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谅和推翻元朝后，他将这两处后宫的许多漂亮女子纳为己有。除此之外，俞本《纪事录》还记载朱元璋一度曾与属下老婆私通，并生了个私生子：“故元帅韦德成妻美，上令移居后庭，通而生子，名曰朱生。”
虽然全力宣扬礼治，但为了弄到想要的女人，朱元璋并不顾忌什么礼法。《国初事迹》载：“太祖选宫人，访知熊宣使有妹年少，欲进之。员外郎张来硕谏曰：‘熊氏已许参议杨希圣，若明取之，于理不妥。’太祖曰：‘谏君不当如此！’令壮士以刀碎其齿。”也就是说，朱元璋听说熊宣使的妹妹漂亮，让人弄进宫来。员外郎张来硕劝谏他，说此女已经许配人家了，强取进宫，怕引起非议。这一番好心好意的劝谏，换来的是一顿酷刑，朱元璋命卫士把张来硕的牙都撬了下来。
然而另一方面，朱元璋又将底层文化中贱视女性的倾向发展到极致。
朱元璋特别看不起歌女娼妓之流，命令她们平时必须穿着标志身份的黑色衣饰。有一次，朱元璋赐傅友德宴，命叶国珍陪同，还拨了十多个歌妓供他们取乐。不料叶国珍喝了点酒，一高兴，命令歌妓穿上华丽衣服陪坐。朱元璋闻知，在拘执了叶国珍后，又将无辜的歌妓割去鼻尖陪绑：“赐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拨与歌妓十余人。太祖令内官觇视，后国珍令歌妓脱去皂冠、皂揩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太祖怒，令壮士拘执国珍，与妓妇连锁于马坊，妓妇劓去鼻尖。”
开国后朱元璋管理后宫规矩特别森严，自后妃以下至宫女，所有衣食、用具、金银钱帛等供应，要经过重重复杂的手续领取，如果径直到部里领取将处以死刑。宫人私递书信出外，将处以死刑。妃子宫人生病，必须由多人陪同，在重重手续之后才能医治。如果是晚上得了急病，只能派人把症状转告给太医开方，绝不准医生入宫诊治，否则必死无疑。为了抑制宫女的生理需求，传说朱元璋还曾对宫女们施以幽闭之刑。《耳谈》载：“传谓男子宫刑，妇人幽闭，皆不知幽闭之义。今得之，乃是于牝（阴户）去其筋，如制马、豕之类，使欲火消减。国初常用此，而女往往多死，故不可行也。”
除了对结发妻子马皇后一直保持着尊重以外，朱元璋对其他宫人妃子，稍有不满，就举起屠刀。《纪事录》载，洪武年间宫廷内有大量浣衣罪妇，专门为宫内人服务。有一次朱元璋听说她们中间有人与外面相勾结通消息，遂将五千多人包括看守她们的守门人都剥了皮：“上疑其通外，将妇女五千余人，俱剥皮贮草以示众，守门宦者如之。”甚至对那些服侍他多年的妃子，也不例外。
有一次太监在御河中发现了一个堕胎的婴儿，朱元璋怀疑是楚王朱桢之母胡充妃（即那位被他强逼成婚的胡氏）所为，遂亲手持刀将她砍死，然后把尸体扔到荒郊野外，听任野狗啃食。楚王闻听，千里迢迢奔丧来到京师，到处寻找母亲的尸体也没找到，最后只好拿着母亲生前用过的一条练带回去了。
另一次，朱元璋因为一件小事，大发雷霆，鲁王之母郭宁妃、唐王之母李贤妃和伊王之母葛丽妃三位地位很高的妃子同时被杀死，朱元璋还不解气，命人将三具尸体混装在一个大筐中，胡乱埋于太平门外。事情过后，静下心来，朱元璋又有些后悔，命人把妃子挖出来正式安葬，不料天气炎热，挖出的三具尸体已经腐烂，分不清谁是谁，只好在尸坑上面堆了三个坟丘了事。
即使是备受朱元璋宠爱的妃子，下场也很悲惨。除马皇后外，朱元璋诸妃中地位最高的是李淑妃，她不但为他生下了太子朱标，而且为人“事上有礼，抚下有恩，遇事有断”，既有德又有才，成为朱元璋的贤内助，帮朱元璋把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备受朱元璋的信任与喜爱。
洪武三十年十二月，朱元璋得了一场重病，病状十分凶险，他自己以为这次肯定熬不过去了，派人把李淑妃叫到病床前，对她说：你跟随我超过了一纪（十二年，指她被册封为淑妃、摄六宫事以来的时间），朝夕在左右侍候，费心用力。你去见见两位哥哥，尽尽骨肉同胞的情谊吧！
李淑妃一听马上明白，这是叫她死在朱元璋前头。独获此“殊恩”，原因很简单，因为她过于有能力，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她会干政。精明强干的李淑妃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泣拜道：“臣妾知道了，死就死吧，何必见兄长呢！”说罢回宫上吊自杀了。
然而除掉了李淑妃之后，朱元璋经过治疗，却又恢复了健康。朱元璋抚着李淑妃的尸体放声大哭，把李淑妃的两个哥哥叫到跟前说：“朕不是不知道你们的妹妹贤明，只是担心她日后会演出武后之祸，只得抑制自己的感情叫她这样做，千万不要以为朕是个寡恩薄德的人。”好在李淑妃只不过是早死了一年，一年多后，朱元璋就寿终正寝。即使一年多前不死，她也断然逃不过朱元璋去世后的大殉葬。
第四节 殉葬制度的终结
朱元璋创下殉人之例，后代帝王只能谨遵。明成祖死后，殉葬的妃嫔三十余人。明仁宗死后有五个妃子殉葬，宣宗死后有十人殉葬。至于景帝，史书上仅记载“诸妃嫔唐氏等”殉葬，具体人数不明。五个皇帝加起来，殉葬妃嫔总数估计在一百人左右。
不光皇帝，连诸王对这一祖制也都亦步亦趋。《明史》诸王传中载，朱元璋第二子秦王死时，“王妃皆殉”。周宪王朱有炖是朱元璋之孙，正统四年临死前上奏表示身后务从俭约，故明英宗特命“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谁料未等圣旨传到，王妃巩氏和施氏等六夫人已经同日殉身。英宗无奈，只能表彰她们的“贞烈”、“贞顺”。
为了对殉葬者有所补偿，朝廷会给那些地位比较高的殉葬者的亲戚一些优恤。《明史・后妃传》载：“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世袭锦衣卫千百户，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三宗皆然。”
明代的人殉制度终结于明英宗朱祁镇。他在临终之前，曾留下了这样的遗嘱：“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
