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形之别。
金文的“德”与甲骨文的“德”，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甲骨文由“彳”和“目”组成，金文则多出一个“心”。《古文字诂林》收入“德”字甲骨文共二十个，都没有“心”。金文中，不表示“道德”（比如用作人名）的，也没有“心”。字形，与甲骨文更是如出一辙。
这就说明，道德之德，即“有心之得”。而且，把“眼中所见”（得到）变成“心中所得”（道德）的，正是周人。事实上，何尊所谓“恭德裕天”，就是“以德配天”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大量见于文献记载，现在又有青铜器为证。“以德治国”为周人所独有独创，已是铁证如山。
不，“铜”证如山。
后面的推理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道德的德，既然是跟“天”，跟“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则“受天命而居中国，居中国者治天下”，岂非就是周人的政治理念？后来，历代皇帝都自称“奉天承运”，北京天坛的占地面积远大于紫禁城，岂非正是周人思想的延续？[6]
周，难道不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当然是。
灵光现，百事通。其他，比如“商礼为仪，周礼为制”，又如“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以及“姬周株式会社”等，已无须赘述。反正，中华文明的基石奠定了，时间也开始了。[7]
逻辑成立，证据确凿，剩下的是细节。
6．细节
细节，是顾问团队一直强调的。
开始写作中华史时，首席顾问曹永正就推荐学习《我们的故事：美国》。路金波组织了编辑团队集体观看，李蕾把这个学习称之为“气质培训”，陈勤则把该纪录片的叙事方式总结为“大历史，小人物”。
这很对，也很难。因为所谓“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小人物的故事，上哪儿找去？
但，细节决定成败。
发现细节，则需要直觉和灵感。
本卷提到的那个“爱国贼”南蒯，已经是能够找到的最小的小人物了。作为季孙氏大夫的家臣，他根本就没资格“树碑立传”。能留下姓名，算是万幸。这个人，是我在读杨宽先生《西周史》时发现的。可见只要有心，便总能在“宏大叙事”中发现“漏网之鱼”。
关键，是要有这个意识。
中华史第二卷《国家》里古希腊那个“卖香肠的”，则是读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时发现的。该书只是把《阿里斯托芬》这部讽刺喜剧的片段，作为“链接”附在正文旁边，我却认为大有文章可做。通过吉尔伯特・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我查到了《骑士》公演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24年。于是很快就在《史记・赵世家》中找到了东周晋国的故事。那个莫名其妙被杀的倒霉鬼，虽然是“君之子”，却名不见经传，也是“小人物”呢！
然而一个“卖香肠的”，一个“掉脑袋的”，搁在一起好玩极了。希腊民主制和西周封建制的比较，更是意味深长。
实际上西周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是相当于希腊之于西方文明的。只不过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我们民族则是“早熟的儿童”。因此在各自的童年时代，当然会表现出不同的气质。
这是下一卷要讲的。
注 释
总注
本卷涉及之西周史实，均请参看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先秦史》、杨宽《西周史》、许倬云《西周史》。
第一章
[1]关于殷纣王之死，《史记》只说“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没说火是谁放的。《史记正义》引《周书》称：“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以自焚。”
[2]周武王来不及脱下战袍就“格于庙”，见《逸周书・世俘解》。
[3]周公姓姬名旦，也叫“文公”或“叔旦”。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因为采邑（封地）在他们民族的发祥地“周”（今陕西省岐山县），所以叫“周公”。由于武王在伐纣之后没几年就病故了，继位的成王年幼，周公成为新政权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至于周公是否“摄政称王”，学界历来争议很大。有说他摄政称王的，有说他只摄政不称王的，还有说他既没摄政也没称王的。但说他是主要领导人，应无问题。
[4]周公创作的《文王》一诗，见《诗・大雅・文王》：“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5]公父，《史记》和许多历史著作都称为“古公父”，是不对的。《诗经》中“古公父”的“古”，是“昔”的意思，请参看杨宽《西周史》。
[6]周原的野菜是甜的，见《诗・大雅・绵》：“周原，堇荼如饴。”猫头鹰叫起来都像唱歌，见《诗・鲁颂・泮水》：“翩彼飞，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怀我好音。”
[7]《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尔羊来思，其角。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8]《诗・大雅・公刘》的原文是：“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9]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商周青铜礼器的差异就是“商重酒，周重食”。商人的礼器多为酒器，比如尊、（读如雷）、卣（读如有）、（读如假）、爵；周则多为食器，比如鼎、簋（读如鬼）、（读如须）、鬲（读如利）、豆。
[10]“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周易》乾卦第五爻（九五）的爻辞，可译为：龙高飞于天，利于大德之人出来治世。
[11]关于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诗・大雅》中的《文王》、《皇矣》、《荡》，《尚书》中的《大诰》、《酒诰》、《召诰》、《君》等，都在回答。
[12]“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见《尚书・召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见《诗经・大雅・文王》。
[13]“射天”的仪式或游戏，见《史记》之《殷本纪》和《宋世家》，并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
