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前的供品都看不住，害得我跟着挨骂，实在可恨！于是拿了支秃笔，在伽蓝菩萨塑像的背后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发去三千里”，意思是说将伽蓝菩萨充军发配三千里。少年朱元璋性格中强悍泼辣的一面，在这些细节中被保留下来。
谁曾想这半饥半饱挨打受累的日子，后来想起来居然也成了甜蜜的回忆。不久全县大饥，寺庙里的粮仓也迅速空了下去。第五十一天，老和尚把几个和尚叫到一起，宣布粮食已尽，只好封仓，叫大家各谋出路。
对朱元璋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乞讨了。因为虽然当了五十天和尚，但还没来得及学习念经做佛事，别无谋生手段。寺院生活唯一的收获是把他从一个农民变为流丐的时间推迟了五十天，而且还给了他一套比一般乞丐体面一点的行头：一套僧装，一个木鱼，一只瓦钵。一般的乞丐叫“要饭”，他则可以聊以自慰地称为“化缘”。名目虽异，内容则一。
虽然是自学成材，但朱元璋的诗文通脱自然、朴茂雄强，颇有可观之处，请看他是如何在《皇陵碑》中描述自己的三年流浪的：
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若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这一百二十字，是关于朱元璋流浪生涯的唯一记载。文词直白，情辞并茂。把少年朱元璋流浪路上的形单影只、艰苦悲凉表现得相当动人。可惜，相对于流浪生涯对朱元璋一生轨迹的重要性，这一百余字无疑是太寥寥了。
我们必须在这一百二十字之上深入探索，来推断这三年风雨对他的影响。
当朱元璋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罐，走出皇觉寺破败大门的那一刻，世界在他眼里变了。在此之前，他朱元璋是被许多套定位系统牢牢定位在大元社会的一个细胞：不论是户籍本，家谱册，还是和尚度牒，都表明他是被这个社会牢牢控制着和规定着的。他是大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的一个男丁，是朱氏和陈氏家族亲戚网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结点，经纬分明、一目了然。他的未来生活本来恪守三纲五常，乡规民约，信奉鬼神，尊敬长上，安分守法，勤苦成家，春种秋收，娶妻生子，生老病死。
可是，因为这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他身上所有的锁链都被扯断了。
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亲戚关系都被割断了，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官府不再管他，甲长不再管他，甚至现在连寺庙也不再管他，平生第一次，他一无所属，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定位。
现在，展现在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护，他就像一只断了缆绳的小船，任何一个大浪打来，都有可能吞没他。他深知，从此之后，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了。
他沿着乡村小路，一直向南走去。老和尚说南边年景好点。路边的景色变得越来越陌生，经过一个大村子，他挑了一家高门大户的院子，有点胆怯地扣动了门环。
第四节 三年江湖路
可以想见，从一个重信誉、好面子的农民家庭出来的孩子，第一次向人家开口要饭要突破多大的心理障碍。
老半天，门开了，门里人探头看了一眼，不耐烦地“咣”的把门又关上了。朱重八心里一凉。正当他犹豫不决转身要走的时候，门又开了一条缝，一只拿着勺子的手伸了出来。重八赶紧把瓦钵伸过去，勺子一倾，一把生了虫子的糙米哗哗滑落：“今天已经过去三个化缘的了，就这点了，快走吧！”
中午，朱元璋就在村边的破庙里找几块石头，支上瓦钵，倒上水，把这把米煮得半生不熟，勉强填了填肚子。
艰苦的流浪生活就此开始了。他先是向南一直走到合肥，接着又往西走到河南固始。随后的几年中，他又相继流浪到河南信阳、临汝，往东折向河南淮阳，经河南鹿邑、安徽亳县，又回到过安徽阜阳。一路跋山涉水，云水飘扬。可以想见，一个十七岁的孩子的乞讨路上会品尝到多少常人体会不到的饥饿、孤独和艰辛。他吃过大户善人施舍的白面馒头，也曾吃过草根、野菜。他住过高门大户的下人房，住过村边的破庙，也曾经睡在山洞山崖，睡在雪地里风雨中，天为幕地为席。他一路念过佛号，也帮人打过短工。在许多城镇里他和乞丐们打过架，有的时候，他也曾加入当地丐帮。在实在饥饿难耐的时候，他有几次还做过小偷，趁农忙村民们都下地的时候，跳墙进入人家家里，偷厨房的食物，柜里的银钱，也偷院里的鸡鸭。