朱元璋的这个后代能作出如此英明的决定，有两个特殊原因。一个是明英宗是一个历遭忧患的皇帝。他曾遭土木堡之变，又被自己的弟弟景帝软禁多年，这不同寻常的经历使他比一般一帆风顺的帝王更敏感于人情冷暖，更重感情。第二个是明英宗与钱皇后感情极深，钱皇后在明英宗危险中时，曾经“夜哀泣吁天，倦即卧地，损一股。以哭泣复损一目”。明英宗被软禁时，钱皇后陪伴他度过了艰难时光。“英宗在南宫，不自得，后曲为慰解。”“闻英宗为太上时，钱后至手作女红卖，以供玉食。”
由于钱皇后没生儿子，在内宫斗争中地位一度岌岌可危。明英宗临终时“口占遗命，定后妃名分，勿以嫔御殉葬，凡四事，付阁臣润色”。并特别嘱咐“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这显然是担心自己死后，后宫中有人逼钱皇后自杀殉葬。英宗结束人殉制度，一个直接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皇后。
不论如何，这项决定顺应天理人心，受到万民欢迎，公布之后，许多大臣甚至感动到流泪，“时读竟，涕下，悲怆不自胜”。后世史家对此举更是不吝赞美之词，说“英宗独见，罢免此举，遂破千古迷谬，视唐宗命孟才人先效死于生前者，圣愚奚啻千里”。中国历史上意外复活的野蛮殉葬制度终于被画上了句号。
第五节 大明：退化的朝代
如同使殉葬制度返祖一样，从世界史视角观察，朱元璋的出现使中国社会体制和政治文明都出现了重大退化，导致中国从明代开始与世界文明主流反向行进，永远失去了在人类文明中的领先地位。
十四世纪的明朝，与欧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十四世纪的欧洲特别不幸：黑死病扫荡了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欧动荡不已的“百年战争”也始于这个世纪，因此人们称这是欧洲的“黑暗时代”。而在中国，朱元璋却缔造了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华胄重光”，生产恢复，东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
然而在一治一乱的表象下面，却涌动着两股方向相反的历史暗流。
在欧洲大陆，从十四世纪起，漫长的死气沉沉的中世纪统治开始支离破碎。由于教皇和国王们忙于争权打仗，无暇管理地方事务，许多城市从封建统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独立。这些城市居民们集资向国王们购买了自治权，可以组织自己的市政厅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当时的一句俗话所说，“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城市里，人们不再向国王贵族们卑躬屈膝，他们投身于商业和企业，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为自己创造财富，用财富来建立自信。“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任何地区所没有的。”这些城市的本质就是一个大公司。“所有的商业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商业船只也就是海军。”这些城市一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立之后十二年的1380年，威尼斯打败热纳亚，成为欧洲海上霸主。
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像霉菌一样逐渐生长，很快摧垮了日趋腐烂的旧体制，使欧洲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却进行着相反的事情。朱元璋的社会理想，颇具乌托邦精髓。他统治的原则就是全面的社会控制，把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以彻底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朱元璋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村庄，取消了多元和层级发展的可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如果把异族建立的元朝视作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意外，那么作为一个汉人政权，朱元璋直接继承的是宋代，朱元璋自己也宣称他的奋斗目标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然而明朝和宋朝的基本走向，却是恰恰相反的。
宋朝是一个非常富于“现代”因素的朝代。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极盛出现在唐朝，而宋朝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衰弱的朝代。然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唐朝与宋朝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拿国家财政收入来比较，宋朝国家财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额的三倍。
更具说服力的是财政收入的构成。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农业税是国家收入的主体，而宋朝时，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70%，农业税只占30%。这说明宋朝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对农民剥削，而是由于工商业繁荣、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孙基隆在《鸟瞰中国千年史》中说，宋朝钢铁工业高度发达，大型企业通常会雇佣数百名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厂聘用工人数多达八千人。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年为例，达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
