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传奇》再版序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
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在上海已经过了时的蹦蹦戏，我一直想去看一次，只是找不到适当的人一同去；对这种破烂，低级趣味的东西如此感到兴趣，都不好意思向人开口。直到最近才发现一位太太，她家里谁都不肯冒暑陪她去看朱宝霞，于是我们一块儿去了。
拉胡琴的一开始调弦子，听着就有一种奇异的惨伤，风急天高的调子，夹着嘶嘶的嗄声。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塞上的风，尖叫着为空虚所追赶，无处可停留。一个穿蓝布大褂的人敲着竹筒打拍子，辣手地：“侉！侉！侉！”索性站到台前，离观众近一点，故意压倒了歌者：“侉！克哇！克哇！”一下一下不容情地砸下来，我坐在第二排，震得头昏眼花，脑子里许多东西渐渐地都给砸了出来，剩下的只有最原始的。在西北的寒窑里，人只能活得很简单，而这已经不容易了。剧中人声嘶力竭与胡琴的酸风与梆子的铁拍相斗。扮作李三娘的一个北方少女，黄着脸，不搽一点胭脂粉，单描了墨黑的两道长眉，挑着担子汲水去，半路怨苦起来：“虽然不比王三姐”两眼定定地望着地，一句一句认真地大声喊出。正在井台上取水，“在马上忽闪出了一小将英豪”，是她的儿子，母子凑巧相会，彼此并不认识。
后来小将军开始怀疑这“贫妇”就是他的母亲，因而查问她的家世，“你父姓甚名谁？你母何人？你兄何人？”她一一回答，她把我读作“哇”，连嫂子的来历也交代清楚，“哇嫂张氏”黄土窟里住着，外面永远是飞沙走石的黄昏，寒缩的生存也只限于这一点；父亲是什么人，母亲是什么人，哥哥，嫂嫂可记的很少，所以记得牢牢的。
正戏之前还有一出谋杀亲夫的玩笑戏，荡妇阔大的脸上塌着极大的两片胭脂，连鼻翅都搽红了，只留下极窄的一条粉白的鼻子，这样装出来的希腊风格的高而细的鼻梁与她宽阔的脸很不相称，水汪汪的眼睛仿佛生在脸的两边，近耳朵，像一头兽。她嘴里有金牙齿，脑后油腻的两绺青丝一直垂到腿弯，妃红衫袖里露出一截子黄黑，滚圆的肥手臂。她丈夫的冤魂去告状，轿子里的官员得到报告说：“有旋风拦道。”官问：“是男旋女旋？”捕快仔细观察一下，答是“男旋”。官便吩咐他去“追赶旋风，不得有误”。追到一座新坟上，上坟的小寡妇便被拘捕。她跪着解释她丈夫有一天晚上怎样得病死的，百般譬喻，官仍旧不明白。
她唱道：“大人哪！谁家的灶门里不生火？哪一个烟囱里不冒烟？”观众喝彩了。
蛮荒世界里得势的女人，其实并不是一般人幻想中的野玫瑰，燥烈的大黑眼睛，比男人还刚强，手里一根马鞭子，动不动抽人一下，那不过是城里人需要新刺激，编造出来的。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
所以我觉得非常伤心了。常常想到这些，也许是因为威尔斯的许多预言。从前以为都还远着呢，现在似乎并不很远了。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书再版的时候换了炎樱画的封面，像古绸缎上盘了深色云头，又像黑压压涌起了一个潮头，轻轻落下许多嘈切嘁嚓的浪花。
细看却是小的玉连环，有的三三两两勾搭住了，解不开；有的单独像月亮，自归自圆了；有的两个在一起，只淡淡地挨着一点，却已经事过境迁――用来代表书中人相互间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炎樱只打了草稿。为那强有力的美丽的图案所震慑，我心甘情愿地像描红一样地一笔一笔临摹了一遍。生命也是这样的罢――它有它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所以西洋有这句话：“让生命来到你这里。”这样的屈服，不像我的小说里的人物的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还是凄哀的。
（一九四四年九月）
炎樱语录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很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我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她原来的话是：（“Ｔｗｏａｒｍｆｕｌｓ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ｎｏａｒｍｆｕｌ。”）
关于加拿大的一胎五孩，炎樱说：“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
