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
武王砍下了纣王的脑袋，不等于拔掉了殷商的根子。生于忧患又偷天换日的周人，必须证明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权的合法性。
第一章
生于忧患
胜利者的惊悚
据说，殷纣王是自焚而死的。
据说而已，并无证据。[1]
没人知道他当时怎么想，也没人解释周武王为什么能在一片火海和焦土中找到纣王的尸身，并把他的脑袋割下来。这就正如没人知道埃及女王克娄帕特拉在跟屋大维打得不分上下时，为什么会突然撤出自己的舰队，抛下情郎安东尼，匆匆忙忙回到王宫自杀。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失败者就像水里的鱼，即便流泪也没人在意，更不会留下痕迹。
我们只知道，周武王甚至来不及脱下战袍，就借用商人的宗庙向皇天上帝和列祖列宗秉告胜利，并宣布接手政权，以“中国”自居了。[2]
当然，真正的开国大典，还必须以更盛大更隆重的祭祀仪式在周的京城举行。那时，他们将在天帝的身边看见早已去世的先祖文王，看见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正以欣慰的眼光，慈爱地看着自己表现出色的子孙。
然而周公却是心头一紧。[3]
周公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也是周文化和周制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在这样的仪式上，他诚惶诚恐是可能的，心存敬畏是可能的，庄严肃穆更是可能的，怎么会惊悚呢？莫非看见了什么？
正是。
他看见战败的殷商贵族，看见那些往日的人上人，正排着队伍毕恭毕敬地鱼贯而入。
一股悲凉之情，在周公心底油然而生。
也许还有酸楚。
是啊！想当年，殷商的祭祀何等气派而奢华。上百头的牛羊，数不清的酒具，琳琅满目的珠宝，还有献祭的活人。作为附庸小国的周，不也得派出代表助祭，规行矩步地行礼如仪，甚至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大开杀戒吗？然而现在，这些衣冠楚楚仪表堂堂的殷商贵族，却只能充当助理，拜祭周人的祖先。
天，真是说变就变！
据周公后来自己说，那一刻，他想了很多。他想，商的祖先，不也光荣伟大吗？商的子孙，不也万万千千吗？然而天命一旦改变，他们就成了这副德行。那么，我们周的子孙，会不会也有一天穿着别人的礼服，戴着别人的礼帽，跟在别人的后面，祭祀别人的祖宗？
完全可能。
周公清楚地记得，武王伐纣，出兵是在正月（子月），胜利是在二月（丑月），实际只用了三十多天。这实在太快了！如果他知道，后来全副现代化武装的美英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尚且用了五十六天，恐怕真会倒吸一口冷气。
高耸的楼台，为什么说倒就倒？铜铸的江山，为什么不堪一击？历史的悲剧，会不会再次重演？新生的政权，能不能长治久安？
周公忧心忡忡。
没错，皇天上帝的心思，谁也猜不透。他钟爱过夏，眷顾过商，现在又看好周，这可真是“天命无常”。看来，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的上帝选民”，也没有哪个君主是“铁定的天之骄子”。一切都会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变。
这就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必须以殷商的灭亡为教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居安思危。显然，在突如其来的胜利面前，周人没有骄傲得像得胜的公牛，反倒如同站在了薄冰之上、深渊之前，小心翼翼，战战兢兢。
这是一种忧患意识。
是的，忧患。事后，周公在他创作的赞美诗《文王》中，曾这样告诫自己的族人和同盟――
殷的贵胄来到了周京，
天的心思可真没有一定。
请把殷商当作明镜，
想想怎样保住天命，
保住万邦的信任。[4]
周人，为什么这样理智冷静？
也许，因为他们是农业民族。
泾渭之间
按照周人自己的说法，他们的始祖叫“弃”。
弃，是一个实在的人名，还是部族的族名？不清楚。但周人说他是一个人，母亲叫“姜”。姜因为踩到一个巨大的脚印，便怀孕生下了弃。据说，弃在尧舜的时代，担任过联盟的农业部长，叫“后稷”。后即领导，稷为谷子，后稷的意思，就是“主管农业”。为什么尧让弃主管农业呢？因为他是最早种谷子和麦子的人，被人们尊为农神。