传说深秋的一天，朱元璋走到一个叫剩柴村的地方，已经几天水米没沾牙，忽然在村边发现了一棵柿子树，上面挂着好些霜打过的红柿子。他攒起最后的力量，爬上树去，一口气吃了十几个，总算活了下来。发迹之后，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朱元璋带领大军又一次路过这里，发现这棵柿子树还在。朱元璋不禁感慨万端，下马抱树痛哭，又脱下自己的红袍，披在树上，说：“封尔为凌霜侯！”
朱重八三年游荡，相当于在社会大学读了三年书。由于悟性高，他的成绩也非常出色。经过最初的不适应，他已经成了流浪的老手。这种生活让他大开眼界。
和平静的孤庄村比起来，外面的世界实在是太复杂、太庞大、太繁华了。他见到了在孤庄村里无论如何不可能见到的社会万象。
元末人口日益繁盛，政府统治力下降，社会越来越呈现多元化，世相越来越纷繁。仅就骗子来说，就多如牛毛。如今中国社会上的种种骗术，千百年前就已经流行在江湖。元代文献记载过于简略，我们可以引用《武林旧事》所载宋代市井情形来参照一下：
商业繁华之区，人口密集，游手好闲的人，实在太多了。有所谓美人局（以妓女为姬妾，诱引少年人），柜坊路局（以赌博游戏结党等手法骗钱），水功德局（以求官、觅举、恩泽、迁转、讼字、交易等为名，假借声势，脱漏财物），不一而足。又有买卖物货，以伪为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以致顽徒如“拦路虎”“九条龙”之流，尤为市井之害。
三年行走于险恶的江湖，朱元璋对中国的社会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时，他认识了善良、慷慨，也见识了冷酷、邪恶，领略了勇敢、义气，也见到了苟且、堕落。三年流浪，让他对人性有了深刻的认识。
在朱元璋晚年，他颇为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们说：我“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这知人的本领，相当程度上就是三年江湖中历练出来的。
江湖深刻地改变了他的性格。走出孤庄村时，虽然已经表现出与一般孩子不同的胆大聪明，他本质上毕竟还是一个质朴的农村少年。流浪生活大大损坏了他的道德素质。对天天都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他来说，活着就是目的，吃饱就是价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用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了流浪儿的生命哲学。只要能弄到吃的，什么事他都做过。他抢过比他更饥饿的人的粮食，替人背过尸体，甚至掘过坟盗过墓。长时间的混迹江湖，使朱元璋习惯了原本不可想象的偷盗和欺骗。
他从一个逆来顺受的、习惯于被动的农民，变成了一个大胆狡黠的野兽。走出了孤庄村，他的生活第一课就是敢于冒风险。如果不是几次在关键的时候偷到了吃的，他早就饿死在流浪路上。在机会和风险面前，如果不采取主动，就得付出惨重代价。他曾经多次和街头的乞丐们打过架，很多时候是一对多。在这种情况下，关键时刻那股不要命的狠劲救了他。三年下来，冒险精神就成为他性格特征的一部分。在机会面前，他反应敏捷，富于主动精神和进攻性。因为他知道，被动就等于死亡。
他从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变成了把人不当人的冷酷无情的人。生活的苦难早已磨钝了人们的痛感神经。而江湖上历来崇拜暴力，江湖上的英雄是杀人不眨眼的黑社会老大。江湖经历使他明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生存，心一定要硬，要冷，要狠。“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经历过多次惨痛教训后的他认定，只有那些最狠毒的人，才能在恶性生存竞争中抓住也许是唯一的机会。从外面的世界回到孤庄村，人们发现，这个少年已经长成了成人，眼睛里的热情、天真不见了，却多了一丝人的阴凉之气。用史书上的话来说就是“志意廓然，人莫能测”。
第五节 从一介顺民到狡猾野兽
