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经验断定小翠是由于过度惊吓而引起的记忆错乱，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可以恢复过来。”
俞建国又说：“小翠这孩子，一开始死都不肯去医院，后来我打了电话给医院的看护队一起把她送了进去。在那里住一段日子应该对她身心都好的吧。”
我应了俞建国两声，脑子里晃着的是和林翠并肩眺望大江的画面，心里堵得慌。愣了一会儿发现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对话，只能说道：“也好，小翠是有些问题，送到那里去治疗应该对她颇有益处的吧。”
挂上电话后，当晚一夜没有睡好，脑子里重复播放那天和林翠一路看大江看过来的镜头。奔腾的江水，昂然挺立的鱼嘴，林翠模仿领导的口吻喊“翠华，上大坝”一一浮映眼前。我开始后悔那天拨了林翠家的电话又挂了，现在她进了医院，想打给她电话却已无法抵达了。
这次的报道刊出后大受好评，我的稿子被评为了甲等稿，拿了1000元奖金。从主编到社会新闻的领导都对稿子赞赏有加，说我真有敬业精神，并指示我继续关注铁牛的报道，做一系列追踪报道出来，追踪一定要做得有依有据，我们《晨星报》是大报，办报态度要严谨，不能为了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而放弃了科学的态度。由于俞建国的关系，追踪还是比较容易联系的，于是我应承了下来。
几天后我打几通电话到负责考据铁牛的研究小组处。虽说都江堰水利局对铁牛的研究非常重视，如俞建国所说把西南水利大学的首席教授都请来了，但由于关于铁牛的资料太过零星，要翻阅很多文献才能收集完整，所以铁牛的考据工作进度很慢。一星期后，我终于收到了对铁牛考据的初步报告，是研究小组给我发来的一封E-mail。我初一瞥就觉得里面的东西似曾相识，细细看下来不由得越看越惊。这份研究报告上的主要资料，那天林翠在给我的信中无不有所提及说过。“铁牛铸于元至元十二年，川中大水，忽必烈亲至太庙祈天。次月汉中天降玄铁，忽必烈命江湖铁匠王元泰铸铁牛以分水……传水牛成后，王元泰整日坐于铁牛之侧，不饮不食，忽一日，不知所踪……”
我立刻打电话给发这份E-mail给我的那个水利专家：“喂，你好，许教授吗？我是《晨星报》的记者那多，非常感谢你给我发的那份资料，可是那些考证我前几天就见过呀。”
电话那头的许教授稍稍一愣，随后用微怒的口气说道：“怎么可能，我们的资料绝对是刚刚整理出来的，我们整理这些资料去翻文献的时候，许多文献已经十几年没人翻了，装这些文献的柜子的门，锈得一塌糊涂都是硬掰开的。你不要套我的话了，俞建国跟我打过招呼的，给你们报纸肯定是我们最先发布的，给你们第一时间报道的独家资料。”
挂下电话我陷入沉思，虽说在看到林翠的信时，我已经有些相信她说的都是事实，但是当这些真的被证实出来后，我的吃惊仍然是非同小可。我想起我在船上做的那个梦，如果那天落水被捞起来的，不是林翠，而是一个自称项少龙的陌生人，并且说出了如此多关于铁牛的研究数据，那所有人都不会认为他是在发疯，会把他当作什么呢？至少当作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家伙关起来研究，听他细细讲述他那个世界里的事情和我们有何不同，就相纪嫣然听到项少龙吟李白的诗一般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假设，现在我们这里并不是凭空多一个人出来，而是大家熟知的林翠。因为熟识，大家不会以为林翠来自另一个世界，于是都在记忆这一点上做文章，认定林翠的记忆出了偏差――林翠的记忆忽然之间和所有人的记忆都对立了起来，包括对林翠其人的记忆，没有任何吻合的地方。从概率来讲，一般不会是除了林翠外所有成千上百的人的记忆出了问题，只可能是林翠的记忆出了问题――当然这一点实际上没有逻辑上的依据，只是根据显得有卑劣的所谓“从众”原则。在一个疯子的国度，一个人只要不疯，就会成为唯一的“疯子”。
