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是呀。”张学良点了点头，然后对我说道：“安德烈，我替东北军几十万将士感谢你。感谢你让他们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
“不要感谢我，感谢他们自己吧，那是他们应得的。”我摇头道。
“什么时候走？我去给你送行。”张学良道。
“不用了。你好好做你地少帅。我大概这个星期就回去了。”我看着他，心情复杂。
“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我沉声对张学良道。
“说吧。”张学良看着我笑了起来。
“你是个单纯的人。真的，和其他人相比，比如和那位蒋主席相比，你实在是太嫩了。我要告诉你地是，以后的日子里面，不要意气用事，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记住，你的依靠是东北的土地，是东北军，和东北军分开的那一天，就是你失去自由沦为阶下囚的那一天。这句话，我希望你能够记住。”看着张学良，我有千言万语，最后却根本说不出来。
“我记住了。”张学良点了点头。
“还有，不管什么时候，如果在国内呆不下去了。就去美国找我，有我在，绝对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我笑了起来。
“知道了。谁让我们是兄弟呢。”张学良破涕为笑，搂住了我的肩膀。
我们俩抬头看着星空。一边看，一边笑了起来。
“大哥。你知道吗，我的记忆里，小的时候，我也这么看过星星。有二哥鲍吉，也有大哥卡尔，但是现在，我根本记不清卡尔的面孔了，我们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面了。”我轻声说道。
张学良没有说话，他只是紧紧搂住我地肩膀。使劲拍了拍。
“安德烈。现在，你不是有大哥了嘛。”他的话。让我落下泪来。
11月7日。首映式的第二天。
我起得很晚，最后是被璇子的笑声吵醒的。
“哥，你赶紧起来，赶紧起来！”璇子跑到我的房间里面站在我的床前。
“小姐，你总得让我起床吧。”我揉了揉蓬松的眼睛然后指了指被子。
“起床呀。”璇子忽闪着大眼睛。
“璇子，我可是什么都没穿呢。”我笑道。
璇子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她已经十二三岁了，不是小女孩了。
“哥真坏！”她白了我一眼，把我地衣服拿过来放在床上，然后跑出去了。
穿好衣服，洗漱一番，然后走到客厅里面，就看见一帮人都在那里。
张石川、郑正秋、费穆、蔡楚生等等，每个人脸上都是微笑。
“怎么了这是？”我问道。
“老板，你看看报纸吧。”费穆把一叠报纸放在了我的跟前。
“报纸有什么好看的。”我坐下来，璇子给我倒了一杯茶。
“老大！报纸上可全部都是关于咱们电影的首映式地评论，现在外面整个中国都要沸腾了。”伯格的一句话，让我打了个激灵，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赶紧拿起报纸，果然上面铺天盖地全是关于《最后一个东北军》地报道。
确切地说，这些报道、评论，和美国对于电影的报道、评论很不一样。
或许因为文化的不同，美国对于电影的报道和评论，大多从文化和电影本身的艺术性分析，有的时候虽然也会牵扯到一些政治方面的事情，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少的。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人一向要求文以载道，所以对于任何一种事情来，都会提高深度，而这一次，对待《最后一个东北军》》的评论就显然属于此类。
《申报》这个中国一等一地大报，几乎一半地内容都在报道昨晚的首映式，头版头条地新闻标题是：《最后一个东北军》昨晚首映，蒋主席誓言中国人不是孬种。
接下来，文章里面的具体内容就的的确确是关乎政治地了：“《最后的一个东北军》，气势恢弘，悲壮无比，全面展现沈阳事变的全过程。尤其是我东北将士抗日之死斗，天地为之变色！昨晚地首映式，南京城陷入泪雨之中！蒋主席在首映时候。发表演说，称中国人不是孬种，守土之责，不可推卸。此等宣扬，是不是意味着东北一直以来不抵抗的局面将改变呢？倘若如此，实乃我国之大幸，我民之大幸也！”
接下来，《申报》用大量的内容报道了首映式的细节，更是全文刊登了对我的采访。
接着有跟着几个评论，这些评论一看就是他们的评论员写的。写的最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入手分析这部电影将会对今后地东北局势有什么影响，而对于电影本身，却说得很少。