弃，是三四千年前的“袁隆平”。
这当然是传说。但要说周族重农，则不成问题。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就是一块农田。事实上，夏商周能够轮流坐庄，先后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因为有先进的生产力撑腰。他们的优势，夏是水利技术，商是青铜技术，周是农业技术。周，是一个农业民族。
◎甲骨文的“周”（新1269）。
◎金文的“周”（德方鼎，王在成周）。
然而到夏文明衰落时，周人却放弃农业，把自己变成了游牧民族，“奔于戎狄之间”，直到公刘的时代才重归农业。公刘是人名，准确地说叫“刘”，公则是头衔，相当于王或侯。他应该是周人靠得住的始祖。号称“公刘”，则可能是这时周人已经建立了部落国家。
公刘之后若干代，是公父（读如胆）。公父的名字是父，公也是头衔。[5]他后来被追认为“太王”。父有三个儿子，老大太伯和老二虞仲据说是吴国的始祖。老三季历接班，被称为公季或王季。
季历的儿子就是周文王，文王的儿子则是武王。周族的世系，大约如下――
当然，所谓公刘的时代重归农业，也可能是周人的粉饰之词。实际情况，是之前他们文化落后，不被看作“诸夏”，而被看作“戎狄”。但不管怎么说，到公父时，他们迁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省岐山县），族名也开始叫“周”。
周原可是个好地方。
说起来周原也是“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之间”。这两条河，就是“泾渭分明”的泾水和渭水。这里土地肥沃，水草肥美，据说就连野菜都是甜的，猫头鹰叫起来都像唱歌。[6]移民到这里的周族，开荒种地，也放牧牛羊。《诗・小雅・无羊》这样唱道――
谁说你没有羊？
三百只喜洋洋。
谁说你没有牛？
七尺长九十头。
你的羊来了，
角和角挤在一起；
你的牛来了，
大耳朵摇来摇去。[7]
其实，早在公父之前三四百年的公刘时期，周已俨然农业大族。公刘是带着族民迁徙过的，但那显然是为了开拓进取。所以，他只带走了部分族民，还有一部分留在原地。留在原地的作了安顿，打算迁徙的准备充分。《诗・大雅・公刘》这样唱道――
不安于现状，
不安于小康。
划清田界，
装满谷仓。
备足干粮，
背起行囊。
干戈斧钺，
全副武装。
我们这才奔向远方。[8]
呵呵，他们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这是典型的农业民族风格。
是的，农业生产周期长，劳作苦，收获又没保证。不违农时是必需的，精耕细作是必需的，费心费力也是肯定的。然而秋收时节的一场暴雨或冰雹，便前功尽弃，颗粒无收。这就忧患，就理性，就必须精打细算，未雨绸缪，不可能像商业民族那样“豪赌”：既敢一掷千金，又能一本万利。
因此，一直在内陆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会像来自渤海岸边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着海风，带着贝壳，靠着青铜器和甲骨文，沉醉于科学、技术、预言和政治化巫术，把自己的文明演绎得浪漫而神奇，诡异而绚烂。
商与周，就像泾水和渭水。
这两种文明的风格差异，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待神和祖宗的方式――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考古发现证明，商的礼器多为酒器，周则多为食器。不难想象，周人的祭祀仪式要庄严肃穆得多。他们会严格按照礼制的规定，摆放好煮肉的鼎和盛饭的簋（读如鬼），在钟鸣声中默默与神共食，绝不会像商人那样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最后变成步履蹒跚的裸体舞会。[9]
哈！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
尼采说过，希腊艺术有两种精神：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又叫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感性精神。日神精神又叫阿波罗精神，即理性精神。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希腊文明的秘密所在。
