抓着临时工斗，最后硬是把自己斗出一身病，他还不罢休，一边吃着药，一边还不停地斗。结果把个单位斗得一塌糊涂。”朝旭听了大笑，朝斌却有些不耐烦地说：
“行啦行啦，妈――！您别说啦，还是听爸说吧。”
凤玲看了朝斌一眼，又看了看朝旭说：“行――！妈说的没水平――！还是听你爸说吧！”
朝旭笑道：“你说得很好，斗来斗去，吵吵闹闹，结果使自己的元气大丧。斗瘾，也象毒瘾，所以说，斗，是一种中国制造的特殊鸦片。这种鸦片，在一般民众中有基础，主要是领导层。”
朝斌问父亲：“为什么硬要斗呢？当了领导更不要斗嘛！”
朝旭笑道：“爸爸不懂斗的艺术，但大体知道一些斗的原因。中国人有些话说绝了，比喻说，‘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就高度地概括了中国人从上到下斗的原因。具体说到领导层斗的原因多啦，争功诿过斗，嫉贤妒能斗，抢班夺权斗，唯我独尊斗，疑神疑鬼也斗等等等等，你翻开一部成语字典，几千条成语，其中有五分之一以上是讲‘斗’，那斗的词条，真叫随手拈来。所以中国最普及的还是斗争的学说。中国人在‘斗’字上，有一套外国人不可企及的完整理论，而在经济建设上，外国人却把中国人当成才上学的小孩。在部队的时候，我看到有两个四五岁的小孩吵架，一个小孩对另一个孩子说，‘我爸四个豆，’也就是四颗星，‘你爸才两个豆，我回家靠诉我爸整死你爸。’几岁儿童他就知道咋个斗法。”朝斌听得“哧哧”直笑。
“国家级的斗，斗一次，就丧一次元气，长期斗，那就是贫穷落后。现在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已步入电子时代，生产力发展突飞猛进，并在迎接第二次、第三次科学发展浪潮的时候，中国却还在解决温饱、摆脱贫困的窘境中徘徊。至今还有相当一部份刀耕火种的落后群体无人关心，却热忱于借助政治运动你搞我，我搞你。无休止的政治风潮，使人们无所适从，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在这个地球上几乎没有什么地位。如果再这样下去，要实现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目标，真是遥不可及？”
朝旭说着指了指电视：“这不？改革开放刚刚取得一些成效，又闹起来了。文化大革命耽搁了十几年，损失几千个亿，死了几百万人，还嫌不够，还要这么折腾下去，可悲唷！”
朝斌看着父亲，没有把握地说：“不吧！他们是反对外国人对中国经济的渗透吧？听说主要是征对邓小平来的。”
这一疑问很重要，朝旭觉得很有必要给儿子解释清楚。他平心静气地说：“对于这个问题你一定要有个清醒的认识。中国人有一个较普遍的毛病，就是吃不得三天饱饭，看不得人家发财。吃饱了就闹事，别人家富了就有鬼，要穷大家一起穷，心安理得又相安无事，多么愚昧之至。原因就是不出国门，不知外面的世界，夜郎自大。外国人怎么哪？人家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呢？打个电话要排队，还有些地方年初写封信，年底收不到，通讯极不发达，其他方面就更不用讲。引进国外技术，引进外国资本，加速中国建设有何不好？邓小平怎么哪？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历经磨难，他受的委屈够多的了。可他矢志不移，为什么？还不是想把中国建设好！他主张改革开放有什么不对？提出‘发展就是硬道理’又错在哪里？他以其雄才伟略，力排众议，推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是国富民强的大计，是高瞻远瞩的，已经给古老的中国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嘛。什么叫‘渗透’？一块干得裂了缝的稻田，如果不赶快放水让这干涸了的地渗透，你能有收成吗？‘水’从哪来？中国人浇不过来，外国人愿意帮忙，这虽不是源头，但却是活水呀！引进外资，把没有开发的地方开发出来，把濒临死亡的企业救活。就象您舅舅，工厂效益不好，他不贷款买车跑买卖，他那栋小洋楼能建得起来吗？有了钱就好办事，这是个二百五都知道的事，可是我们有很多聪明人都弄不明白，总是说邓小平如何如何。”
凤玲插话：“为什么会说他卖国呢？”
朝旭说：“我先打个比方，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或者别的什么国家的土地上，租人家的土地建一个工厂，或建几栋大楼，这个国家收了我们几十年的土地租金，能不能说这个国家就卖国了？”
凤玲说：“这应该不算卖国。”
朝斌大声说：“什么应该不算，就不是卖国！”
朝旭笑道：“同一个道理，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甚至是那些长期荒无人烟的土地上租一块地方，办工厂、搞实业，人家交上地租，按时纳税，还安排了一大批人就业，又怎么能叫卖国？”
凤玲说：“大家不是担心吗？”
朝旭严肃的说：“担心什么，真是杞人忧天。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主权是中国的，他能够把那块地，那栋房子搬走哇？”
朝斌说：“这些道理要给人们讲清楚嘛！我们学校的老师就不是这么说的，说和过去上海的什么‘法租界’、‘英租界’还不是一回事，还说什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朝旭说：“你们老师看来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满脑子的旧皇历，所以学生当然跟着起哄啦！儿子呀，不过有一点，你算是讲对了，要把道理给人们说清楚，包括老师都要定时培训，因为，他们手下有上千万天不怕地不怕的年青人啦！这个问题被忽略了。小平同志说过，是有个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民只可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时代应该结束了。为什么改革开放十几年了，对这个问题还是出现各执一端的现象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决策者们的意见不统一，阻碍了对正确理论的研究，论证和宣传；二、由于改革开放的时间还是不长，从实践到理论有个形成的过程。当这一过程尚未完成、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之前，宣传教育方面比较薄弱也是正常现象，你没看到，上上下下总认为话说多了会惹祸，哪个领导讲话，不是拿一叠事先准备好的稿纸，哪象我们今天这样，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啊！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还说‘如履薄冰’哩！”
凤玲说：“难怪有人说中国是羞羞答答搞改革，提心吊胆去开放罗！”
朝旭说：“奇怪吗？一点不奇怪。这样一种心态，符合中国的国情，这就叫怕担风险。有相当一部份人把守成理解为守旧，祖制不可动，动则离经叛道，在这些人看来，李世民是一代英主，凡是《贞观政要》似乎现在都必须遵行。毛泽东是一代伟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任何伟大的人物，都必然有历史的局限，受自身经历的影响和客观环境的限制，毛泽东大半生戎马生涯，满脑子的敌情观念，你不叫他想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当然感到其乐无穷。他老人家在诠释他的工作时下的定义是，‘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你看看，这就是时代的局限和个人经历的影响。尽管他的《论十大关系》对我国经济建设的论述非常精辟，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付诸实施的，因为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念念不忘’斗上。‘斗’在以前是敌情观念重，那么现在还强调‘斗’，情况就比较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