炎樱描写一个女人的头发，“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
炎樱在报摊子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
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有人说：“我本来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偏现在打仗了。”炎樱说：“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我很乐观。”
炎樱买东西，付帐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二十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
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妹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罢。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告诉她附近那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炎樱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
中国人有这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炎樱说：“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她这句话是写在作文里面的，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的神父。她这种大胆，任何以大胆著名的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
炎樱也颇有做作家的意思，正在积极学习华文。在马路上走着，一看见店铺招牌，大幅广告，她便停住脚来研究，随即高声读起来：“大什么昌。老什么什么。‘表’我认得，‘飞’我认得――你说‘鸣’是鸟唱歌？但是‘表飞鸣’是什么意思？‘咖啡’的‘咖’是什么意思？”
中国字是从右读到左的，她知道。可是现代的中文有时候又是从左向右。每逢她从左向右读，偏偏又碰着从右向左。
中国文字奥妙无穷，因此我们要等这位会说俏皮话，而于俏皮话之外还另有使人吃惊的思想的文人写文章给我们看，还得等些时。
（一九四四年九月）
散 戏闭幕后的舞台突然小了一圈。在硬黄的灯光里，只有一面可以看看的桌椅橱柜显得异常简陋。演员都忙着卸装去了，南宫幌手扶着纸糊的门，单只地在台上逗留了一会。
刚才她真不错，她自己有数。门开着，射进落日的红光。
她伸手在太阳里，细瘦的小红手，手指头燃烧起来像迷离的火苗。在那一刹那她是女先知，指出了路。她身上的长衣是谨严的灰色，可是大襟上有个钮扣没扣上，翻过来，露出大红里子，里面看不见的地方也像在那里火腾腾烧着。说：“我们这就出去――立刻！”
此外还说了许多别的，说的是些什么，全然没有关系。普通在一出戏里，男女二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会面了的时候，剧作者想让他们讲两句适当的话，总感到非常困难，结果还是说到一只小白船，扯上了帆，飘到天边的美丽的岛上去，再不就说起受伤的金丝雀，较聪明的还可以说：“看哪！月亮出来了。”于是两人便静静地看月亮，让伴奏的音乐来说明一切。
南宫幌的好处就在这里――她能够说上许多毫无意义的话而等于没开口。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沉寂；她的手势里有一种从容的礼节，因之，不论她演的是什么戏，都成了古装戏。
出了戏院，夜深的街上，人还未散尽。她雇到一辆黄包车，讨价四十元，她翻翻皮夹子，从家里出来得太匆忙，娘姨拦住她要钱，台灯的扑落坏了，得换一只。因此皮夹里只剩下了三十元。她便还价，给他三十。
她真是个天才艺人，而且，虽说年纪大了几岁，在台上还是可以看看的。娘姨知道家里的太太是怎样的一个人么？娘姨只知道她家比一般人家要乱一点，时常有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来，坐着不走，吃零嘴，作践房间，疯到深更半夜。主人主母的随便与不懂事，大约算是学生派。其他也没有什么与人不同之处。
有时候南宫幌也觉得娘姨所看到的就是她的私生活的全部。其他也没有什么了。
黄包车一路拉过去，长街上的天像无底的深沟，阴阳交界的一条沟，隔开了家和戏院。