宋朝采矿业发达，信州铅山的一个铜矿就有十余万矿工。煤已经成为首都的主要能源。“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除此之外，宋代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长江两岸，货栈林立，广州、泉州和福州的商船远航阿拉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作为经济发达的一个标志，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十倍以上。宋神宗时年铸币量五百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不过三十二万贯。宋朝还发明了纸币，出现了银行和支票这类非常“现代”的金融工具。
网络作者“Jiangpub”在流传极广的一篇文章《中国的大宋，世界的美国》中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王安石则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对全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专家。
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朝以巨大的财政收入供养数量众多的军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等等，宋代的中国都已经出现，比西方提早了至少五百年。
美国比较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
“本书的假设是：
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
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在“现代”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实现了突破。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大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里，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生活气息和个人尊严意识。
然而，朱元璋创造的明朝却在宋朝的坐标下实现了全面大跃退。明史学家黄仁宇说，“明朝之采取收敛退
虽然全力宣扬礼治，但为了弄到想要的女人，朱元璋并不顾忌什么礼法。《国初事迹》载：“太祖选宫人，访知熊宣使有妹年少，欲进之。员外郎张来硕谏曰：‘熊氏已许参议杨希圣，若明取之，于理不妥。’太祖曰：‘谏君不当如此！’令壮士以刀碎其齿。”也就是说，朱元璋听说熊宣使的妹妹漂亮，让人弄进宫来。员外郎张来硕劝谏他，说此女已经许配人家了，强取进宫，怕引起非议。这一番好心好意的劝谏，换来的是一顿酷刑，朱元璋命卫士把张来硕的牙都撬了下来。
然而另一方面，朱元璋又将底层文化中贱视女性的倾向发展到极致。
朱元璋特别看不起歌女娼妓之流，命令她们平时必须穿着标志身份的黑色衣饰。有一次，朱元璋赐傅友德宴，命叶国珍陪同，还拨了十多个歌妓供他们取乐。不料叶国珍喝了点酒，一高兴，命令歌妓穿上华丽衣服陪坐。朱元璋闻知，在拘执了叶国珍后，又将无辜的歌妓割去鼻尖陪绑：“赐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拨与歌妓十余人。太祖令内官觇视，后国珍令歌妓脱去皂冠、皂揩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太祖怒，令壮士拘执国珍，与妓妇连锁于马坊，妓妇劓去鼻尖。”
开国后朱元璋管理后宫规矩特别森严，自后妃以下至宫女，所有衣食、用具、金银钱帛等供应，要经过重重复杂的手续领取，如果径直到部里领取将处以死刑。宫人私递书信出外，将处以死刑。妃子宫人生病，必须由多人陪同，在重重手续之后才能医治。如果是晚上得了急病，只能派人把症状转告给太医开方，绝不准医生入宫诊治，否则必死无疑。为了抑制宫女的生理需求，传说朱元璋还曾对宫女们施以幽闭之刑。《耳谈》载：“传谓男子宫刑，妇人幽闭，皆不知幽闭之义。今得之，乃是于牝（阴户）去其筋，如制马、豕之类，使欲火消减。国初常用此，而女往往多死，故不可行也。”
除了对结发妻子马皇后一直保持着尊重以外，朱元璋对其他宫人妃子，稍有不满，就举起屠刀。《纪事录》载，洪武年间宫廷内有大量浣衣罪妇，专门为宫内人服务。有一次朱元璋听说她们中间有人与外面相勾结通消息，遂将五千多人包括看守她们的守门人都剥了皮：“上疑其通外，将妇女五千余人，俱剥皮贮草以示众，守门宦者如之。”甚至对那些服侍他多年的妃子，也不例外。
有一次太监在御河中发现了一个堕胎的婴儿，朱元璋怀疑是楚王朱桢之母胡充妃（即那位被他强逼成婚的胡氏）所为，遂亲手持刀将她砍死，然后把尸体扔到荒郊野外，听任野狗啃食。楚王闻听，千里迢迢奔丧来到京师，到处寻找母亲的尸体也没找到，最后只好拿着母亲生前用过的一条练带回去了。
另一次，朱元璋因为一件小事，大发雷霆，鲁王之母郭宁妃、唐王之母李贤妃和伊王之母葛丽妃三位地位很高的妃子同时被杀死，朱元璋还不解气，命人将三具尸体混装在一个大筐中，胡乱埋于太平门外。事情过后，静下心来，朱元璋又有些后悔，命人把妃子挖出来正式安葬，不料天气炎热，挖出的三具尸体已经腐烂，分不清谁是谁，只好在尸坑上面堆了三个坟丘了事。