但是林翠的记忆却和其他人的记忆是有吻合点的，而且她的记忆居然要比别人的记忆带有预见性。如果说是林翠的记忆出了问题，那怎么解释这个出了问题的记忆中出现了“预测未来”的东西？我同样不能怀疑林翠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但是觉得林翠的认知世界和其他人的认知世界有了一些差距，但是林翠的认知世界和其他人的认知世界之间仍有契合点，而且这个契合点在经验上领先于其他人的世界――当然，这一切只是我的假设，这有这样假设我才能觉得我的思考稍微有些顺序，可是这样假设也很可能因为我对林翠怀有好感，这些天来一直在想他以至于走火入魔。我们有任何证据证明我的假设，我的假设只是我暂时自欺欺人的一种思考。
我下决心要和林翠联系。我打电话到林翠家里，仍然是林翠的母亲接的电话：“喂您好，我是《晨星报》的记者那多，两个星期前我来都江堰做采访，看到你女儿落水……”
还没有等我讲完，林翠的母亲抢过去说：“哦，是你啊，我听俞建国说起过你，是你把我女儿送到医院去的。这几天小翠一直说起要打电话给你，可医院说要让她静养，说和越多人交流越不利她的恢复，所以不让她和别人通电话……唉，她的落水后精神出了点毛病，所幸还记得你。”
原来俞建国已经向林翠的母亲暧昧过我的事情了，真是专家也八卦呀。不过我倒好乘势对林翠的母亲说：“我也想念小翠呀。医院说不让她和别人通电话，那通信应该没问题吧。”
林翠的母亲想了想说：“嗯，应该没有问题的。”
我说：“那给我一个她医院的地址吧。”
林翠的母亲说：“好的，你记一下……”
按理说追踪的报道明天就该见报的，但是我已经无心写稿子了，当晚我开始酝酿给林翠写信。我在写信前斟酌了很久，终于最后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把自己想得到的一切都写了下来――首先告诉她从一开始就相信她肯定没有疯，愿意做“这个世界”里最后一个相信她的人，然后把我自己关于由于某种力量致使她的认知世界和别人的认知世界之间产生偏差的假设讲给了她听，又告诉她我们这个认知世界和她存在有不少契合点，最后说想跟她多聊聊多沟通，大家开诚布公地把所有知道的事情都讲出来，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相信对于林翠目前的状况，我一定要和她讲真诚，因为她正处于一个怀疑周围一切并被周围一切怀疑的境地，但是我坚信她沦落到这一境地绝对不是病理的原因，肯定背后有一种更加玄妙的原因。
写完信天已泛白，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在等她回信的这些日子里我终于可以把她的事搁在一旁，一切等有了进一步的沟通再说吧。
此后的一个周末，我接到一个采访任务――F大因为开展助学贷款活动有声有色，主编要我以此作为新的学生热点作一篇报道。
此行自然是一帆风顺，按照惯例只要到学校有关部门听取一下情况介绍，再到学校门口的银行拍摄几张照片就算完事了。至于学生拿了“助学贷款”是不是马上就到门口的电脑商城或运动名品店换成了GEFORC显卡或者“加内特5”就不是该我关心的了。
在F大里，像梁应物这样以校园为家的年轻老师应该不在少数，恰好是休息天，他也不用上课，好歹该找他喝杯茶叙叙旧――在打电话约他聊天这件事上，我是这么对自己解释的。然而心底里，我却是有些事想请教他。
对梁应物这样的工作狂来说，想要约他而不付出“等待”做代价是不可能的，他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休想“随传随到”。这次他就是十分明确地告诉我：“我还有些事没忙完，到我办公室来等吧。”我非常识趣地根据他在手机里的指示乖乖找上门去，要知道他在“我还有些事”的时候没请我吃闭门羹，恐怕是看在我在X机构里留有档案的面子上，而未必跟什么同学交情有啥关系。
梁应物是研究生物工程的，在走进他的办公室以后，老实说室内环境的简单令我感到惊讶。“你这儿倒挺干净的嘛。”