头上高高挂着路灯，深口的铁罩子，灯罩里照得一片雪白，三节白的，白的耀眼。黄包车上的人无声地滑过去，头上有路灯，一盏接一盏，无底的阴沟里浮起了阴间的月亮，一个又一个。
是怎么一来变得什么都没有了呢？南宫幌和她丈夫是恋爱结婚的，而且――是怎样的恋爱呀！两人都是献身剧运的热情的青年，为了爱，也自杀过，也恐吓过，说要走到辽远的，辽远的地方，一辈子不回来了。是怎样的炮烙似的话呀！
是怎样的伤人的小动作；辛酸的，永恒的手势！至今还没有一个剧作者写过这样好的戏。报纸上也纷纷议论他们的事，那是助威的锣鼓，中国的戏剧的传统里，锣鼓向来是打得太响，往往淹没了主角的大段唱词，但到底不失为热闹。
现在结了婚上十年了，儿女都不小了，大家似乎忘了从前有过这样的事，尤其是她丈夫。偶尔提醒他一下，自己也觉得难为情，仿佛近于无赖。总之，她在台下是没有戏给人看了。
黄包车夫说：“海格路到了。”南宫幌道：“讲好的，静安寺路海格路。”车夫道：“呵，静安寺路海格路！静安寺路海格路！加两钿罢！”南宫幌不耐烦，叫他停下来，把钱给了他，就自己走回家去。
街上的店铺全都黑沉沉地，惟有一家新开的木器店，虽然拉上了铁栅栏，橱窗里还是灯火辉煌，两个伙计立在一张镜面油漆大床的两边，拉开了鹅黄锦缎绣花床罩，整顿里面的两只并排的枕头。难得让人看见的――专门摆样的一张床，原来也有铺床叠被的时候。
南宫幌在玻璃窗外立了一会，然后继续往前走，很有点掉眼泪的意思，可是已经到家了。
（一九四四年九月）
忘不了的画有些图画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其中只有一张是名画，果庚的《永远不再》。一个夏威夷女人裸体躺在沙发上，静静听着门外的一男一女一路说着话走过去。门外的玫瑰红的夕照里的春天，雾一般地往上喷，有升华的感觉，而对于这健壮的，至多不过三十来岁的女人，一切都完了。女人的脸大而粗俗，单眼皮，她一手托腮，把眼睛推上去，成了吊梢眼，也有一种横泼的风情，在上海的小家妇女中时常可以看到的，于我们颇为熟悉。身子是木头的金棕色。棕黑的沙发，却画得像古铜，沙发套子上现出青白的小花，罗甸样地半透明。嵌在暗铜背景里的户外天气则是彩色玻璃，蓝天，红蓝的树，情侣，石栏杆上站着童话里的稚拙的大鸟。玻璃，铜，与木，三种不同的质地似乎包括了人手扪得到的世界的全部，而这是切实的，像这女人。想必她曾经结结实实恋爱过，现在呢，《永远不再》了。虽然她睡的是文明的沙发，枕的是柠檬黄花布的荷叶边枕头，这里面有一种最原始的悲怆。不像在我们的社会里，年纪大一点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传奇》再版序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
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在上海已经过了时的蹦蹦戏，我一直想去看一次，只是找不到适当的人一同去；对这种破烂，低级趣味的东西如此感到兴趣，都不好意思向人开口。直到最近才发现一位太太，她家里谁都不肯冒暑陪她去看朱宝霞，于是我们一块儿去了。
拉胡琴的一开始调弦子，听着就有一种奇异的惨伤，风急天高的调子，夹着嘶嘶的嗄声。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塞上的风，尖叫着为空虚所追赶，无处可停留。一个穿蓝布大褂的人敲着竹筒打拍子，辣手地：“侉！侉！侉！”索性站到台前，离观众近一点，故意压倒了歌者：“侉！克哇！克哇！”一下一下不容情地砸下来，我坐在第二排，震得头昏眼花，脑子里许多东西渐渐地都给砸了出来，剩下的只有最原始的。在西北的寒窑里，人只能活得很简单，而这已经不容易了。剧中人声嘶力竭与胡琴的酸风与梆子的铁拍相斗。扮作李三娘的一个北方少女，黄着脸，不搽一点胭脂粉，单描了墨黑的两道长眉，挑着担子汲水去，半路怨苦起来：“虽然不比王三姐”两眼定定地望着地，一句一句认真地大声喊出。正在井台上取水，“在马上忽闪出了一小将英豪”，是她的儿子，母子凑巧相会，彼此并不认识。
后来小将军开始怀疑这“贫妇”就是他的母亲，因而查问她的家世，“你父姓甚名谁？你母何人？你兄何人？”她一一回答，她把我读作“哇”，连嫂子的来历也交代清楚，“哇嫂张氏”黄土窟里住着，外面永远是飞沙走石的黄昏，寒缩的生存也只限于这一点；父亲是什么人，母亲是什么人，哥哥，嫂嫂可记的很少，所以记得牢牢的。
正戏之前还有一出谋杀亲夫的玩笑戏，荡妇阔大的脸上塌着极大的两片胭脂，连鼻翅都搽红了，只留下极窄的一条粉白的鼻子，这样装出来的希腊风格的高而细的鼻梁与她宽阔的脸很不相称，水汪汪的眼睛仿佛生在脸的两边，近耳朵，像一头兽。她嘴里有金牙齿，脑后油腻的两绺青丝一直垂到腿弯，妃红衫袖里露出一截子黄黑，滚圆的肥手臂。她丈夫的冤魂去告状，轿子里的官员得到报告说：“有旋风拦道。”官问：“是男旋女旋？”捕快仔细观察一下，答是“男旋”。官便吩咐他去“追赶旋风，不得有误”。追到一座新坟上，上坟的小寡妇便被拘捕。她跪着解释她丈夫有一天晚上怎样得病死的，百般譬喻，官仍旧不明白。