如果借用这个说法来看待中华史，那么，商就是我们的狄俄尼索斯，周则是我们的阿波罗。所以，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只不过西周以后，周文化成了“主旋律”，商传统则变成“亚文化”，只能在南方地区和少数民族那里若隐若现。
商文化退居二线，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中华文明的底色，连同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都将被周人刷新。
农村包围城市
周人开始打商的主意，大约是在他们迁到岐下的时候。
这是周人自己说的。他们的赞美诗《诗・鲁颂・宫》（读如必），就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大王就是太王，即公父，也有学者认为是文王之父王季。总之，按照这个说法，周人似乎刚从部落变成部落国家，就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然而考古学的发现和史学家的研究都证明，周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其实跟商相距甚远。那么，他们靠什么成功？
谋划和经营。
第一步是“笼络友邦”。友邦包括诸羌和诸夏，代表分别是羌族的姜，夏族的召（读如绍）。周是以夏族自居的。他们与召族都姓姬，与姜族则是婚姻关系。弃的母亲，就是羌族女子姜。以后，姬姜世代通婚。父之妻是太姜，武王之妻是邑姜。西周天子，每隔一代就有一位姜姓的王后。姬周与姜，亲如一家。
相反，羌族跟商则是死敌。卜辞中经常提到，商人俘虏羌人，用来做献祭的牺牲品。所以周初三公，就是周公、召公和姜的太公。太公望是太师，周公旦是太傅，召公（读如是）是太保。
他们也都是炎黄子孙，因为炎帝姓姜，黄帝姓姬。
第二步是“经营南国”，包括周族和召族向南发展为周南和召南，也包括在江汉平原建立据点。还有东南吴国，开国君主是文王的两个伯父。他们跑到吴，据说是为了让位给文王的父亲。现在看来，说不定倒是父派出去的，目的是要抄殷商的后路。
周人的布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羽翼丰满的周人开始实施第三步，这就是“大挖墙脚”。文王号称西伯，成为商西霸主后不久，就毫不客气地灭了商的若干附庸国，比如密（甘肃灵台）、黎（山西上党）、（河南沁阳）、崇（陕西西安）。灭崇以后，他们还把那地方变成了自己的前线指挥部，叫“丰邑”。
这就几乎到了商的大门口，而且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势力范围或者同盟军，正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当然，这三分之二的天下，主要是农村。作为农业民族，也作为后起之秀，周人只能在商王鞭长莫及的农村做文章。物质财富、人力资源和精锐部队，仍然集中在城市，在商王的手里。
农村包围城市，能成功吗？
难讲。
周人不能不忧患。
也就在这时，他们完成了《周易》一书。古人说它是文王的作品，这当然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说《周易》产生于殷周之际，作《易》者“其有忧患”，是不错的。因为《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变”，主要内容则是六十四卦的演变。那么，你怎么知道老天爷变不变卦？
然而历史常常会有惊人之笔，事情的发展和变化也比人想象的快。就在周人从西、北、南三面包抄殷商时，东边的夷族也揭竿而起。东夷动手比西周早，殷纣王当然要先对付他们。结果，殷商虽然获胜，却实力大损，元气大伤。战败的夷人也心存怨恨。因为按照惯例，他们被俘后不是变成奴隶做牛做马，便是变成祭坛上的人肉包子。
周武王的机会到了。
武王信心满满。在多国部队的誓师大会上，他把握十足地对联军将士说：别看“受”（殷纣王）有亿兆夷人，没有一个跟他同心同德！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
我们不知道武王出兵前，有没有读他父王的遗著。如果他读了《易》，也许会在乾卦下面看见这样一句：“飞龙在天，利见大人。”[10]
是时候了，干吧！
新政权面临危机
胜利还是来得太快。
突如其来的胜利让周人措手不及。好在他们头脑清醒，很快就认清了形势，找到了对策。
且看天下大势。
当时的天下，大约有相当多的族群。商，就是由他们组成的