[14]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称：殷周之变，乃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第二章
[1]子鱼反对人牲，见《左传・僖公十九年》。
[2]陈子亢反对人殉，见《礼记・檀弓下》。
[3]孔子说“为俑者不仁”，见《礼记・檀弓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见《孟子・梁惠王上》。
[4]周在克商之前“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5]张荫麟先生甚至认为，武王伐纣取得成功，另有两个原因。一是“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二是“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也就是武王利用了饥饿的力量，因掠夺粮食而发动战争。见《中国史纲》。
[6]周公说“我道惟宁王德延”，见《尚书・君》。
[7]卫和宋是殷和商的音变，见杨宽《西周史》。
[8]《周书・康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9]“德”在卜辞中被借用来表示“失”，见《古文字诂林》第二册第470页。
[10]何尊，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现藏宝鸡市博物馆。
[11]《诗・商颂・那》：“猗与那与，置我鼓。奏鼓简简，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鼓渊渊，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於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尝，汤孙之将。”
第三章
[1]东征将士的回忆，见《诗・豳风・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既破我斧，又缺我。周公东征，四国是。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2]《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成，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3]比如姜太公的齐国，就长期有两个姬姓的“上卿”，一个叫“国子”，一个叫“高子”，号称“二守”。
[4]实际上，国原本叫邦，比如“邦交”，比如“邦有道”或“邦无道”。后来，由于避汉高祖的讳，许多文献中的“邦”都改成了“国”。因此，叫“邦”，叫“国”，叫“邦国”，都没错。
[5]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度，可能要到西周中后期才成熟。
[6]王社、国社、侯社，见《礼记・祭法》。
第四章
[1]妾为女奴，见《古文字诂林》第三册第152页；女奴通称为妾，见《左传・僖公十七年》。
[2]季孙氏的这个家臣叫南蒯，事见《左传・昭公十二年》。
[3]“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见《左传・昭公七年》。
[4]周天下破产的过程和结果，是中华史第五卷要讲的事。
第五章
[1]事见《左传・昭公十四年》。
[2]详见拙著《闲话中国人》。
[3]关于这一点，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4]父母的年纪，必须挂在心上，还得“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见《论语・里仁》。
[5]君臣“和敬”，宗族“和顺”，父子“和亲”，见《礼记・乐记》。
[6]乡饮酒礼在清道光二十三年因经费原因被废。
[7]溱，读如真。溱水源出河南密县。洧，读如委。洧水即河南双洎河。洎读如既。《诗・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第六章
[1]自称“天下之王”的古亚述国王叫沙姆希・阿达德。
[2]请参看张建、袁园《巴比伦文明》，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
[3]关于中华文明和希腊文明的两只翅膀，请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
[4]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话，见卡西尔《人论》。
[5]帝舜和后夔的对话，见《尚书・舜典》。
[6]“天命无常”原作“天命靡常”，见《诗・大雅・文王》；“不易为王”原作“不易维王”，见《诗・大雅・大明》。
后记
[1]该书原名《走出美学的迷惘》，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后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作者邓晓芒。
[2]请参看拙撰《论中国文化的精神》，收入《中华文化研究》一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王国维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杨向奎称，没有周公，就没有礼乐文明和儒家思想，中华文明就会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陈来称，今天所谓“中国文化”，其基因和特点有许多都是在西周开始形成的，西周文化和周公思想形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古代宗教与伦理》）；启良称，周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先祖”（《中国文明史》）。
[4]周人重德，文献中屡见不鲜，如《尚书》之《泰誓》、《康诰》、《酒诰》、《召诰》、《多士》、《君》、《立政》，频繁出现“德”字，《诗经》和《左传》也有类似观念。
[5]见《尚书・盘庚》。
[6]明清时期的天坛，东西长1700米，南北宽1600米，总面积272万平方米。紫禁城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总面积72万平方米。天坛占地面积大约为紫禁城的四倍。但紫禁城的建筑物比天坛多几十倍。文献记载中，长安天坛也是皇宫的四倍。
[7]1949年10月2日，胡风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题目就叫《时间开始了》。至于中华文明真正开始的时间，当在西周。之前，应看作序曲。
周，是我们民族的青春期，既天真烂漫，也少年老成。
那杀身成仁的刺客，追求真爱的情人，英武自重的战士，忠于职守的人臣，
不卑不亢的使节，顺从民意的鬼神，无不表现出千古流芳的中华精神。