从卑贱的贫农到高贵的天子，其过程并不像苹果由青变红那么简单。淮河南岸那间塌了顶的茅草房和南京城内金碧辉煌的奉天殿，这之间的距离对朱重八来说遥远得要以光年计。如果说，那个聪明伶俐的穷孩子朱重八是块品位不错然而却深埋于穷山僻野的铁矿石的话，那么，有那么几个机缘使这块原本极为普通的矿石变成了特种钢材：元末的社会动荡如同一场大地震，把这块矿石从地底颠簸出来。三年流浪生涯，把这个本分的农民孩子从一块土坷垃似的矿石炼成了一块乌黑的生铁，身体与心灵同样变得坚硬冷酷。而随后的多年战争，则似血与火的熔炉，让朱元璋百炼成钢。
对朱元璋个人来说，从赤贫到天子的奇迹发生在他身上是一件极端得几乎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一万种机缘巧合在一起，才造就了他这位布衣天子。然而，对中国历史来说，从流氓到开国天子，却几乎是一个规律。光辉灿烂的数千年历史中，那些丰功竣德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和北魏隋唐等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开国皇帝以外，几乎都是出身江湖。
惊讶吗？这就是事实。如果熟读的话，中国历史会经常给人这种出人意表的结论。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王学泰在《游民与中国社会》中为我们举了这样几个例子：
汉高祖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就像司马迁那部文笔生动的《史记》中记载的那样：（高祖）从小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成年后，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们勾肩搭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没钱，便跑到酒铺赖酒喝。
刘邦的本家刘备是个织席小贩，没什么文化。“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其素质作为颇类当今黑社会小头目，故能结识关张，共同起事。
南朝的第一个开国皇帝刘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卖鞋为业。为人剽悍，仅识文字，因好赌而破家，落魄至极”。
五代时五个开国皇帝均为流氓兵痞出身。十国的开国之君也大半如此，比如前蜀皇帝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吴越王钱“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业”。
正史对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出身多有掩饰，其实他亦出身游民，其父流浪于杜家庄，做了当时谁都瞧不起的倒插门女婿。匡胤少而流浪四方，从军后才渐渐发迹。
……阅读这些开国皇帝的传记，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到皇帝的路途中，都有一个流氓化或流民化的过程。
因此，三年流浪对未来的皇帝朱元璋来说，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是朱元璋生命中的大关节，是他从赤贫到皇帝必须经过的一道手续，一次培训，一次考试。从农民到游方僧的变化，不仅仅是衣着的改变，而且是一次心灵的质变：从老实巴交的农民变成胆大妄为的流氓。流氓是皇帝的蛹。
中国的顺民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物种。中国历代农民是被无数条绳索牢牢捆缚在土地上的。各级官僚的层层控制、宗族制度的严密约束、乡规民约的不断教化，以及除土地之外没有谋生的空间，使农民们如同树木一样，生长在土地上，每年结出果实，供官府摘取。由于历代不断进化的愚民统治，他们目光短浅、头脑封闭、因循守旧。他们怕皇帝，怕官吏，怕暴力，怕鬼神，他们什么都怕。他们没有进取精神，总是被动承受命运。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对那时中国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人在任何不合理的现象面前都选择了忍耐。“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亚瑟・史密斯《中国人气质》）因此，指望这些被摘取了头脑和爪牙的驯服动物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重新长出牙齿和利爪，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砍断他们身上的条条绳索，把他们放逐到正常社会之外，放逐到皇权、族权、三纲五常的教化之外，让他们在风雨冰霜中重新披上鳞甲，恢复原始野性。而历代无能的统治者正是在不断地做这样的事。他