武王砍下了纣王的脑袋，不等于拔掉了殷商的根子。生于忧患又偷天换日的周人，必须证明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权的合法性。
第一章
生于忧患
胜利者的惊悚
据说，殷纣王是自焚而死的。
据说而已，并无证据。[1]
没人知道他当时怎么想，也没人解释周武王为什么能在一片火海和焦土中找到纣王的尸身，并把他的脑袋割下来。这就正如没人知道埃及女王克娄帕特拉在跟屋大维打得不分上下时，为什么会突然撤出自己的舰队，抛下情郎安东尼，匆匆忙忙回到王宫自杀。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失败者就像水里的鱼，即便流泪也没人在意，更不会留下痕迹。
我们只知道，周武王甚至来不及脱下战袍，就借用商人的宗庙向皇天上帝和列祖列宗秉告胜利，并宣布接手政权，以“中国”自居了。[2]
当然，真正的开国大典，还必须以更盛大更隆重的祭祀仪式在周的京城举行。那时，他们将在天帝的身边看见早已去世的先祖文王，看见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正以欣慰的眼光，慈爱地看着自己表现出色的子孙。
然而周公却是心头一紧。[3]
周公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也是周文化和周制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在这样的仪式上，他诚惶诚恐是可能的，心存敬畏是可能的，庄严肃穆更是可能的，怎么会惊悚呢？莫非看见了什么？
正是。
他看见战败的殷商贵族，看见那些往日的人上人，正排着队伍毕恭毕敬地鱼贯而入。
一股悲凉之情，在周公心底油然而生。
也许还有酸楚。
是啊！想当年，殷商的祭祀何等气派而奢华。上百头的牛羊，数不清的酒具，琳琅满目的珠宝，还有献祭的活人。作为附庸小国的周，不也得派出代表助祭，规行矩步地行礼如仪，甚至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大开杀戒吗？然而现在，这些衣冠楚楚仪表堂堂的殷商贵族，却只能充当助理，拜祭周人的祖先。
天，真是说变就变！
据周公后来自己说，那一刻，他想了很多。他想，商的祖先，不也光荣伟大吗？商的子孙，不也万万千千吗？然而天命一旦改变，他们就成了这副德行。那么，我们周的子孙，会不会也有一天穿着别人的礼服，戴着别人的礼帽，跟在别人的后面，祭祀别人的祖宗？
完全可能。
周公清楚地记得，武王伐纣，出兵是在正月（子月），胜利是在二月（丑月），实际只用了三十多天。这实在太快了！如果他知道，后来全副现代化武装的美英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尚且用了五十六天，恐怕真会倒吸一口冷气。
高耸的楼台，为什么说倒就倒？铜铸的江山，为什么不堪一击？历史的悲剧，会不会再次重演？新生的政权，能不能长治久安？
周公忧心忡忡。
没错，皇天上帝的心思，谁也猜不透。他钟爱过夏，眷顾过商，现在又看好周，这可真是“天命无常”。看来，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的上帝选民”，也没有哪个君主是“铁定的天之骄子”。一切都会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变。
这就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必须以殷商的灭亡为教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居安思危。显然，在突如其来的胜利面前，周人没有骄傲得像得胜的公牛，反倒如同站在了薄冰之上、深渊之前，小心翼翼，战战兢兢。
这是一种忧患意识。
是的，忧患。事后，周公在他创作的赞美诗《文王》中，曾这样告诫自己的族人和同盟――
殷的贵胄来到了周京，
天的心思可真没有一定。
请把殷商当作明镜，
想想怎样保住天命，
保住万邦的信任。[4]
周人，为什么这样理智冷静？
也许，因为他们是农业民族。
泾渭之间
按照周人自己的说法，他们的始祖叫“弃”。
弃，是一个实在的人名，还是部族的族名？不清楚。但周人说他是一个人，母亲叫“姜”。姜因为踩到一个巨大的脚印，便怀孕生下了弃。据说，弃在尧舜的时代，担任过联盟的农业部长，叫“后稷”。后即领导，稷为谷子，后稷的意思，就是“主管农业”。为什么尧让弃主管农业呢？因为他是最早种谷子和麦子的人，被人们尊为农神。
弃，是三四千年前的“袁隆平”。