“怎么？难道我这儿就应该乱七八糟才对吗？”梁应物头也没抬，语气依然咄咄逼人。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这里不大像是个生物老师的教室啊。我以为应该有点……分子模型什么的东西……”
“分子模型？”这下梁应物的语气慢了下来，甚至两个字还拖了长音，但不知在写些什么的笔一点也没慢，以致等过了几十秒，他停下笔满意地看了看手里的一大叠A4纸，我才知道他总算忙完了。
“分子模型？哦，你说的是中学里用塑料棒塑料球做的那种啊。”他一面整理，一面恢复了正常反应。
我背起包等他跟我出发，随口接到，“是啊，还有原子模型，一个小球，周围套着个轨道，还有个球围着它转的那种。”
“哦，那种东西啊，只是为了便于中学生理解才做的嘛，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科学事实。比如你说的那个原子模型，其实电子围绕中子的根本不是像地球围绕太阳转，有个固定的轨道。我们也无法确定每一时刻电子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只是知道它大致在这个范围内运动，轨道其实只是表示它所处位置的可能性。
梁应物一开口就是专家嘴脸，本来我向来看不惯他这一点，但是这次，他提到的“可能性”三个字却触动了我的心弦。过去一段时间里始终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问题，一下子冒了出来。
“其实不光是原子，”看我若有所思，梁应物说得更来劲了，“只要是身在这个宇宙中，任何物体每时每刻都在运动，我们也无法知道自己确切所在的位置，只能根据某个参照物画出一个运动轨迹……”
“不，我说的是另一个问题，”我打断了他，“我是说，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的世界里，总是存在无数的可能性。比如说，我有可能是你的同学，也有可能不是；今天我有可能来找你聊天，也有可能不会；你的房间里有原子模型，也有可能没有；我现在说这些话，你有可能打断我，也有可能不打断――总之，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只是无数种可能性的一种，只有这一种成为了‘现实’，而原本具备的那么多可能性，都变成了‘不现实’。”
“爱因斯坦原本说过‘上帝不掷骰子’，但是他后来收回了这句话。”梁应物的表情认真了起来，“的确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偶然。要去探求为什么那么多可能性里，偏偏这一种可能成为了现实，而不是另外一种，是没有结果的，至少现阶段没有结果。我们只能说这一切出于偶然。
“抛一枚银币，落地时正或反或直立，没人知道为什么，只能说这是偶然所作的选择。而有些事情，好像人类可以自主选择，比如我现在在口袋里伸出手指，让你猜是哪一根，似乎全拼我自己做主，其实从因果关系上来看，伸哪一根手指，不过是看我大脑里的某个神经元受了刺激或没受刺激，其情况和抛硬币是一样的。我们的其它决定也莫不如此，不管它多复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生活在一种偶然的数字排列的游戏里。
人有时为了激励自己，会把这种偶然性神化，甚至把它说成是一种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必然。比如有本叫《指派的秘密》的哲学普及书里，就说过‘一个人有一父一母，父母各有一父一母，如此上溯十代，和这个人有血缘关系的人就多达1024人；上溯二十代，就会多达一百万人。如果这一百万人里有一个出点什么岔子，或者五十万对姻缘里有一段不成，二十代以后就不会有这么一个人了。所以每个人都是诗人珍贵的存在，都是一种奇迹。’实这就好像由于抛硬币，最后直立起来的概率很小，就认为一旦直立起来，就不再是偶然，而是上天注定的什么结果。这种说法只是自我打气，其实并没有什么上天注定，偶然就是偶然，就是在无数可能性里随即出现的情况……话说回来，你不会是想和我作哲学探讨吧？这可不是个有意思的话题.”