她唱道：“大人哪！谁家的灶门里不生火？哪一个烟囱里不冒烟？”观众喝彩了。
蛮荒世界里得势的女人，其实并不是一般人幻想中的野玫瑰，燥烈的大黑眼睛，比男人还刚强，手里一根马鞭子，动不动抽人一下，那不过是城里人需要新刺激，编造出来的。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
所以我觉得非常伤心了。常常想到这些，也许是因为威尔斯的许多预言。从前以为都还远着呢，现在似乎并不很远了。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书再版的时候换了炎樱画的封面，像古绸缎上盘了深色云头，又像黑压压涌起了一个潮头，轻轻落下许多嘈切嘁嚓的浪花。
细看却是小的玉连环，有的三三两两勾搭住了，解不开；有的单独像月亮，自归自圆了；有的两个在一起，只淡淡地挨着一点，却已经事过境迁――用来代表书中人相互间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炎樱只打了草稿。为那强有力的美丽的图案所震慑，我心甘情愿地像描红一样地一笔一笔临摹了一遍。生命也是这样的罢――它有它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所以西洋有这句话：“让生命来到你这里。”这样的屈服，不像我的小说里的人物的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还是凄哀的。
（一九四四年九月）
炎樱语录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很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我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她原来的话是：（“Ｔｗｏａｒｍｆｕｌｓ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ｎｏａｒｍｆｕｌ。”）
关于加拿大的一胎五孩，炎樱说：“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
炎樱描写一个女人的头发，“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
炎樱在报摊子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
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有人说：“我本来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偏现在打仗了。”炎樱说：“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我很乐观。”
炎樱买东西，付帐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二十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
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妹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罢。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告诉她附近那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炎樱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
中国人有这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炎樱说：“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她这句话是写在作文里面的，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的神父。她这种大胆，任何以大胆著名的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
炎樱也颇有做作家的意思，正在积极学习华文。在马路上走着，一看见店铺招牌，大幅广告，她便停住脚来研究，随即高声读起来：“大什么昌。老什么什么。‘表’我认得，‘飞’我认得――你说‘鸣’是鸟唱歌？但是‘表飞鸣’是什么意思？‘咖啡’的‘咖’是什么意思？”