谁曾想这半饥半饱挨打受累的日子，后来想起来居然也成了甜蜜的回忆。不久全县大饥，寺庙里的粮仓也迅速空了下去。第五十一天，老和尚把几个和尚叫到一起，宣布粮食已尽，只好封仓，叫大家各谋出路。
对朱元璋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乞讨了。因为虽然当了五十天和尚，但还没来得及学习念经做佛事，别无谋生手段。寺院生活唯一的收获是把他从一个农民变为流丐的时间推迟了五十天，而且还给了他一套比一般乞丐体面一点的行头：一套僧装，一个木鱼，一只瓦钵。一般的乞丐叫“要饭”，他则可以聊以自慰地称为“化缘”。名目虽异，内容则一。
虽然是自学成材，但朱元璋的诗文通脱自然、朴茂雄强，颇有可观之处，请看他是如何在《皇陵碑》中描述自己的三年流浪的：
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若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这一百二十字，是关于朱元璋流浪生涯的唯一记载。文词直白，情辞并茂。把少年朱元璋流浪路上的形单影只、艰苦悲凉表现得相当动人。可惜，相对于流浪生涯对朱元璋一生轨迹的重要性，这一百余字无疑是太寥寥了。
我们必须在这一百二十字之上深入探索，来推断这三年风雨对他的影响。
当朱元璋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罐，走出皇觉寺破败大门的那一刻，世界在他眼里变了。在此之前，他朱元璋是被许多套定位系统牢牢定位在大元社会的一个细胞：不论是户籍本，家谱册，还是和尚度牒，都表明他是被这个社会牢牢控制着和规定着的。他是大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的一个男丁，是朱氏和陈氏家族亲戚网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结点，经纬分明、一目了然。他的未来生活本来恪守三纲五常，乡规民约，信奉鬼神，尊敬长上，安分守法，勤苦成家，春种秋收，娶妻生子，生老病死。
可是，因为这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他身上所有的锁链都被扯断了。
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亲戚关系都被割断了，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官府不再管他，甲长不再管他，甚至现在连寺庙也不再管他，平生第一次，他一无所属，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定位。
现在，展现在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护，他就像一只断了缆绳的小船，任何一个大浪打来，都有可能吞没他。他深知，从此之后，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了。
他沿着乡村小路，一直向南走去。老和尚说南边年景好点。路边的景色变得越来越陌生，经过一个大村子，他挑了一家高门大户的院子，有点胆怯地扣动了门环。
第四节 三年江湖路
可以想见，从一个重信誉、好面子的农民家庭出来的孩子，第一次向人家开口要饭要突破多大的心理障碍。
老半天，门开了，门里人探头看了一眼，不耐烦地“咣”的把门又关上了。朱重八心里一凉。正当他犹豫不决转身要走的时候，门又开了一条缝，一只拿着勺子的手伸了出来。重八赶紧把瓦钵伸过去，勺子一倾，一把生了虫子的糙米哗哗滑落：“今天已经过去三个化缘的了，就这点了，快走吧！”
中午，朱元璋就在村边的破庙里找几块石头，支上瓦钵，倒上水，把这把米煮得半生不熟，勉强填了填肚子。
艰苦的流浪生活就此开始了。他先是向南一直走到合肥，接着又往西走到河南固始。随后的几年中，他又相继流浪到河南信阳、临汝，往东折向河南淮阳，经河南鹿邑、安徽亳县，又回到过安徽阜阳。一路跋山涉水，云水飘扬。可以想见，一个十七岁的孩子的乞讨路上会品尝到多少常人体会不到的饥饿、孤独和艰辛。他吃过大户善人施舍的白面馒头，也曾吃过草根、野菜。他住过高门大户的下人房，住过村边的破庙，也曾经睡在山洞山崖，睡在雪地里风雨中，天为幕地为席。他一路念过佛号，也帮人打过短工。在许多城镇里他和乞丐们打过架，有的时候，他也曾加入当地丐帮。在实在饥饿难耐的时候，他有几次还做过小偷，趁农忙村民们都下地的时候，跳墙进入人家家里，偷厨房的食物，柜里的银钱，也偷院里的鸡鸭。