对梁应物的长篇大论，我一直很耐心地听着，直到这时我才冲他笑笑，尝试把它引入我想说的话题：“你刚才说，根本没有上天注定。那我问你，你是否相信有外星人？理由是什么？”
“我当然相信有。因为人类没有理由狂妄倒认为自己独一无二。说什么上帝只让地球上繁衍出生命是荒谬的。我们不过偶然符合了一些条件，从概率上来说，在别的星球上，也会出现这种偶然的……你突然问这个干什么？”
我对梁应物的回答非常满意，于是对自己将要说的话更平添了几分信心，“我是想说，既然你认为，我们的星球并不是唯一有生命的星球，那么，是否可以怀疑，我们的‘现实’，也不是唯一的‘现实’呢？”
看得出来，这个问题带给梁应物的冲击是不小的，他明显放慢了步子――而知道此时，我们才刚刚走出办公楼，来到校园里而已。其实这个时候，我也并不明确自己所说的是一种什么假设，只是有些事一直憋在心里，实在不吐不快罢了。今天讲给梁应物听，其实也是想借他的头脑，帮我整理一下思路。
走出大约十步，梁应物开口了：“你的类比并不贴切。但你的意思我明
俞建国又说：“小翠这孩子，一开始死都不肯去医院，后来我打了电话给医院的看护队一起把她送了进去。在那里住一段日子应该对她身心都好的吧。”
我应了俞建国两声，脑子里晃着的是和林翠并肩眺望大江的画面，心里堵得慌。愣了一会儿发现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对话，只能说道：“也好，小翠是有些问题，送到那里去治疗应该对她颇有益处的吧。”
挂上电话后，当晚一夜没有睡好，脑子里重复播放那天和林翠一路看大江看过来的镜头。奔腾的江水，昂然挺立的鱼嘴，林翠模仿领导的口吻喊“翠华，上大坝”一一浮映眼前。我开始后悔那天拨了林翠家的电话又挂了，现在她进了医院，想打给她电话却已无法抵达了。
这次的报道刊出后大受好评，我的稿子被评为了甲等稿，拿了1000元奖金。从主编到社会新闻的领导都对稿子赞赏有加，说我真有敬业精神，并指示我继续关注铁牛的报道，做一系列追踪报道出来，追踪一定要做得有依有据，我们《晨星报》是大报，办报态度要严谨，不能为了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而放弃了科学的态度。由于俞建国的关系，追踪还是比较容易联系的，于是我应承了下来。
几天后我打几通电话到负责考据铁牛的研究小组处。虽说都江堰水利局对铁牛的研究非常重视，如俞建国所说把西南水利大学的首席教授都请来了，但由于关于铁牛的资料太过零星，要翻阅很多文献才能收集完整，所以铁牛的考据工作进度很慢。一星期后，我终于收到了对铁牛考据的初步报告，是研究小组给我发来的一封E-mail。我初一瞥就觉得里面的东西似曾相识，细细看下来不由得越看越惊。这份研究报告上的主要资料，那天林翠在给我的信中无不有所提及说过。“铁牛铸于元至元十二年，川中大水，忽必烈亲至太庙祈天。次月汉中天降玄铁，忽必烈命江湖铁匠王元泰铸铁牛以分水……传水牛成后，王元泰整日坐于铁牛之侧，不饮不食，忽一日，不知所踪……”
我立刻打电话给发这份E-mail给我的那个水利专家：“喂，你好，许教授吗？我是《晨星报》的记者那多，非常感谢你给我发的那份资料，可是那些考证我前几天就见过呀。”
电话那头的许教授稍稍一愣，随后用微怒的口气说道：“怎么可能，我们的资料绝对是刚刚整理出来的，我们整理这些资料去翻文献的时候，许多文献已经十几年没人翻了，装这些文献的柜子的门，锈得一塌糊涂都是硬掰开的。你不要套我的话了，俞建国跟我打过招呼的，给你们报纸肯定是我们最先发布的，给你们第一时间报道的独家资料。”
挂下电话我陷入沉思，虽说在看到林翠的信时，我已经有些相信她说的都是事实，但是当这些真的被证实出来后，我的吃惊仍然是非同小可。我想起我在船上做的那个梦，如果那天落水被捞起来的，不是林翠，而是一个自称项少龙的陌生人，并且说出了如此多关于铁牛的研究数据，那所有人都不会认为他是在发疯，会把他当作什么呢？至少当作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家伙关起来研究，听他细细讲述他那个世界里的事情和我们有何不同，就相纪嫣然听到项少龙吟李白的诗一般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假设，现在我们这里并不是凭空多一个人出来，而是大家熟知的林翠。因为熟识，大家不会以为林翠来自另一个世界，于是都在记忆这一点上做文章，认定林翠的记忆出了偏差――林翠的记忆忽然之间和所有人的记忆都对立了起来，包括对林翠其人的记忆，没有任何吻合的地方。从概率来讲，一般不会是除了林翠外所有成千上百的人的记忆出了问题，只可能是林翠的记忆出了问题――当然这一点实际上没有逻辑上的依据，只是根据显得有卑劣的所谓“从众”原则。在一个疯子的国度，一个人只要不疯，就会成为唯一的“疯子”。