即使是备受朱元璋宠爱的妃子，下场也很悲惨。除马皇后外，朱元璋诸妃中地位最高的是李淑妃，她不但为他生下了太子朱标，而且为人“事上有礼，抚下有恩，遇事有断”，既有德又有才，成为朱元璋的贤内助，帮朱元璋把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备受朱元璋的信任与喜爱。
洪武三十年十二月，朱元璋得了一场重病，病状十分凶险，他自己以为这次肯定熬不过去了，派人把李淑妃叫到病床前，对她说：你跟随我超过了一纪（十二年，指她被册封为淑妃、摄六宫事以来的时间），朝夕在左右侍候，费心用力。你去见见两位哥哥，尽尽骨肉同胞的情谊吧！
李淑妃一听马上明白，这是叫她死在朱元璋前头。独获此“殊恩”，原因很简单，因为她过于有能力，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她会干政。精明强干的李淑妃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泣拜道：“臣妾知道了，死就死吧，何必见兄长呢！”说罢回宫上吊自杀了。
然而除掉了李淑妃之后，朱元璋经过治疗，却又恢复了健康。朱元璋抚着李淑妃的尸体放声大哭，把李淑妃的两个哥哥叫到跟前说：“朕不是不知道你们的妹妹贤明，只是担心她日后会演出武后之祸，只得抑制自己的感情叫她这样做，千万不要以为朕是个寡恩薄德的人。”好在李淑妃只不过是早死了一年，一年多后，朱元璋就寿终正寝。即使一年多前不死，她也断然逃不过朱元璋去世后的大殉葬。
第四节 殉葬制度的终结
朱元璋创下殉人之例，后代帝王只能谨遵。明成祖死后，殉葬的妃嫔三十余人。明仁宗死后有五个妃子殉葬，宣宗死后有十人殉葬。至于景帝，史书上仅记载“诸妃嫔唐氏等”殉葬，具体人数不明。五个皇帝加起来，殉葬妃嫔总数估计在一百人左右。
不光皇帝，连诸王对这一祖制也都亦步亦趋。《明史》诸王传中载，朱元璋第二子秦王死时，“王妃皆殉”。周宪王朱有炖是朱元璋之孙，正统四年临死前上奏表示身后务从俭约，故明英宗特命“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谁料未等圣旨传到，王妃巩氏和施氏等六夫人已经同日殉身。英宗无奈，只能表彰她们的“贞烈”、“贞顺”。
为了对殉葬者有所补偿，朝廷会给那些地位比较高的殉葬者的亲戚一些优恤。《明史・后妃传》载：“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世袭锦衣卫千百户，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三宗皆然。”
明代的人殉制度终结于明英宗朱祁镇。他在临终之前，曾留下了这样的遗嘱：“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
朱元璋的这个后代能作出如此英明的决定，有两个特殊原因。一个是明英宗是一个历遭忧患的皇帝。他曾遭土木堡之变，又被自己的弟弟景帝软禁多年，这不同寻常的经历使他比一般一帆风顺的帝王更敏感于人情冷暖，更重感情。第二个是明英宗与钱皇后感情极深，钱皇后在明英宗危险中时，曾经“夜哀泣吁天，倦即卧地，损一股。以哭泣复损一目”。明英宗被软禁时，钱皇后陪伴他度过了艰难时光。“英宗在南宫，不自得，后曲为慰解。”“闻英宗为太上时，钱后至手作女红卖，以供玉食。”
由于钱皇后没生儿子，在内宫斗争中地位一度岌岌可危。明英宗临终时“口占遗命，定后妃名分，勿以嫔御殉葬，凡四事，付阁臣润色”。并特别嘱咐“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这显然是担心自己死后，后宫中有人逼钱皇后自杀殉葬。英宗结束人殉制度，一个直接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皇后。
不论如何，这项决定顺应天理人心，受到万民欢迎，公布之后，许多大臣甚至感动到流泪，“时读竟，涕下，悲怆不自胜”。后世史家对此举更是不吝赞美之词，说“英宗独见，罢免此举，遂破千古迷谬，视唐宗命孟才人先效死于生前者，圣愚奚啻千里”。中国历史上意外复活的野蛮殉葬制度终于被画上了句号。
第五节 大明：退化的朝代
如同使殉葬制度返祖一样，从世界史视角观察，朱元璋的出现使中国社会体制和政治文明都出现了重大退化，导致中国从明代开始与世界文明主流反向行进，永远失去了在人类文明中的领先地位。
十四世纪的明朝，与欧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十四世纪的欧洲特别不幸：黑死病扫荡了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欧动荡不已的“百年战争”也始于这个世纪，因此人们称这是欧洲的“黑暗时代”。而在中国，朱元璋却缔造了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华胄重光”，生产恢复，东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
然而在一治一乱的表象下面，却涌动着两股方向相反的历史暗流。
在欧洲大陆，从十四世纪起，漫长的死气沉沉的中世纪统治开始支离破碎。由于教皇和国王们忙于争权打仗，无暇管理地方事务，许多城市从封建统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独立。这些城市居民们集资向国王们购买了自治权，可以组织自己的市政厅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当时的一句俗话所说，“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城市里，人们不再向国王贵族们卑躬屈膝，他们投身于商业和企业，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为自己创造财富，用财富来建立自信。“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任何地区所没有的。”这些城市的本质就是一个大公司。“所有的商业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商业船只也就是海军。”这些城市一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立之后十二年的1380年，威尼斯打败热纳亚，成为欧洲海上霸主。