这当然是传说。但要说周族重农，则不成问题。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就是一块农田。事实上，夏商周能够轮流坐庄，先后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因为有先进的生产力撑腰。他们的优势，夏是水利技术，商是青铜技术，周是农业技术。周，是一个农业民族。
◎甲骨文的“周”（新1269）。
◎金文的“周”（德方鼎，王在成周）。
然而到夏文明衰落时，周人却放弃农业，把自己变成了游牧民族，“奔于戎狄之间”，直到公刘的时代才重归农业。公刘是人名，准确地说叫“刘”，公则是头衔，相当于王或侯。他应该是周人靠得住的始祖。号称“公刘”，则可能是这时周人已经建立了部落国家。
公刘之后若干代，是公父（读如胆）。公父的名字是父，公也是头衔。[5]他后来被追认为“太王”。父有三个儿子，老大太伯和老二虞仲据说是吴国的始祖。老三季历接班，被称为公季或王季。
季历的儿子就是周文王，文王的儿子则是武王。周族的世系，大约如下――
当然，所谓公刘的时代重归农业，也可能是周人的粉饰之词。实际情况，是之前他们文化落后，不被看作“诸夏”，而被看作“戎狄”。但不管怎么说，到公父时，他们迁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省岐山县），族名也开始叫“周”。
周原可是个好地方。
说起来周原也是“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之间”。这两条河，就是“泾渭分明”的泾水和渭水。这里土地肥沃，水草肥美，据说就连野菜都是甜的，猫头鹰叫起来都像唱歌。[6]移民到这里的周族，开荒种地，也放牧牛羊。《诗・小雅・无羊》这样唱道――
谁说你没有羊？
三百只喜洋洋。
谁说你没有牛？
七尺长九十头。
你的羊来了，
角和角挤在一起；
你的牛来了，
大耳朵摇来摇去。[7]
其实，早在公父之前三四百年的公刘时期，周已俨然农业大族。公刘是带着族民迁徙过的，但那显然是为了开拓进取。所以，他只带走了部分族民，还有一部分留在原地。留在原地的作了安顿，打算迁徙的准备充分。《诗・大雅・公刘》这样唱道――
不安于现状，
不安于小康。
划清田界，
装满谷仓。
备足干粮，
背起行囊。
干戈斧钺，
全副武装。
我们这才奔向远方。[8]
呵呵，他们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这是典型的农业民族风格。
是的，农业生产周期长，劳作苦，收获又没保证。不违农时是必需的，精耕细作是必需的，费心费力也是肯定的。然而秋收时节的一场暴雨或冰雹，便前功尽弃，颗粒无收。这就忧患，就理性，就必须精打细算，未雨绸缪，不可能像商业民族那样“豪赌”：既敢一掷千金，又能一本万利。
因此，一直在内陆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会像来自渤海岸边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着海风，带着贝壳，靠着青铜器和甲骨文，沉醉于科学、技术、预言和政治化巫术，把自己的文明演绎得浪漫而神奇，诡异而绚烂。
商与周，就像泾水和渭水。
这两种文明的风格差异，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待神和祖宗的方式――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考古发现证明，商的礼器多为酒器，周则多为食器。不难想象，周人的祭祀仪式要庄严肃穆得多。他们会严格按照礼制的规定，摆放好煮肉的鼎和盛饭的簋（读如鬼），在钟鸣声中默默与神共食，绝不会像商人那样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最后变成步履蹒跚的裸体舞会。[9]
哈！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
尼采说过，希腊艺术有两种精神：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又叫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感性精神。日神精神又叫阿波罗精神，即理性精神。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希腊文明的秘密所在。