但是林翠的记忆却和其他人的记忆是有吻合点的，而且她的记忆居然要比别人的记忆带有预见性。如果说是林翠的记忆出了问题，那怎么解释这个出了问题的记忆中出现了“预测未来”的东西？我同样不能怀疑林翠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但是觉得林翠的认知世界和其他人的认知世界有了一些差距，但是林翠的认知世界和其他人的认知世界之间仍有契合点，而且这个契合点在经验上领先于其他人的世界――当然，这一切只是我的假设，这有这样假设我才能觉得我的思考稍微有些顺序，可是这样假设也很可能因为我对林翠怀有好感，这些天来一直在想他以至于走火入魔。我们有任何证据证明我的假设，我的假设只是我暂时自欺欺人的一种思考。
我下决心要和林翠联系。我打电话到林翠家里，仍然是林翠的母亲接的电话：“喂您好，我是《晨星报》的记者那多，两个星期前我来都江堰做采访，看到你女儿落水……”
还没有等我讲完，林翠的母亲抢过去说：“哦，是你啊，我听俞建国说起过你，是你把我女儿送到医院去的。这几天小翠一直说起要打电话给你，可医院说要让她静养，说和越多人交流越不利她的恢复，所以不让她和别人通电话……唉，她的落水后精神出了点毛病，所幸还记得你。”
原来俞建国已经向林翠的母亲暧昧过我的事情了，真是专家也八卦呀。不过我倒好乘势对林翠的母亲说：“我也想念小翠呀。医院说不让她和别人通电话，那通信应该没问题吧。”
林翠的母亲想了想说：“嗯，应该没有问题的。”
我说：“那给我一个她医院的地址吧。”
林翠的母亲说：“好的，你记一下……”
按理说追踪的报道明天就该见报的，但是我已经无心写稿子了，当晚我开始酝酿给林翠写信。我在写信前斟酌了很久，终于最后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把自己想得到的一切都写了下来――首先告诉她从一开始就相信她肯定没有疯，愿意做“这个世界”里最后一个相信她的人，然后把我自己关于由于某种力量致使她的认知世界和别人的认知世界之间产生偏差的假设讲给了她听，又告诉她我们这个认知世界和她存在有不少契合点，最后说想跟她多聊聊多沟通，大家开诚布公地把所有知道的事情都讲出来，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相信对于林翠目前的状况，我一定要和她讲真诚，因为她正处于一个怀疑周围一切并被周围一切怀疑的境地，但是我坚信她沦落到这一境地绝对不是病理的原因，肯定背后有一种更加玄妙的原因。
写完信天已泛白，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在等她回信的这些日子里我终于可以把她的事搁在一旁，一切等有了进一步的沟通再说吧。
此后的一个周末，我接到一个采访任务――F大因为开展助学贷款活动有声有色，主编要我以此作为新的学生热点作一篇报道。
此行自然是一帆风顺，按照惯例只要到学校有关部门听取一下情况介绍，再到学校门口的银行拍摄几张照片就算完事了。至于学生拿了“助学贷款”是不是马上就到门口的电脑商城或运动名品店换成了GEFORC显卡或者“加内特5”就不是该我关心的了。
在F大里，像梁应物这样以校园为家的年轻老师应该不在少数，恰好是休息天，他也不用上课，好歹该找他喝杯茶叙叙旧――在打电话约他聊天这件事上，我是这么对自己解释的。然而心底里，我却是有些事想请教他。
对梁应物这样的工作狂来说，想要约他而不付出“等待”做代价是不可能的，他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休想“随传随到”。这次他就是十分明确地告诉我：“我还有些事没忙完，到我办公室来等吧。”我非常识趣地根据他在手机里的指示乖乖找上门去，要知道他在“我还有些事”的时候没请我吃闭门羹，恐怕是看在我在X机构里留有档案的面子上，而未必跟什么同学交情有啥关系。
梁应物是研究生物工程的，在走进他的办公室以后，老实说室内环境的简单令我感到惊讶。“你这儿倒挺干净的嘛。”
“怎么？难道我这儿就应该乱七八糟才对吗？”梁应物头也没抬，语气依然咄咄逼人。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这里不大像是个生物老师的教室啊。我以为应该有点……分子模型什么的东西……”
“分子模型？”这下梁应物的语气慢了下来，甚至两个字还拖了长音，但不知在写些什么的笔一点也没慢，以致等过了几十秒，他停下笔满意地看了看手里的一大叠A4纸，我才知道他总算忙完了。
“分子模型？哦，你说的是中学里用塑料棒塑料球做的那种啊。”他一面整理，一面恢复了正常反应。