《大公报》和《申报》相比，虽然报道也使偏向与政治化，但是对于电影本身也说了一点东西。
“《最后一个东北军》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显然里面的电影主体是真实的史料一样的现场纪录，那里面的很多画面，都是柯里昂先生和他的伙伴们冒着生命危险上火线拍摄下来的，此等之精神，让人钦佩。而我们，也有了机会看到那些英雄们，看到他们是那么的壮怀激烈！”
“这部电影，结结实实刺痛了所有中国人的神经。尤其是那些麻木不仁地人！振聋发聩之程度，创下了一个纪录。”
《大公报》的报道虽然有些笔墨集中到了《最后一个东北军》的身上。但是并没有说得太多。
而其他的报纸也都在大篇幅地讨论东北局势，随着这部电影地放映，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抗日高潮，可以说，《最后一个东北军》成为了一个导火索，里面地纪录的那些悲壮了镜头，几乎感动了每一个中国人，他们怀着一颗悲愤的心，开始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是地动山摇了。
而在这些报纸当中。也是有些文章集中讨论《最后一个东北军》在艺术上面的成就的，其中。夏衍就写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我是一个编剧，我最关心的自然是电影的故事怎么讲，对于电影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是这部电影地编剧，我要想拍摄这样地一部电影的话，很大程度上，我将无所适从，因为这部电影所要放映地东西，实在是太壮阔了。”
“战争、人性、艺术，这是这部电影最重要的三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哪怕是单独拍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就更不用说三者融为一体了。有宏大的战争，毫无疑问，战争应该是主体，但是如果这部电影中只有单纯的战争的话，那充其量就是一步战争片，或者是是一个军事纪录片，光有战争是不行的，还要有一些精神上的东西，在此基础上，还要涉及艺术！”
“这样的要求对于任何的编剧来说，都是十分困难的，基本上如果做到了这三者的完美统一，那无疑可以成为大师。”
“但是我们看到柯里昂先生把这部电影设计得浑然一体，极为成功。他以战争为主线，反应的是东北军和日军之间的殊死搏斗，这些搏斗，以东北军为主体，每一个镜头都选取得迁到好处，悲壮感人，可以说，这些镜头里面，几乎都包含着一种精神，誓死不屈的民族精神，这些镜头组合在一起，加上日军的衬托，一下子就把战争的大戏推到了一个高度。而在战争的戏里面，柯里昂先生并没有一律拍摄那种炮火连天两军交战的情景，他拍得很是丰富，有高级军官之间的争吵、战斗，也有普通士兵的，有个体，也有群体，里面的很多镜头，很多细节，闪闪发光，比如那些面对着镜头说话却在几分钟之后集体殉国的警察，比如米行里面那个死了之后依然面向日军阵地的士兵，比如十五岁的杨石头，等等等等，这些镜头，大大小小，形势各样，组合在一起，产生了巨大的感官效果。也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
“此外，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是，《最后一个东北军》中。最成功的一点是里面加入了一个虚构的线索，这个线索就是梁成、袁木、阿霞、阿凤等人地线索。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线索的话，整部电影的艺术魅力将大打折扣。如果说关于战争地正面展现是宏大的历史叙事的话，那么阿凤、袁木等人的这个线索，展现的却是战争之下，普通老百姓的精神历练。在战争面前，人性得到了沉重的拷问，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逃跑的田淑芳。奋勇抗日的梁成，坚韧地阿凤，由当初的软弱转变成坚强的袁木，可以说这个虚构线索的加入，成为这部电影最大的一个亮点！而从叙事学上来说，战争的各个场景如同一颗颗珍珠，每一个都十分的闪亮，但是无法有机组合在一起，但是有了则袁木、阿凤等人的这个线索，就如同有了一根红线。将这些珍珠穿成串，最后使得电影浑然一体！”