如果借用这个说法来看待中华史，那么，商就是我们的狄俄尼索斯，周则是我们的阿波罗。所以，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只不过西周以后，周文化成了“主旋律”，商传统则变成“亚文化”，只能在南方地区和少数民族那里若隐若现。
商文化退居二线，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中华文明的底色，连同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都将被周人刷新。
农村包围城市
周人开始打商的主意，大约是在他们迁到岐下的时候。
这是周人自己说的。他们的赞美诗《诗・鲁颂・宫》（读如必），就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大王就是太王，即公父，也有学者认为是文王之父王季。总之，按照这个说法，周人似乎刚从部落变成部落国家，就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然而考古学的发现和史学家的研究都证明，周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其实跟商相距甚远。那么，他们靠什么成功？
谋划和经营。
第一步是“笼络友邦”。友邦包括诸羌和诸夏，代表分别是羌族的姜，夏族的召（读如绍）。周是以夏族自居的。他们与召族都姓姬，与姜族则是婚姻关系。弃的母亲，就是羌族女子姜。以后，姬姜世代通婚。父之妻是太姜，武王之妻是邑姜。西周天子，每隔一代就有一位姜姓的王后。姬周与姜，亲如一家。
相反，羌族跟商则是死敌。卜辞中经常提到，商人俘虏羌人，用来做献祭的牺牲品。所以周初三公，就是周公、召公和姜的太公。太公望是太师，周公旦是太傅，召公（读如是）是太保。
他们也都是炎黄子孙，因为炎帝姓姜，黄帝姓姬。
第二步是“经营南国”，包括周族和召族向南发展为周南和召南，也包括在江汉平原建立据点。还有东南吴国，开国君主是文王的两个伯父。他们跑到吴，据说是为了让位给文王的父亲。现在看来，说不定倒是父派出去的，目的是要抄殷商的后路。
周人的布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羽翼丰满的周人开始实施第三步，这就是“大挖墙脚”。文王号称西伯，成为商西霸主后不久，就毫不客气地灭了商的若干附庸国，比如密（甘肃灵台）、黎（山西上党）、（河南沁阳）、崇（陕西西安）。灭崇以后，他们还把那地方变成了自己的前线指挥部，叫“丰邑”。
这就几乎到了商的大门口，而且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势力范围或者同盟军，正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当然，这三分之二的天下，主要是农村。作为农业民族，也作为后起之秀，周人只能在商王鞭长莫及的农村做文章。物质财富、人力资源和精锐部队，仍然集中在城市，在商王的手里。
农村包围城市，能成功吗？
难讲。
周人不能不忧患。
也就在这时，他们完成了《周易》一书。古人说它是文王的作品，这当然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说《周易》产生于殷周之际，作《易》者“其有忧患”，是不错的。因为《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变”，主要内容则是六十四卦的演变。那么，你怎么知道老天爷变不变卦？
然而历史常常会有惊人之笔，事情的发展和变化也比人想象的快。就在周人从西、北、南三面包抄殷商时，东边的夷族也揭竿而起。东夷动手比西周早，殷纣王当然要先对付他们。结果，殷商虽然获胜，却实力大损，元气大伤。战败的夷人也心存怨恨。因为按照惯例，他们被俘后不是变成奴隶做牛做马，便是变成祭坛上的人肉包子。
周武王的机会到了。
武王信心满满。在多国部队的誓师大会上，他把握十足地对联军将士说：别看“受”（殷纣王）有亿兆夷人，没有一个跟他同心同德！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
我们不知道武王出兵前，有没有读他父王的遗著。如果他读了《易》，也许会在乾卦下面看见这样一句：“飞龙在天，利见大人。”[10]
是时候了，干吧！
新政权面临危机
胜利还是来得太快。
突如其来的胜利让周人措手不及。好在他们头脑清醒，很快就认清了形势，找到了对策。
且看天下大势。
当时的天下，大约有相当多的族群。商，就是由他们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