传说深秋的一天，朱元璋走到一个叫剩柴村的地方，已经几天水米没沾牙，忽然在村边发现了一棵柿子树，上面挂着好些霜打过的红柿子。他攒起最后的力量，爬上树去，一口气吃了十几个，总算活了下来。发迹之后，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朱元璋带领大军又一次路过这里，发现这棵柿子树还在。朱元璋不禁感慨万端，下马抱树痛哭，又脱下自己的红袍，披在树上，说：“封尔为凌霜侯！”
朱重八三年游荡，相当于在社会大学读了三年书。由于悟性高，他的成绩也非常出色。经过最初的不适应，他已经成了流浪的老手。这种生活让他大开眼界。
和平静的孤庄村比起来，外面的世界实在是太复杂、太庞大、太繁华了。他见到了在孤庄村里无论如何不可能见到的社会万象。
元末人口日益繁盛，政府统治力下降，社会越来越呈现多元化，世相越来越纷繁。仅就骗子来说，就多如牛毛。如今中国社会上的种种骗术，千百年前就已经流行在江湖。元代文献记载过于简略，我们可以引用《武林旧事》所载宋代市井情形来参照一下：
商业繁华之区，人口密集，游手好闲的人，实在太多了。有所谓美人局（以妓女为姬妾，诱引少年人），柜坊路局（以赌博游戏结党等手法骗钱），水功德局（以求官、觅举、恩泽、迁转、讼字、交易等为名，假借声势，脱漏财物），不一而足。又有买卖物货，以伪为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以致顽徒如“拦路虎”“九条龙”之流，尤为市井之害。
三年行走于险恶的江湖，朱元璋对中国的社会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时，他认识了善良、慷慨，也见识了冷酷、邪恶，领略了勇敢、义气，也见到了苟且、堕落。三年流浪，让他对人性有了深刻的认识。
在朱元璋晚年，他颇为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们说：我“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这知人的本领，相当程度上就是三年江湖中历练出来的。
江湖深刻地改变了他的性格。走出孤庄村时，虽然已经表现出与一般孩子不同的胆大聪明，他本质上毕竟还是一个质朴的农村少年。流浪生活大大损坏了他的道德素质。对天天都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他来说，活着就是目的，吃饱就是价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用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了流浪儿的生命哲学。只要能弄到吃的，什么事他都做过。他抢过比他更饥饿的人的粮食，替人背过尸体，甚至掘过坟盗过墓。长时间的混迹江湖，使朱元璋习惯了原本不可想象的偷盗和欺骗。
他从一个逆来顺受的、习惯于被动的农民，变成了一个大胆狡黠的野兽。走出了孤庄村，他的生活第一课就是敢于冒风险。如果不是几次在关键的时候偷到了吃的，他早就饿死在流浪路上。在机会和风险面前，如果不采取主动，就得付出惨重代价。他曾经多次和街头的乞丐们打过架，很多时候是一对多。在这种情况下，关键时刻那股不要命的狠劲救了他。三年下来，冒险精神就成为他性格特征的一部分。在机会面前，他反应敏捷，富于主动精神和进攻性。因为他知道，被动就等于死亡。
他从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变成了把人不当人的冷酷无情的人。生活的苦难早已磨钝了人们的痛感神经。而江湖上历来崇拜暴力，江湖上的英雄是杀人不眨眼的黑社会老大。江湖经历使他明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生存，心一定要硬，要冷，要狠。“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经历过多次惨痛教训后的他认定，只有那些最狠毒的人，才能在恶性生存竞争中抓住也许是唯一的机会。从外面的世界回到孤庄村，人们发现，这个少年已经长成了成人，眼睛里的热情、天真不见了，却多了一丝人的阴凉之气。用史书上的话来说就是“志意廓然，人莫能测”。
第五节 从一介顺民到狡猾野兽
从卑贱的贫农到高贵的天子，其过程并不像苹果由青变红那么简单。淮河南岸那间塌了顶的茅草房和南京城内金碧辉煌的奉天殿，这之间的距离对朱重八来说遥远得要以光年计。如果说，那个聪明伶俐的穷孩子朱重八是块品位不错然而却深埋于穷山僻野的铁矿石的话，那么，有那么几个机缘使这块原本极为普通的矿石变成了特种钢材：元末的社会动荡如同一场大地震，把这块矿石从地底颠簸出来。三年流浪生涯，把这个本分的农民孩子从一块土坷垃似的矿石炼成了一块乌黑的生铁，身体与心灵同样变得坚硬冷酷。而随后的多年战争，则似血与火的熔炉，让朱元璋百炼成钢。