金文的“德”与甲骨文的“德”，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甲骨文由“彳”和“目”组成，金文则多出一个“心”。《古文字诂林》收入“德”字甲骨文共二十个，都没有“心”。金文中，不表示“道德”（比如用作人名）的，也没有“心”。字形，与甲骨文更是如出一辙。
这就说明，道德之德，即“有心之得”。而且，把“眼中所见”（得到）变成“心中所得”（道德）的，正是周人。事实上，何尊所谓“恭德裕天”，就是“以德配天”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大量见于文献记载，现在又有青铜器为证。“以德治国”为周人所独有独创，已是铁证如山。
不，“铜”证如山。
后面的推理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道德的德，既然是跟“天”，跟“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则“受天命而居中国，居中国者治天下”，岂非就是周人的政治理念？后来，历代皇帝都自称“奉天承运”，北京天坛的占地面积远大于紫禁城，岂非正是周人思想的延续？[6]
周，难道不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当然是。
灵光现，百事通。其他，比如“商礼为仪，周礼为制”，又如“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以及“姬周株式会社”等，已无须赘述。反正，中华文明的基石奠定了，时间也开始了。[7]
逻辑成立，证据确凿，剩下的是细节。
6．细节
细节，是顾问团队一直强调的。
开始写作中华史时，首席顾问曹永正就推荐学习《我们的故事：美国》。路金波组织了编辑团队集体观看，李蕾把这个学习称之为“气质培训”，陈勤则把该纪录片的叙事方式总结为“大历史，小人物”。
这很对，也很难。因为所谓“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小人物的故事，上哪儿找去？
但，细节决定成败。
发现细节，则需要直觉和灵感。
本卷提到的那个“爱国贼”南蒯，已经是能够找到的最小的小人物了。作为季孙氏大夫的家臣，他根本就没资格“树碑立传”。能留下姓名，算是万幸。这个人，是我在读杨宽先生《西周史》时发现的。可见只要有心，便总能在“宏大叙事”中发现“漏网之鱼”。
关键，是要有这个意识。
中华史第二卷《国家》里古希腊那个“卖香肠的”，则是读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时发现的。该书只是把《阿里斯托芬》这部讽刺喜剧的片段，作为“链接”附在正文旁边，我却认为大有文章可做。通过吉尔伯特・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我查到了《骑士》公演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24年。于是很快就在《史记・赵世家》中找到了东周晋国的故事。那个莫名其妙被杀的倒霉鬼，虽然是“君之子”，却名不见经传，也是“小人物”呢！
然而一个“卖香肠的”，一个“掉脑袋的”，搁在一起好玩极了。希腊民主制和西周封建制的比较，更是意味深长。
实际上西周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是相当于希腊之于西方文明的。只不过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我们民族则是“早熟的儿童”。因此在各自的童年时代，当然会表现出不同的气质。
这是下一卷要讲的。
注 释
总注
本卷涉及之西周史实，均请参看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先秦史》、杨宽《西周史》、许倬云《西周史》。
第一章
[1]关于殷纣王之死，《史记》只说“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没说火是谁放的。《史记正义》引《周书》称：“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以自焚。”
[2]周武王来不及脱下战袍就“格于庙”，见《逸周书・世俘解》。
[3]周公姓姬名旦，也叫“文公”或“叔旦”。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因为采邑（封地）在他们民族的发祥地“周”（今陕西省岐山县），所以叫“周公”。由于武王在伐纣之后没几年就病故了，继位的成王年幼，周公成为新政权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至于周公是否“摄政称王”，学界历来争议很大。有说他摄政称王的，有说他只摄政不称王的，还有说他既没摄政也没称王的。但说他是主要领导人，应无问题。
[4]周公创作的《文王》一诗，见《诗・大雅・文王》：“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5]公父，《史记》和许多历史著作都称为“古公父”，是不对的。《诗经》中“古公父”的“古”，是“昔”的意思，请参看杨宽《西周史》。
[6]周原的野菜是甜的，见《诗・大雅・绵》：“周原，堇荼如饴。”猫头鹰叫起来都像唱歌，见《诗・鲁颂・泮水》：“翩彼飞，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怀我好音。”
[7]《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尔羊来思，其角。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8]《诗・大雅・公刘》的原文是：“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9]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商周青铜礼器的差异就是“商重酒，周重食”。商人的礼器多为酒器，比如尊、（读如雷）、卣（读如有）、（读如假）、爵；周则多为食器，比如鼎、簋（读如鬼）、（读如须）、鬲（读如利）、豆。
[10]“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周易》乾卦第五爻（九五）的爻辞，可译为：龙高飞于天，利于大德之人出来治世。
[11]关于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诗・大雅》中的《文王》、《皇矣》、《荡》，《尚书》中的《大诰》、《酒诰》、《召诰》、《君》等，都在回答。
[12]“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见《尚书・召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见《诗经・大雅・文王》。
[13]“射天”的仪式或游戏，见《史记》之《殷本纪》和《宋世家》，并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