我背起包等他跟我出发，随口接到，“是啊，还有原子模型，一个小球，周围套着个轨道，还有个球围着它转的那种。”
“哦，那种东西啊，只是为了便于中学生理解才做的嘛，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科学事实。比如你说的那个原子模型，其实电子围绕中子的根本不是像地球围绕太阳转，有个固定的轨道。我们也无法确定每一时刻电子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只是知道它大致在这个范围内运动，轨道其实只是表示它所处位置的可能性。
梁应物一开口就是专家嘴脸，本来我向来看不惯他这一点，但是这次，他提到的“可能性”三个字却触动了我的心弦。过去一段时间里始终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问题，一下子冒了出来。
“其实不光是原子，”看我若有所思，梁应物说得更来劲了，“只要是身在这个宇宙中，任何物体每时每刻都在运动，我们也无法知道自己确切所在的位置，只能根据某个参照物画出一个运动轨迹……”
“不，我说的是另一个问题，”我打断了他，“我是说，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的世界里，总是存在无数的可能性。比如说，我有可能是你的同学，也有可能不是；今天我有可能来找你聊天，也有可能不会；你的房间里有原子模型，也有可能没有；我现在说这些话，你有可能打断我，也有可能不打断――总之，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只是无数种可能性的一种，只有这一种成为了‘现实’，而原本具备的那么多可能性，都变成了‘不现实’。”
“爱因斯坦原本说过‘上帝不掷骰子’，但是他后来收回了这句话。”梁应物的表情认真了起来，“的确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偶然。要去探求为什么那么多可能性里，偏偏这一种可能成为了现实，而不是另外一种，是没有结果的，至少现阶段没有结果。我们只能说这一切出于偶然。
“抛一枚银币，落地时正或反或直立，没人知道为什么，只能说这是偶然所作的选择。而有些事情，好像人类可以自主选择，比如我现在在口袋里伸出手指，让你猜是哪一根，似乎全拼我自己做主，其实从因果关系上来看，伸哪一根手指，不过是看我大脑里的某个神经元受了刺激或没受刺激，其情况和抛硬币是一样的。我们的其它决定也莫不如此，不管它多复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生活在一种偶然的数字排列的游戏里。
人有时为了激励自己，会把这种偶然性神化，甚至把它说成是一种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必然。比如有本叫《指派的秘密》的哲学普及书里，就说过‘一个人有一父一母，父母各有一父一母，如此上溯十代，和这个人有血缘关系的人就多达1024人；上溯二十代，就会多达一百万人。如果这一百万人里有一个出点什么岔子，或者五十万对姻缘里有一段不成，二十代以后就不会有这么一个人了。所以每个人都是诗人珍贵的存在，都是一种奇迹。’实这就好像由于抛硬币，最后直立起来的概率很小，就认为一旦直立起来，就不再是偶然，而是上天注定的什么结果。这种说法只是自我打气，其实并没有什么上天注定，偶然就是偶然，就是在无数可能性里随即出现的情况……话说回来，你不会是想和我作哲学探讨吧？这可不是个有意思的话题.”
对梁应物的长篇大论，我一直很耐心地听着，直到这时我才冲他笑笑，尝试把它引入我想说的话题：“你刚才说，根本没有上天注定。那我问你，你是否相信有外星人？理由是什么？”
“我当然相信有。因为人类没有理由狂妄倒认为自己独一无二。说什么上帝只让地球上繁衍出生命是荒谬的。我们不过偶然符合了一些条件，从概率上来说，在别的星球上，也会出现这种偶然的……你突然问这个干什么？”
我对梁应物的回答非常满意，于是对自己将要说的话更平添了几分信心，“我是想说，既然你认为，我们的星球并不是唯一有生命的星球，那么，是否可以怀疑，我们的‘现实’，也不是唯一的‘现实’呢？”
看得出来，这个问题带给梁应物的冲击是不小的，他明显放慢了步子――而知道此时，我们才刚刚走出办公楼，来到校园里而已。其实这个时候，我也并不明确自己所说的是一种什么假设，只是有些事一直憋在心里，实在不吐不快罢了。今天讲给梁应物听，其实也是想借他的头脑，帮我整理一下思路。
走出大约十步，梁应物开口了：“你的类比并不贴切。但你的意思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