对朱元璋个人来说，从赤贫到天子的奇迹发生在他身上是一件极端得几乎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一万种机缘巧合在一起，才造就了他这位布衣天子。然而，对中国历史来说，从流氓到开国天子，却几乎是一个规律。光辉灿烂的数千年历史中，那些丰功竣德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和北魏隋唐等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开国皇帝以外，几乎都是出身江湖。
惊讶吗？这就是事实。如果熟读的话，中国历史会经常给人这种出人意表的结论。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王学泰在《游民与中国社会》中为我们举了这样几个例子：
汉高祖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就像司马迁那部文笔生动的《史记》中记载的那样：（高祖）从小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成年后，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们勾肩搭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没钱，便跑到酒铺赖酒喝。
刘邦的本家刘备是个织席小贩，没什么文化。“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其素质作为颇类当今黑社会小头目，故能结识关张，共同起事。
南朝的第一个开国皇帝刘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卖鞋为业。为人剽悍，仅识文字，因好赌而破家，落魄至极”。
五代时五个开国皇帝均为流氓兵痞出身。十国的开国之君也大半如此，比如前蜀皇帝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吴越王钱“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业”。
正史对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出身多有掩饰，其实他亦出身游民，其父流浪于杜家庄，做了当时谁都瞧不起的倒插门女婿。匡胤少而流浪四方，从军后才渐渐发迹。
……阅读这些开国皇帝的传记，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到皇帝的路途中，都有一个流氓化或流民化的过程。
因此，三年流浪对未来的皇帝朱元璋来说，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是朱元璋生命中的大关节，是他从赤贫到皇帝必须经过的一道手续，一次培训，一次考试。从农民到游方僧的变化，不仅仅是衣着的改变，而且是一次心灵的质变：从老实巴交的农民变成胆大妄为的流氓。流氓是皇帝的蛹。
中国的顺民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物种。中国历代农民是被无数条绳索牢牢捆缚在土地上的。各级官僚的层层控制、宗族制度的严密约束、乡规民约的不断教化，以及除土地之外没有谋生的空间，使农民们如同树木一样，生长在土地上，每年结出果实，供官府摘取。由于历代不断进化的愚民统治，他们目光短浅、头脑封闭、因循守旧。他们怕皇帝，怕官吏，怕暴力，怕鬼神，他们什么都怕。他们没有进取精神，总是被动承受命运。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对那时中国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人在任何不合理的现象面前都选择了忍耐。“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亚瑟・史密斯《中国人气质》）因此，指望这些被摘取了头脑和爪牙的驯服动物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重新长出牙齿和利爪，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砍断他们身上的条条绳索，把他们放逐到正常社会之外，放逐到皇权、族权、三纲五常的教化之外，让他们在风雨冰霜中重新披上鳞甲，恢复原始野性。而历代无能的统治者正是在不断地做这样的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