[14]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称：殷周之变，乃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第二章
[1]子鱼反对人牲，见《左传・僖公十九年》。
[2]陈子亢反对人殉，见《礼记・檀弓下》。
[3]孔子说“为俑者不仁”，见《礼记・檀弓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见《孟子・梁惠王上》。
[4]周在克商之前“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5]张荫麟先生甚至认为，武王伐纣取得成功，另有两个原因。一是“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二是“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也就是武王利用了饥饿的力量，因掠夺粮食而发动战争。见《中国史纲》。
[6]周公说“我道惟宁王德延”，见《尚书・君》。
[7]卫和宋是殷和商的音变，见杨宽《西周史》。
[8]《周书・康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9]“德”在卜辞中被借用来表示“失”，见《古文字诂林》第二册第470页。
[10]何尊，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现藏宝鸡市博物馆。
[11]《诗・商颂・那》：“猗与那与，置我鼓。奏鼓简简，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鼓渊渊，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於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尝，汤孙之将。”
第三章
[1]东征将士的回忆，见《诗・豳风・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既破我斧，又缺我。周公东征，四国是。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2]《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成，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3]比如姜太公的齐国，就长期有两个姬姓的“上卿”，一个叫“国子”，一个叫“高子”，号称“二守”。
[4]实际上，国原本叫邦，比如“邦交”，比如“邦有道”或“邦无道”。后来，由于避汉高祖的讳，许多文献中的“邦”都改成了“国”。因此，叫“邦”，叫“国”，叫“邦国”，都没错。
[5]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度，可能要到西周中后期才成熟。
[6]王社、国社、侯社，见《礼记・祭法》。
第四章
[1]妾为女奴，见《古文字诂林》第三册第152页；女奴通称为妾，见《左传・僖公十七年》。
[2]季孙氏的这个家臣叫南蒯，事见《左传・昭公十二年》。
[3]“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见《左传・昭公七年》。
[4]周天下破产的过程和结果，是中华史第五卷要讲的事。
第五章
[1]事见《左传・昭公十四年》。
[2]详见拙著《闲话中国人》。
[3]关于这一点，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4]父母的年纪，必须挂在心上，还得“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见《论语・里仁》。
[5]君臣“和敬”，宗族“和顺”，父子“和亲”，见《礼记・乐记》。
[6]乡饮酒礼在清道光二十三年因经费原因被废。
[7]溱，读如真。溱水源出河南密县。洧，读如委。洧水即河南双洎河。洎读如既。《诗・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第六章
[1]自称“天下之王”的古亚述国王叫沙姆希・阿达德。
[2]请参看张建、袁园《巴比伦文明》，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
[3]关于中华文明和希腊文明的两只翅膀，请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
[4]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话，见卡西尔《人论》。
[5]帝舜和后夔的对话，见《尚书・舜典》。
[6]“天命无常”原作“天命靡常”，见《诗・大雅・文王》；“不易为王”原作“不易维王”，见《诗・大雅・大明》。
后记
[1]该书原名《走出美学的迷惘》，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后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作者邓晓芒。
[2]请参看拙撰《论中国文化的精神》，收入《中华文化研究》一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王国维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杨向奎称，没有周公，就没有礼乐文明和儒家思想，中华文明就会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陈来称，今天所谓“中国文化”，其基因和特点有许多都是在西周开始形成的，西周文化和周公思想形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古代宗教与伦理》）；启良称，周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先祖”（《中国文明史》）。
[4]周人重德，文献中屡见不鲜，如《尚书》之《泰誓》、《康诰》、《酒诰》、《召诰》、《多士》、《君》、《立政》，频繁出现“德”字，《诗经》和《左传》也有类似观念。
[5]见《尚书・盘庚》。
[6]明清时期的天坛，东西长1700米，南北宽1600米，总面积272万平方米。紫禁城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总面积72万平方米。天坛占地面积大约为紫禁城的四倍。但紫禁城的建筑物比天坛多几十倍。文献记载中，长安天坛也是皇宫的四倍。
[7]1949年10月2日，胡风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题目就叫《时间开始了》。至于中华文明真正开始的时间，当在西周。之前，应看作序曲。
周，是我们民族的青春期，既天真烂漫，也少年老成。
那杀身成仁的刺客，追求真爱的情人，英武自重的战士，忠于职守的人臣，
不卑不亢的使节，顺从民意的鬼神，无不表现出千古流芳的中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