中国字是从右读到左的，她知道。可是现代的中文有时候又是从左向右。每逢她从左向右读，偏偏又碰着从右向左。
中国文字奥妙无穷，因此我们要等这位会说俏皮话，而于俏皮话之外还另有使人吃惊的思想的文人写文章给我们看，还得等些时。
（一九四四年九月）
散 戏闭幕后的舞台突然小了一圈。在硬黄的灯光里，只有一面可以看看的桌椅橱柜显得异常简陋。演员都忙着卸装去了，南宫幌手扶着纸糊的门，单只地在台上逗留了一会。
刚才她真不错，她自己有数。门开着，射进落日的红光。
她伸手在太阳里，细瘦的小红手，手指头燃烧起来像迷离的火苗。在那一刹那她是女先知，指出了路。她身上的长衣是谨严的灰色，可是大襟上有个钮扣没扣上，翻过来，露出大红里子，里面看不见的地方也像在那里火腾腾烧着。说：“我们这就出去――立刻！”
此外还说了许多别的，说的是些什么，全然没有关系。普通在一出戏里，男女二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会面了的时候，剧作者想让他们讲两句适当的话，总感到非常困难，结果还是说到一只小白船，扯上了帆，飘到天边的美丽的岛上去，再不就说起受伤的金丝雀，较聪明的还可以说：“看哪！月亮出来了。”于是两人便静静地看月亮，让伴奏的音乐来说明一切。
南宫幌的好处就在这里――她能够说上许多毫无意义的话而等于没开口。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沉寂；她的手势里有一种从容的礼节，因之，不论她演的是什么戏，都成了古装戏。
出了戏院，夜深的街上，人还未散尽。她雇到一辆黄包车，讨价四十元，她翻翻皮夹子，从家里出来得太匆忙，娘姨拦住她要钱，台灯的扑落坏了，得换一只。因此皮夹里只剩下了三十元。她便还价，给他三十。
她真是个天才艺人，而且，虽说年纪大了几岁，在台上还是可以看看的。娘姨知道家里的太太是怎样的一个人么？娘姨只知道她家比一般人家要乱一点，时常有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来，坐着不走，吃零嘴，作践房间，疯到深更半夜。主人主母的随便与不懂事，大约算是学生派。其他也没有什么与人不同之处。
有时候南宫幌也觉得娘姨所看到的就是她的私生活的全部。其他也没有什么了。
黄包车一路拉过去，长街上的天像无底的深沟，阴阳交界的一条沟，隔开了家和戏院。
头上高高挂着路灯，深口的铁罩子，灯罩里照得一片雪白，三节白的，白的耀眼。黄包车上的人无声地滑过去，头上有路灯，一盏接一盏，无底的阴沟里浮起了阴间的月亮，一个又一个。
是怎么一来变得什么都没有了呢？南宫幌和她丈夫是恋爱结婚的，而且――是怎样的恋爱呀！两人都是献身剧运的热情的青年，为了爱，也自杀过，也恐吓过，说要走到辽远的，辽远的地方，一辈子不回来了。是怎样的炮烙似的话呀！
是怎样的伤人的小动作；辛酸的，永恒的手势！至今还没有一个剧作者写过这样好的戏。报纸上也纷纷议论他们的事，那是助威的锣鼓，中国的戏剧的传统里，锣鼓向来是打得太响，往往淹没了主角的大段唱词，但到底不失为热闹。
现在结了婚上十年了，儿女都不小了，大家似乎忘了从前有过这样的事，尤其是她丈夫。偶尔提醒他一下，自己也觉得难为情，仿佛近于无赖。总之，她在台下是没有戏给人看了。
黄包车夫说：“海格路到了。”南宫幌道：“讲好的，静安寺路海格路。”车夫道：“呵，静安寺路海格路！静安寺路海格路！加两钿罢！”南宫幌不耐烦，叫他停下来，把钱给了他，就自己走回家去。
街上的店铺全都黑沉沉地，惟有一家新开的木器店，虽然拉上了铁栅栏，橱窗里还是灯火辉煌，两个伙计立在一张镜面油漆大床的两边，拉开了鹅黄锦缎绣花床罩，整顿里面的两只并排的枕头。难得让人看见的――专门摆样的一张床，原来也有铺床叠被的时候。
南宫幌在玻璃窗外立了一会，然后继续往前走，很有点掉眼泪的意思，可是已经到家了。
（一九四四年九月）
忘不了的画有些图画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其中只有一张是名画，果庚的《永远不再》。一个夏威夷女人裸体躺在沙发上，静静听着门外的一男一女一路说着话走过去。门外的玫瑰红的夕照里的春天，雾一般地往上喷，有升华的感觉，而对于这健壮的，至多不过三十来岁的女人，一切都完了。女人的脸大而粗俗，单眼皮，她一手托腮，把眼睛推上去，成了吊梢眼，也有一种横泼的风情，在上海的小家妇女中时常可以看到的，于我们颇为熟悉。身子是木头的金棕色。棕黑的沙发，却画得像古铜，沙发套子上现出青白的小花，罗甸样地半透明。嵌在暗铜背景里的户外天气则是彩色玻璃，蓝天，红蓝的树，情侣，石栏杆上站着童话里的稚拙的大鸟。玻璃，铜，与木，三种不同的质地似乎包括了人手扪得到的世界的全部，而这是切实的，像这女人。想必她曾经结结实实恋爱过，现在呢，《永远不再》了。虽然她睡的是文明的沙发，枕的是柠檬黄花布的荷叶边枕头，这里面有一种最原始的悲怆。不像在我们的社会里，年纪大一点