“我是个编剧，看到的只是《最后一个东北军》在编剧方面的好，当然。在其他方面，这部电影也都堪称杰作。柯里昂先生给我们中国电影人带来了诸多地启示。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从电影舶来中国之后，算一算也有几十年了，虽然我们也做出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为什么就没有能够产生出像这样不管在艺术性还是在思想上都炉火纯青的杰作呢？！不是我们的没有这个社会基础，论社会变迁，论文化，中国不比不比任何一个国家差，也不是我们没有这样地人才。事实上。好的中国电影人也是有地，更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先进的条件。柯里昂先生这次的拍摄几乎就没有拥到任何的先进机器。那是为什么呢，我有些想不通。”
“我所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的电影人遇到了这样的战争，亲身参与了这样的战争，他会拍出一部怎样的电影来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可以回答。按照我个人地感觉，中国地导演如果拍摄这样的电影，肯定会拍成炮火连天尸横遍野地百分之百的战争片，中国军队，个个英雄，日军则张牙舞爪凶神恶煞一般，黑白分明，善恶立现。中国人肯定会这么拍，拍得极为单调。”
“但是看看柯里昂先生的电影，我们看了之后，没有任何的单调感反而觉得里面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是血肉丰满，且不说那些抗日的将士，就说一说日本人吧，柯里昂先生并没有单单表现他们的凶恶，如果那样做，绝对是导演的艺术加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即便是十足的恶人，也是闪光点的。比如那个板垣征四郎，他是罪魁祸首，但是面对荣臻的尸体面对王以哲的尸体的时候，他还是内心震颤了，不仅没有让士兵破坏烈士的遗体，反而向他们鞠躬，这是十分好的处理，如果是中国导演，这样的镜头是不可能出现在电影里面的。其他的人物形象，也并不单单展现一个人的某一方面，而是全景式地展现他们内心的复杂变化，可以说，这部电影里面的每一个人都经过了一个思想上的成长史。这个我就不仔细去分析了。”
“《最后一个东北军》是一个杰作，它的导演虽然是柯里昂先生，但是这部电影可以视作中国电影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为我国的电影人竖立了一个标杆，指引我们以后的工作应该如何做。从这一点上看，我想我们应该好好感谢柯里昂先生。”
夏衍的这篇文章，很长，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夸夸其谈从各个方面入手，他仅仅只从编辑方面入手，但是却说得极为深刻，发人深省。他说的很多问题，连我在拍摄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我只是觉得那样拍效果会不错，但是经他这么一分析，的确是这样。
夏衍虽然只是一个编剧，但是在电影上的见解，显然是十分有远见的，让我很是佩服。
他的文章，也成为众多的电影中，给我留的印象最深的一篇。
光看这些评论，我就看了一上午，心情澎湃，而从收音机里面，我也已经了解到因为我的这部电影，中国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火药桶。
在北平。在南京，在上海，几乎到处都是游行的队伍。人们要求政府出兵，民众甚至自发地成立各种各样的抗战组织，并且踊跃捐款，形势已经被民众推倒了一个死战地方向！
对此，我很欣慰。
这一天的下午，我开始让霍尔金娜等人收拾行李。
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我要离开了。
得知我要走，南京方面赶紧拍人挽留，蒋中正甚至亲自打电话过来，我只得多留一天。
这天晚上。张学良和张作相等人过来找我。张学良邀请我到北平去一趟，被我婉言拒绝了。
“我地任务已经完成，我要回去了。”看着他，我笑了起来。
张学良愣了愣，他知道我去意已决。
“什么时候有空，再过来吧。”张学良道。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两个人默默抽烟，张学良对我道：“明天早晨，我也要回北平了。”
我抬起头，看着他。发现他的目光变得无比坚定起来。
“安德烈，我想通了，你说得对，我张学良不能做孬种。虽然我想给东北军将士减少损失，但是东北如果沦陷了。受苦的将是千千万万老百姓。”他的话，让我笑了起来。
“明天上午我也会离开这个城市，我不去送你了，到了北平之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