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像霉菌一样逐渐生长，很快摧垮了日趋腐烂的旧体制，使欧洲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却进行着相反的事情。朱元璋的社会理想，颇具乌托邦精髓。他统治的原则就是全面的社会控制，把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以彻底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朱元璋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村庄，取消了多元和层级发展的可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如果把异族建立的元朝视作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意外，那么作为一个汉人政权，朱元璋直接继承的是宋代，朱元璋自己也宣称他的奋斗目标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然而明朝和宋朝的基本走向，却是恰恰相反的。
宋朝是一个非常富于“现代”因素的朝代。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极盛出现在唐朝，而宋朝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衰弱的朝代。然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唐朝与宋朝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拿国家财政收入来比较，宋朝国家财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额的三倍。
更具说服力的是财政收入的构成。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农业税是国家收入的主体，而宋朝时，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70%，农业税只占30%。这说明宋朝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对农民剥削，而是由于工商业繁荣、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孙基隆在《鸟瞰中国千年史》中说，宋朝钢铁工业高度发达，大型企业通常会雇佣数百名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厂聘用工人数多达八千人。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年为例，达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
宋朝采矿业发达，信州铅山的一个铜矿就有十余万矿工。煤已经成为首都的主要能源。“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除此之外，宋代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长江两岸，货栈林立，广州、泉州和福州的商船远航阿拉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作为经济发达的一个标志，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十倍以上。宋神宗时年铸币量五百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不过三十二万贯。宋朝还发明了纸币，出现了银行和支票这类非常“现代”的金融工具。
网络作者“Jiangpub”在流传极广的一篇文章《中国的大宋，世界的美国》中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王安石则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对全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专家。
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朝以巨大的财政收入供养数量众多的军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等等，宋代的中国都已经出现，比西方提早了至少五百年。
美国比较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
“本书的假设是：
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
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在“现代”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实现了突破。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大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里，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生活气息和个人尊严意识。
然而，朱元璋创造的明朝却在宋朝的坐标下实现了全面大跃退。明史学家黄仁宇说，“明朝之采取收敛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